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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过去30多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之后，再次站到一个历史关口，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维持。2011年以来的诸多事实表明潜在经济增长率正在出现下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变为未来的中速增长阶段。
无论是过去的高速增长还是未来的中速增长，都离不开改革的红利的推动。重启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是确保这一转换平稳着陆的关键。长期从事中国经济改革报道的王尔德先生，近三年采访了多位国内外从事改革的一线官员和参与改革的重要学者，共议中国改革大计，为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见。
王尔德，《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长期沉浸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对于中国经济政策出台流程的每一个节点，均有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不论是提出建议的民间学者，出谋划策的政府智囊，还是负责政策具体执行的各界官员，均能与王尔德先生推心置腹畅谈关于改革的最真实想法。
序一：“幸福”竟如此简单
序二：以智识参与改革进程
序三：一窥改革之艰难
第一章 名家论改革
罗伯特·希勒：中国应制定应对贫富差距的长期规划
金融民主化可以降低社会不平等
金融创新并非过度，而是不足
建议中国政府编制不平等指数
吴敬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
政治制度
上篇：回顾
捅破市场经济这层纸很不容易
1991年中央召开11次座谈会是大讨论的高潮
致信中央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
“十四大”正式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下篇：方向
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新改革共识可以形成
郑永年：不改革，就被改革
改革不是简单地打倒既得利益者
现阶段主体改革应是社会改革
社会改革存在战略机遇期
集体“南巡”面对未来
国有企业的边界亟待厘定
城市化不应当只是土地的城市化
何怀宏：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良序的最重要标准
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优劣最优先、最重要的标准
通过公开讨论去影响旁观者
期待“三纵三横”合流
青木昌彦：日本城镇化启示录
农业人口占比低于20%，增长将放缓
日本如何克服城市公害
应把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联系起来
杰里米·里夫金：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端
不同意《经济学人》的看法
中国应吸取美国的教训
助力亚洲政治联盟的形成
第二章 改革进程
江春泽：市场经济体制是通往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从沉重的教条禁锢中解脱出来”
与“南方讲话”精神一致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进一步合理化
涂俏：袁庚--改革开放马前卒
每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
“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
先默默地干，而不是大张旗鼓地谈
第三章 全面改革
姚洋：政府应从生产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下一步改革应从户籍改革入手
提高教育水平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从生产型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
杨伟民：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再造河山
提供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的四个平台
空间管制并不违反市场原则
“生态产品”为解决生态补偿提供依据
陶然：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是土地制度改革
经济下行是长期矛盾和短期矛盾的集中爆发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风险加大
改革的时机与顺序问题
范剑平：新型城镇化首先是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的背景
新型城镇化的两大挑战
农民应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最大受益者
侯永志：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权责的构想
政府间关系存在五个问题
优化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的具体构想
增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自主性平衡能力
研究制定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专门法案
李毅中：工业改革需要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中国工业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不够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进行机制改革
引入主体功能区破解地方重复布局问题
中国制造业应向高端发展
林喆：社会管理创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改变“大国家、小社会”的格局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
朱光耀：税收政策对于改革的参与
税收授权法案只限于个案
研究新税制是最重大的课题
支持开征碳税
张国宝：能源改革，需要更多勇气
水电还应发展，但要有序
能源发展缺口主要还得靠核电
风电多上网在于电网扭转做法
内蒙古窝电如何破解？
拆分电网无助于电网监管
我是赞成上特高压的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难题
改良还是改革？任凭后人评说
杨朝飞：必须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建议“按日计罚”
治理大气污染不应靠运动
建议修法“按日计罚”
增加市场化治理手段
鼓励信息公开和民众参与
骆建华：2040年中国生态可能实现良性循环
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挑战前所未有
提出污染物总量减排时间表
第四章 道与术
刘民权：未来十年应以公平促发展
公平与发展并不对立
大国效应及其影响
发展应与公平并进
马丁·雅克：历史发展不存在“看得见的手”
中国选择在经济上先行是对的
中国未来发展需解决分配公平问题
中国的软实力还很有限
黄群慧：应对国企分三类进行改革治理
“盈利性使命”与“公共政策性使命”冲突
将115家央企分为三类监管
国企领导人应“分层分类管理”
丁耘：希望2049年的中国有盛世气象
文化的辉煌仍需百年
“中道”或者“时中”
如何理解传统
新的传统的独立性
第五章 速度与质量
马丁·李：经济增长质量是未来中国最大的挑战
未来不仅仅要解决温饱
小康社会是提高增长质量的探索
刘世锦：中国未来几年将进入6%～7%的中速增长期
6%～7%的中速增长仍是不低的速度
高度重视抑制泡沫和打破垄断
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要素组合优势
“技术中立”是政府的明智之举
政府应致力于解决创新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
刘树成：巩固和发展好当前经济适度回升的态势
未来五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在8%～9%之间
经济增长率下移渐变，而非突变
20年来第三次回升
2013年GDP增速可望达8.2%左右
经济增速偏低也不利于转型
以城镇化为基点的新型回升
第六章 亚洲复兴时代即将到来
马凯硕：亚洲复兴的时代即将到来
“全世界都应该学习中国”
腐败和领土争端是亚洲复兴的主要不确定性
中印两国在文化上强调亚洲的独特之处
亚洲的崛起存在悖论
“亚洲复兴是大势所趋”
亚洲梦在文化上不同于美国梦
李侃如：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挑战是能否解决国内问题
尽可能地整合外交、经济和军事元素
美国眼下最大的问题显然是财政赤字问题
单是GDP不足以让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亚洲一体化应更多着眼于政治与安全
张宇燕：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
“2012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中美能否带头做一些大事？
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
亚洲最大的利益冲突是由谁来主导区域的发展
中国可在包容性发展问题上多做文章
萨米尔·阿明：中国需要在发展中国家中寻找盟友
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无法消除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演变和未来
为什么中国比巴西成功
建议中国永远不要参与金融全球化
金融创新并非过度，而是不足
王尔德：在金融民主化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但金融创新越来越复杂，即使专业人员也无法看懂，这种大众参与是否会沦为形式？
罗伯特·希勒：我觉得需要一个领导者，这样一个角色由政府或者执法部门来担任就显得特别有效。通过领导者，我们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让金融更广泛地渗入到民众的生活中去。这就意味着，赋予普通民众平等地参与金融体系改造的权力。
目前，大多数人很少或者甚至无法获得可靠的信息，他们经常遇到的是推销金融产品的人，而这些销售人员则没有动力把本应告诉民众的知识全盘托出。我所号召的金融民主化包括加深人们对金融运作知识的了解，提供给公众更为可靠的信息，而可靠的信息只会来源于金融顾问、法律代表或者教育工作者，而目前只有少数人能获得这些专业人员的信息。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完整和开明的金融体系。
我也建议，让大众能够全面获取相关金融信息，能够通过人工及电子的方式积极且理性地把握机会，从而保证民众是当代金融体系的参与者，而非各种金融机构推出的各种产品的受害者。
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至于大众的参与，我并不认为金融创新会来自那种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不学外语，一生没有出去过、只待在当地的人（Local People），他们应该是来自于那些会外语，奔走在世界各个角落，并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
同时，为了避免你提到的那种沦为形式的参与，我们应该加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要求，因为这两门学科能够深入研究人性的局限，从而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使人无法做出理性且人性化的决策，创造并推行这些金融创新是应对经济不平等的最佳策略。
王尔德：您刚才提到金融创新，那么您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过度的金融创新造成的吗？为什么？
罗伯特·希勒：金融创新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金融创新可能会导致这种危机的出现，但这并不表示金融创新本身不好。就金融创新而言，并非过度，而是不足。因此，化解金融风险的出路，还在于金融创新。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
不过，金融危机提醒我们，进行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资产这个最根本的目标。为了保证目标得以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华尔街培养并监管不同的从业者——首席执行官、交易员、会计、投资银行家、律师和慈善家，通过倡导他们心存良善的从业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华尔街的文化。
王尔德：您在书中提到，中国应该改善金融制度，以改善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您有哪些具体的改革建议？
罗伯特·希勒：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制订一个长远规划来迎接可能更大的贫富差距的来临。这是极其重要的。中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人们不喜欢不平等。但是现如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好好讨论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在中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长远的计划，比如30年的计划，这和目前通行的五年计划不同。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法国的例子。当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提出的最高75%税法议案获得法国议会通过时，人们都震惊了。这个议案指出，要对个人所得超过100万欧元的人征收75% 个人所得税。该议案可能会在2013年开始实施，为期两年。但是普遍的反应是，这个比例太大了。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平等程度变得那么可怕，这是政府必须采取的措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类似于法国，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可以出一份报告，比如20年之后会对个人所得超过1亿元的人征收最高多少比例的税收时，人们就可以开始面对现实并讨论这些问题，并最终获得一个比较统一的观点。
我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不平等程度编制税务系统用于参照的指数。在不平等现象指数（我也曾将其称为不平等现象保险）的指导下，政府不应该通过立法为每个不同的税收等级强制规定一个固定的所得税税率，他们反而应该提前拟定一个公式，根据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以其统计学测量手段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如果个人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这种税收制度会自动调节不同税级之间的差额。在我们知道收入差距将要扩大之前，在人们知悉实际上谁会被征收更高税金之前，强制推行这种指数系统解决不平等问题，这就是一种金融的解决方案。所以编制这一类指数的意义在于管控风险，也就是在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情况出现之前就做好准备，这与保险合同十分类似。实际上，不平等现象指数可以被视为一种保险——针对不平等程度的保险。
不平等指数可以有两种编制方法，一种能够逐渐使不平等差距缩小，直到其程度回归到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种则是简单地将不平等程度封冻在当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恶化。后一种方式可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种，这种方式编制出的指数在很大程度上使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其目标就是单纯地防止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恶化。
……
装 帧：平装
页 数：288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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