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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有巴黎卢浮宫，日本有东京国立博物馆，但在这个世界上，却有两个故宫博物院。
“两个故宫”是东亚近代史的产物。故宫的魅力根源，来自于数次奇迹似的历史转折。两岸故宫不只是珍奇、瑰丽的宝库，更呈现出政治权力与文化深层结构的样貌。“两个故宫”的存在，串联了什么历史情结？潜藏了多少政治人物的历史思维？
《朝日新闻》资深记者、“中华圈的专家”野岛刚，历时五年，奔波全球亲身采访，从政治、外交的独特角度梳理了两个故宫的世纪纠缠。
野岛刚，1968年生，上智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作为朝日新闻外派记者长期滞留过新加坡、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其后担任东京总社政治部记者，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采访报导华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议题，目前担任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长年采访和撰写有关中华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方面资讯。出版过《伊拉克战争从军记》（2003），近期作品有《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银轮巨人捷安特》。
序章 什么是故宫？什么是文物？
二十年前对于台北故宫的不协调印象
蒋介石决定把文物运到台湾
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的故宫命运
故宫与其他世界性博物馆的不同之处
变革季节的到来
故宫日本展的启动
故宫大厅被大陆游客淹没
第一章 民进党未完成的美梦——故宫改革
民进希望改变故宫定位
表现改革精神的电影
陈水扁起用的院长
在“华夷思想”影响下的孤岛
被钉在南部的“改革”之钥——“故宫南院”
第三位院长是女性
围绕文化行政的主导权拉开女人的战争
被国民党阻止的行动
陈水扁的密访
“被中华中心主义的铜墙铁壁阻挡”
第二章 文物流失——是丧失？还是获得？
中国朝代的盛衰与文物
文物流失的主角——“末代皇帝”
香港展出的溥仪的首饰
文物流出将中华文化传播至世界
在日本关西开花结果的中国艺术沙龙
第三章 漂泊的文物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文物命运
首次故宫海外展览大获成功
大陆向西再向西
南京和北京迄今仍“互不相让”
第四章 文物到台湾
遍寻不着蒋介石对故宫的想法
因国共内战急转直下的文物命运
与文物一起渡海的人
第二批文物也包括世界最大规模的丛书《四库全书》
是“造反者”？还是英雄？
第五章 迈入“两个故宫的时代”
台北故宫为何称为“中山博物院”？
台北故宫建筑与当时的国际情势
现在已经荒废的北沟仓库遗址
探究设计者的心路历程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浪潮
日本人寄赠的文物
北京故宫的进展
第六章 中华复兴的浪潮——国宝回流
香港出现圆明园的掠夺品
参与回流的特殊人士
一扫圆明园遗恨的人
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巴黎鼠像拍卖会
要求返还文物的中国国内动向
归还运动的结果
第七章 故宫会达成统一吗？
记者会上两位故宫院长的反应
两岸关系改善后台北故宫的“反向操作”
“南院”的命运如风中之烛
另怀心思地展开交流
下一个目标——“日本展”
唤动李登辉的司马辽太郎
平山郁夫有志未竟成
民主党政权的混乱引发再度触礁
秘藏在文物里的价值观
后记
附录1 本书主要人物
附录2 故宫以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之主要大事
附录3 参考图书、新闻报导一览表
两个故宫交流的频繁促进了《富春山居图》的台湾合展
元朝有位书法家黄公望（1269—1354），他是江南地方的汉人，行政能力很强，在地方政府当官，但是当时是蒙古人统治天下，汉人不免怀才不遇。于是他四十岁就辞官，专心书画。在七十九岁时花了三年的时间画出，《富春山居图》，后来成为元代的代表性名画。到了明朝末年，《富春山居图》流落到吴姓员外的手中，他交代家人自己死后要像皇帝一样“把画一起烧了”，家人遵照他的遗嘱要烧画时，其中一个家人无来由的觉得“烧了很可惜”，因此在烧了一部分之后，又抢救了一部分回来。
《富春山居图》画卷全长七米，烧了部分后分成两半，分别流传于世，一半在台北故宫，一半在中国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着。
2010年3月中旬，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记者会上，特别提到了这张画：“我希望两幅画能合成一幅画。”大陆丢出了球，台湾方面则回应：“正在规划黄公望的特别画展，希望向大陆借出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另一半画作。”双方你来我往的对话，像是套好招的表演，着实感受到文化在政治上的“效用”。温家宝的发言产生了效果，
2011年6月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富春山居图》终于运抵台湾，成功在台北故宫举办了特展。
“单一文明”的收藏理念让故宫与世界其他博物馆大不同
故宫是个不可思议的博物馆，从展示品的角度也可以看出这点。
台北故宫自称是“世界四大博物（美术）馆之一”。世界四大博物馆除了台北故宫以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若再加上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也有“五大博物馆”的说法。无论怎么说，台北故宫具有亚洲第一博物馆的地位，这评价在世界上是屹立不摇的。但是如果检视收藏品的内容，我们必须指出，台北故宫与世界其他博物馆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卢浮宫、大英、大都会等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不仅是西洋的东西，还含括中东、亚洲、非洲等地的文物，绝非浪得“博物”之名，他们多元的收藏值得夸耀。虽说收藏品亦背负了殖民地经营及侵略的负面历史，但这也无损于博物馆的价值。
另一方面，在台北和北京的故宫会看到一点点欧美的绘画或雕刻，但是几乎看不到中华文物以外的其他亚洲各国文物。也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朝鲜、东南亚等使节赠送或进贡的礼物。这里有的是仅以中华文化为对象的“单一文化”博物馆。
中华二字含有“璀璨世界文明中心”的含义，从各种层面，卓越的中华王朝政治向世界扩散之际，借由礼仪、道义等优良文化来感化蛮夷异族，他们便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员。这种华夷思想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概念之一。相对来说，也意味着“除了中华文化以外，其他的无甚价值可言”的排外思想，尤其在儒学上，对于华夷之别有着严谨的态度。
中华世界里“文化”与日本“三种神器”的相似之处
谈到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日本人会想到“三种神器”。琼琼杵尊是日本传说中的开国之神，天照大神授予他三种神器：镜、玉、剑。为何这三种神器象征着历代天皇继承皇位呢？那是因为在神话里，确立了拥有这三种神器的人才是真命天子。可以推断的是，在古代日本的草创时期，这个神话里开始出现将“唯我天皇拥有三种神器”当作政治权力的证明。
例如日本南北朝时代是三种神器价值被提升到最高的时期，南朝和北朝两方势力互相争夺三种神器，政治权力愈是不安定，人们愈想追求文化带来的“公信力”。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故宫文物就是“三种神器”。近代中国在动荡中，展开历史上最浩大的文物运送征程，最后还横渡海峡。可见蒋介石不肯将故宫文物放手的决心之大。
在中华文明里，文化被定位成有特殊的意义，政治守护了文化。我想正因为有了政治的庇护，即使在战乱中，也能发生守护文物的“奇迹”。
故宫大厅中与孙中山合影的大陆游客让人心生感慨
我在台湾担任特派员期间，造访故宫至少二十次以上。在2010年4月离开台湾前，我特别去故宫“道别”。我当时目击的画面，象征了故宫的现状。
淹没大厅的大批大陆观光客围着坐镇大厅的“国父”孙中山铜像热情地按下相机快门。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大概没什么兴趣和孙中山铜像照相，但是在含括中国大陆、台湾的中华世界里，孙中山无疑是最受尊敬人物的第一人选。
大陆观光客造访故宫，起因于2008年5月诞生的马英九政权与大陆开始改善关系。马政府以每日三千人为上限，同意大陆游客造访 “宝岛”台湾。涌入故宫的大陆游客人数已超越了日本人，他们抢购故宫博物院纪念品，台北故宫的收支状况也因此受惠。
台北故宫的建筑物，据传是仿照位于中国南京孙中山陵寝“中山陵”所建，建筑物的正式名称用孙中山的名讳取为“中山博物院”。正面入口的大门上也写着孙中山的墨宝“天下为公”，落成典礼选在孙中山1965年11月12日的百岁冥诞时举行。台北故宫的孙中山铜像是委托法国著名雕刻家保罗·兰多斯基（Paul Landowski）制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巨大耶稣雕像也是他的作品。民进党政权曾在2004年把孙中山的铜像从正面门厅移走，就放在户外风吹雨打。国民党政权在取得政权之后，立刻修复铜像，2010年起改放在展示馆的正面，孙中山像成功“复活”。复活的孙中山铜像与聚集在此的大陆观光客，说明了政治对于文化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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