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学泰 著
出 版 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定 价:28.00
I S B N :9787108045270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古籍 > 古籍与文献整理 > 古籍整理  
标 签:历史 历史随笔
这是作者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3月-1978年10月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述。它生动细致的展现了监狱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身份、经历各异的这个特殊群体中间,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折射出“文革”末期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高压、混乱背景下的人情世故,是一份既真实、又具深刻洞察的历史记录。
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流民》(独著)、《人世百态》(独著)、《中国人的幽默》(独著)、《全宋词》(合著)、《“说唐”小说系演变中所反映的游民意识》(论文)等。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平人闲话》、《中国饮食文化史》、《发现另一个中国》等。目前关注通俗小说及通俗戏曲在民间的影响。
小引
一 “复杂”与“故事”
二 我的第一个“监狱”
1 “监狱”的分类
2 山雨欲来
3 我的第一个监狱
三 我的第二个监狱
1 摩托车上间隙
2 半步桥边K字楼
3 “号间门偶向人开”
4 预审、逮捕、审判
5 K字楼的吃
6 K字楼中的日常生活
7 K字楼中的犯人
8 上诉期,地震与悲痛的父亲
四 我的第三个监狱
1 北京第一监狱
2 “文革”末期的监狱
3 初进三中队三小队
4 编写节目
5 三中队其他犯人
6 狱中来了新犯人
五 监狱常事拾零
1 接见
2 在监狱中患病
3 大墙里面看电影
六 平反现场
1 改革的先导——平反冤假错案
2 平反现场
七 北京市高等法院接待站
1 归来
2 市高法接待站
附录一 生活的第一课
附录二 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
附录三 1963年-1966年的大陆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
一 缘起
二 铺开
三 “罪行”
四 处理
五 改正
六 重聚
附录 四野驴顾惟乔
一 独特的1960届
二 好强的、积极的顾惟乔
三 博学的顾惟乔
四 悲惨的顾惟乔
附录五 号子里的战争
——评《号子里的人》
附录六 读者陈建新推荐有关张建旗下落的文章
后记
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恢复学术刊物《文学遗产》,通过考试,编辑部赞同我调入文学所。当我的人事材料在所务会议上讨论时,七位所领导都同意(五位正副所长、两位书记),人事处一位领导却有不同意见。她说,王学泰历史太复杂,到社科院来工作不合适。老所长陈荒煤先生说,他连“三青团”都没参加过,有什么复杂的?还不是我们把他弄复杂了。陈先生说得对,北京解放那年我才六岁,上二年级。连参加童子军都不够格,遑论“三青团”!每天早晨上学,看见童子军,戴着圆形帽,手执军棍,腰间皮带上系着法绳,在学校门口检查学生的风纪,手是否洗了,脸是否干净,十分认真而神气,还有点羡慕呢。“童子军”是那时最低龄的组织了,我也只有受他们检查、管理的份儿。
其实,我的历史真的不复杂,可以说七岁以后,不敢说每天、但可以说每个月都能找到证明人。活了六十多年,从学校门,到单位门,没有离开过国门。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包括“文革”当中,五花八门的组织林立的时候。然而,那位人事处领导说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这应了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曾子墨女士的一句话,她说:“王学泰先生的故事很多。”这是三年前我在该讲堂作讲座时,她向观众介绍我的一句话。我说:的确,大故事,或说大事故,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8年10月。我读高中,下乡劳动,深翻土地,种小麦高产田,来年要亩产120万斤。当时我说,一麻袋最多能装200市斤小麦,120万斤可装6000袋。一袋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一亩地可平放1000袋小麦,6000袋要码6层,相当一房多高。我问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6000袋小麦挺起来呢?那时是组织军事化,这话是我在“连队生活会”上提出的疑问。连队汇报到团指挥部,带队劳动的是一位留校学生,刚被提拔为教导主任,颇带点“少共”意味,有决断,多激情。他听了之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不是与党唱对台戏吗!竟敢怀疑“大跃进”,不相信党报上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政治错误,必须严厉批判,肃清流毒。于是召开我校下乡劳动的全体同学开辩论大会(当时风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动不动就要“辩论”,实际上就是批判),“辩论”我的“反动言论”。许多同学慷慨激昂,上场发言。大会收尾时,那位新提拔的教导主任(当时称作“团政委”)当场宣布,把我开除回校,不许我在这里给“大跃进”泼凉水。这是我在众多人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我低着头,有时也偷偷看一眼下面的同学真正的或故作气愤的面孔,感到很意外。待回到城里地处骑河楼的学校,留校的师生正在做大炼钢铁的准备,我怕被同学问起,就没有回学校,每天跑“北图”看书,以消磨时日。下乡同学回校后又在班上开了一次批判会,这时又加上一条新罪行,就是逃课、逃避“大跃进”。那年我十六岁,正是充满了奇思异想的季节,这是生活给我上的第一课。
第二次是1964年7月,大学毕业之时。从1962年秋天,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以来,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从学校领导、教师到学生都学会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扫描一切,关注周围同学的一言一行。我所在的班,因为1962年秋选举班干部时,没有完全服从系总支的安排,在一些人的策划下,选了一两个违背领导意志的班干部,这就成为近似“反革命事件”的“选举事件”。1963年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研究高校的阶级斗争时,把这种“选举事件”视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信号(1962年北京有一些高校的个别班级没有按照组织的意图选举班干部,后被定性为严重的“阶级斗争”)。面临毕业时,我们这个班(我所在的班级有同学近百人)一些“选举事件”中的“积极分子”都有些紧张,预感到要被整。毕业之前的几个月里北京师院中文系毕业班中剑拔弩张,充斥着紧张气氛,系里领导做出了“打人状”,许多同学都有不祥的预感,觉得毕业这关不好过,非得脱层皮不可,有些人就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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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数:303页
版 次:1
开 本: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