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的地平线（精装）

四十年前的1973年，出生于延安的张郎郎在禁狱里度过了他的而立之年。此前，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一个深受俄苏文学和黄皮书灰皮书影响的文学青年，他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他们天真而浪漫，大胆而真诚，然后，青春戛然而止。
十四年前的1999年，新疆的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沉沦的圣殿》，书里讲的大多是关于北京或北京青年的故事。其中有一篇文章，名《“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作者正是张郎郎。四五年前，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的三联书店，相继出版了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繁、简版，许多读者记住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宁静的地平线》，这是张郎郎讲述十年牢狱经历的长文。
2013年10月，张郎郎先生的新作《宁静的地平线》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最新结集的作品收录了作者在漫长的漂泊生涯中写下的十一篇文字，不仅包括《“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和《宁静的地平线》，也有《月洞门》、《孙维世的故事》、《关露及其他》等以及讲述海外生活的《迷人的流亡》。张郎郎讲述的故事与众不同，他讲述故事的语调也是耐人寻味。这些风格鲜明的文字，并没有浓烈的情感抒发或悲伤愤怒的控诉，而是往往充满了鲜明的画面感与黑色幽默的色彩，这使此书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呈现出独特的阅读魅力。

张郎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生于延安，一九六八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中学时即开始诗歌创作，一九六二年底与友人成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一九六八年六月被捕，一九七八年元旦前夕释放。
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之后曾任《中国国际贸易》杂志编辑、《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华润集团中国广告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曾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康乃尔大学东亚系驻校作家，同时在语言学系教授汉语；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驻校作家，同时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后又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著有《从故乡到天涯》、《大雅宝旧事》、《宁静的地平线》等。

自序
月洞门
晓红
琴声
孙维世的故事
关露及其他
王庄
家书
金豆儿
“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
宁静的地平线
迷人的流亡

月洞门
十六岁那会儿，想学太极。
人们都笑了，说：玩假稳呀。随便说，我还是学，想：太极修身养性，练好了，一通百通。嗯，就颠颠儿地去景山公园。见天如每。千年暗绿，虬结古柏下，片片晨雾像蚊帐扯来扯去。我们忽而白鹤亮翅，忽而野马分鬃，气息渐顺，觉着天灵盖快会喘气了。
我问：“师傅，快了吧？”她说：“早着呢。”笑笑，又说：“一别性急，二别叫我师傅，难听。”
本想再说两句，看她那么认真地云手，就静静瞧着。尽管远方没人箫吹春江花月夜，看她凝重的风云流动，步步韵律，我心想：太极多咱才能练到这份儿上。
“超华，”刘老师脑瓜锃亮，黑洒鞋，白小褂，密门紧扣，嗽嗽嗓子：“这哪儿是打拳呢，纯粹跳舞，快不如这孩子了。”说着使下巴指指我，转身四方步，蹬蹬向别处走去。
她做个鬼脸，笑了：“瞧，师傅怎么说？”拿白手绢轻轻拍拍脸，说：“走人。”出了景山东门，沿着大红墙根儿往筒子河边慢慢溜达。她一路连哼带唱，蜻蜓点水：
“一道黑，那个两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我慢慢跟着。按我们学校的传统，该叫她大姐姐。本来么，她已经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了。她不让，让我叫她名字。在我们这伙中学土匪眼里，她是双重的崇拜对象，又是艺术家，又是美女。
其实，她并不是流行的漂亮,只是精彩。浑身是戏，浑身灵气。伶牙俐齿，思路敏锐，话不饶人。这辰子正修着民间曲艺课呢,满口鼓词，穿着紧身黑毛衣，头发扎成一束马尾，干净利索。
“呀！瞧这孩子，好看死了！”她嚷。一个傻乎乎的孩子，糊了一脸鼻涕泥，看得我两眼发直。“这类孩子，可人疼……谁不知是哪一家的大掌柜的吧？”话音未落，自己笑得捶胸顿足岔气。最烦别人说她好看，可还好说别人。一天，看照片，指着她俩妹妹，说：我成歪瓜烂枣了。
“怎样？出落得特别漂亮吧？一比，”我笨嘴拙舌：“她们有她们的漂亮，你有你的。别自卑……”简直不知所云。“废话！”狠狠瞪我一眼，“哪跟哪儿啊？再胡说不带你玩了……象牙的烟袋乌木的杆儿，掐头去尾是一道黑……”吓得我不敢吱声。
其实她小妹我见过——欧阳永华，在我们学校就打眼得出名。身条修长，匀实。冬天好戴着大白口罩，光露着两只浓眼，就能气死明星。脖子跟天鹅一样，洁白而高抬。两眼永远朝前，和男生不过细言，高不可攀。
一天，我还露个大怯。下午跟超华去瞧大夫，那是梅花针祖师爷孙惠卿的闺女。她说：“孙大夫忒灵，有病治病，没病健身。让她也给你敲两下。”
一进候诊室，阳光耀眼。超华说：“这是我妹妹蜀华，这是郎郎。”蜀华微微一笑：“我见过他，还介绍什么。”她嗓音沉稳，两眼温和地直视你。我张口结舌，说：“是挺面熟，好像见过……”超华一笑横断：“嘿，玩《红楼》啊?”我愣那儿了。蜀华腾地脸红了，缓缓地说：“人家没看过那书，别乱说。”
超华爽朗大笑，问我：“看过《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吗？”“没有……”“回去好好看看，再说话。别闪着。”
我整个莫名其妙。蜀华说话至少比她姐慢三拍，笑笑说：“别当真，我们姐妹好胡说八道……”
“是你自己胡说八道，”超华利索抢断，“郎郎，走……二姐姐打鬓又描眉，左照右照是两道黑……”
回到家，翻《红楼》，恍然大悟，敢情。
来回转腰子，蝎里虎子喝烟袋油，坐不是，站不是。几天不敢去她家。这超华哪儿哪儿都抓哏，急不得恼不得。
她突然来电话，命令式现在进行时：
“立刻来，有苏联回来的朋友。”
那是东四头条，文化部后身有三个小院，北京罕见的小洋楼。第一家是茅盾先生，第三家是钱俊瑞先生，超华她们家在中间。我想，她说的“朋友”准是原本借住在钱家的刘振惠，他从列宁格勒回来一掠而过，山呼海啸然后就泥牛入海了。没准他从老家回来了……
兴冲冲走进小院，春光普照。
蜀华，红毛衣，靠在竹躺椅边，看大厚书。永华，白毛衣，刚洗了头，慢慢拢呢。超华，还是黑毛衣，斜靠在月洞门边。粉皮墙，灰瓦檐，一丛金迎春花，斜刺里扑出。屋里谁在弹钢琴。没法喘气。
虽说我来前擦了把脸，可刚在三尺浮土胡同里，踢了场球。这会儿后脊梁的粘汗又冷又硬，盘球熟练的双足，此时只会挪横步。
她们家的人，把我震晕了。她们家的景，照样震，赛过电影。我们是在胡同里弹球、逮老儿、拍洋画的土匪，这会儿离了眼、散了魂，六神无主。
超华一蹦一跳过来：“嘿，我哥回来了。永华，带他去听听哥带回来的新唱片……粉皮墙上写川字，上看下看是三道黑……”还黑呢，我都两眼发黑了。她是一道黑闪。
小妹一摆头，我像让她拍了花子，走哪儿跟哪儿。那厚重的木楼梯，那清雅的阁楼，真是个“带阁楼的房子”，我仿佛直接走进了电影。
她放上一张《天鹅湖》，好像那是她们家的湖，不时自言自语似的轻声说：
“白天鹅出来了……这是黑天鹅……这是王子……”这时候，你说你自己就是那位公主，我也信。没什么新鲜。音乐和空气混成一锅粥，洒落的花瓣是锅里的葱花，点点全是清香。那天，那地，那曲，有点儿超自然，反正不像北京，不像我们活的这块地儿，不是我们的日子口。
转眼间，天寒地冻。上边说了，超华她爸得批判批判。一个黑白电影——《北国江南》，不够歌功颂德的五彩缤纷，太没色彩了。接着又说，得批判批判我爸的画，太有色彩了。
一天，在隆福寺，有人叫我。回头，是永华。她一身军装，好像刚从战场归来，两颊消瘦，浑身硝烟。相顾无言。她吐了口气，说：“那天，在北工大批斗你爸，你陪斗。我在下边……挨打了么？”
“没事儿，就几下。你爸呢？”
“没回家。”“超华呢？”
“进了精神病院……”
如声炸雷，她绝不是那种人，那不是她，怎么会是她？这不像北京，不像我们活惯了的这块地儿，不是我们见天如每的日子口……一道黑，两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满天满地全是黑。
一晃十年。出狱后，还是春天，去那曾经仙境的小院儿。小院儿只是在，什么都改。住成了陌生的奇形怪状，又钉上补丁般的烂木板。人们看我还在瞎问，都笑了，说：
“超华死了多年了，遗体都没让家属见……你真是两眼漆黑。”
是么？真让人恍惚。
那月洞门不是还在么。
哦，那是黑洞。



“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节选）
十一
那时候，我哥哥正在“哈军工”上学，他在党内还是个干部。戴晴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上级。他们暑假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玩。他们听说我爱朗诵，晚上在颐和园长廊，我先朗诵老马的，然后朗诵艾吕雅的《自由》、《贝里》……他们大为惊奇，可能我们接触的文学不是他们熟悉的，而是另类。戴晴当时也喜欢文学，正在熟读《红楼梦》。那是，我们的趣味是有些差别，似乎我们那伙人太“现代”了。我估计那会儿，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位法国诗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心与宽厚，使我感动。但我并没有给他们念我那些“不合时宜的”怪诗，也没告诉他们我们有那样的沙龙。
我们那时有两套系统，一套对付社会，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游戏。
有一次，在展览馆餐厅门口聚会，吴尔鹿和牟敦白与我谈起，到底我们写的东西，到了什么水平？是文学青年的习作，还是已经可以算是成熟的文学作品？
我们争来争去，后来决定，一个月后，每个人拿来一篇新作品，既要有自己的风格，和自认为有艺术性的作品。同时，也不触怒社会，然后投给《人民文学》，投石问路。一个月后，我拿来了《进军号角》，很受老马未来派风格的影响，是首政治抒情诗。但是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在那时，必然要先批判西方没落的艺术。同时，也写了毛泽东，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而是试图从一个人、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
我忘了别人写了什么，总之，大家同意投我写的这篇。
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我们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从我们自身角度，诗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逆。但和无产阶级的集体性的团体革命，是不一致的。可以说《进军号角》，是用老马式的语言，阐述我对文艺必须革命的愿望。当时，有个错觉，认为党内官僚系统是下面搞的，而毛是诗人，周是智者，他们心里是清楚的，可改变不了整个官僚系统。
我这首诗，没有通过任何关系，而是像千百投稿者那样寄给《人民文学》的，未曾想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大概两个星期后，我的干爹朱丹伯伯来电话找我去。先插一句，朱丹伯伯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孩，就计划把我过继过去。后来，他妻子有个亲戚的孩子也过继了过来，我就成了哥哥。后来就改为“干儿子”了。他原是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特别爱开玩笑。知道我去看他，传达室问我和他什么关系，我张口结舌。他说：下回再问你，你就说“太子干天下”！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豪爽与幽默。
我一到他家，看见冯牧先生也在。朱丹伯伯见了我激动地说：怎么你写东西也没告诉我，也不拿来让我们看看就直接寄出去了？我嗫嗫嚅嚅不知如何回答。后来鼓起勇气说：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还不知道，不想借您的力量去帮忙。冯牧先生淡淡地一笑说：
现在年轻人真厉害。
他们告诉我，这首长诗在文艺界上层引起很大震动，下期《人民文学》就要全文发表。发表以后，很难想象是什么影响。朱丹伯伯又兴奋，又担心，因为当时文艺界正处在一个进入敏感时期的关键时刻。
后来《人民文学》一位姓雷的编辑找我谈了谈，他见我这么年轻，颇为感慨。说让我改一些小错。
这个消息，不知从何途径也传到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候对能够凭自己冲入社会，得到承认，就觉得是“天才”了。于是人们开玩笑，把我也列人美院十大才子之列。“太阳纵队”的人，也都兴高采烈，认为我们这几年的苦学苦练也终于被社会承认，所谓也够“公认水平’了。可见，那时我们也并不刻意与社会相左，还有年轻人的虚荣心。
可这一段如果真的“如愿以偿”，我们会不会也登堂入室，弹冠相庆，就此被收编为“御用文人”？是有那种可能性。其实，党组织没有我们自己那么天真。那首诗，始终未能发表。
第一，正好文艺界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而邵荃麟首当其冲。后来才知道，是邵荃麟签发我那首诗的。第二，后来听当时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的女儿告诉我，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把我描绘成一个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我的名字和“坏人”相等。
你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被他们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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