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窗外与窗里

感悟人生，行走世界，潜心阅读。窗外的人与窗里的人互为风景；书外的情思与书里的情思，交相辉映。“无论走到哪一座城市，只要来到后院，便会发现所有的风景都有极其相似的内心，那里有我们熟悉的有情有义的东西。” 题材丰富多彩，形式散淡不拘，旨趣高远，文采华灼。书中渗透着作者的生命体验。

王安忆，1954年生，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7年开始写作，1987年任上海作协专业作家，1989年任上海作协副主席，2001年起任上海作协主席，2006年起任中国作协副主席。
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遍地枭雄》、《启蒙时代》，中篇小说《小鲍庄》，短篇小说集，散文集等。其中《长恨歌》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中国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首届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花踪奖，并出版英文版、法文版；《启蒙时代》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杰出作家奖等等。
曾以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身份到访过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德国汉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

第一辑　永不庸俗
　永不庸俗
　怀念萧军先生
　英特纳雄耐尔
　寿岳家
　残疾人史铁生
　小镇上的作家
　走出凤凰
　见葛优
　执绋者哀
　我们和“叔叔”之间
　汪老讲故事
　阅读的要素
　颜色的里程

第二辑　此情何堪
　此情何堪
　琼瑶给了我们什么
　黄土的儿子
　今夜星光灿烂
　仁者寿
　谷雨前后点瓜种豆
　家常
　2006年3月9日这一天
　寻根二十年忆
　世俗的张爱玲
　岛上的顾城
　寻找苏青
　“那个人就是我”

第三辑 漂泊的语言
　漂泊的语言
　窗外与窗里
　乔伊斯的脸
　樱花的仪式
　访日点滴
　凡·高美术馆
　又旅德国
　波特哈根海岸
　海德堡
　吕贝克
见没见到瑞恩？

第四辑 日常传奇
　日常传奇
　男女关系的乌托邦
　坚不可摧
　时光顺流七十年
　后院
　木匠
　市民
　寂寞
　故事篓子

第一辑　永不庸俗
　　永不庸俗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城市，鲁迅先生生活与终年的地方。他和许广平先生在这里建设了他的大家庭之外的小家庭，生下了海婴。他们一家几经迁移，最终定居在虹口区山阴路，一条规模甚大的新式里弄里的一幢房子，身前身后，簇拥着无数同样格式的房型，里面的中等人家，以及他们为柴米油盐所忙碌的生计。鲁迅先生病中，夜里，要许广平先生开了灯，看来看去看看的，就是这里，为烟火气熏暖的四壁墙。先生，一个思想者，在这温饱的市民群里，却将他思想的力度磨砺得更为尖锐，强大。在务实与短见的风气里，不免会走向孤愤，可正是这孤愤，在这庸常人生的头顶上，开拓了一爿高远广阔的精神天空。在夜里，病中，开了灯，看来看去看看的，一定不止是这四壁墙。先生的目光，穿透出去，抵到这暗夜中，水泥世界的何处？我们平凡的眼睛，真的是追不上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鲁迅先生逝世前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先生已是“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由他口授，许广乎先生笔录的《苏联版画集》序中，有这样几句： “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在那个市民阶层兴起，报业发达，大小副刊充斥了轻俏的花边文字， “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摩登年代，先生颂扬的，是： “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这样沉重与深刻的品质。这品质的由来其实是一个义务，担当人类的不平，苦痛，开凿未来。这也是先生自承于肩，终其一生的文和行所实践的。在这利己的享乐的都市空气中，这声音自然是孤愤的了。
　　可是，倘若没有先生，忙碌的衣食生计中没有先生的这一份思想的劳作，这城市会是如何的面貌？那挤挨着水泥块垒，因而阴影憧憧，然后又被风月蒙上一层微明的不夜天，先生的“笨重”的思想，投下巨大的黑暗，将悉索琐碎笼罩住，于是，一些狗肚鸡肠的哭笑偃止了声色，收拢与集合起，增积体积与重量，化为蜕变的生机。
　　这个城市，从先生身后，走过许多艰涩滞重的时日，人世在渐渐地变好。先生看苏联红场上游行的纪录片时，对海婴说：我看不到，你可看到的情景，已经演过，红场亦已谢幕。许多尖锐的冲突缓解了，或者说换了方式，世界在走向协调，和平，共同进步。同时，又产生出新的差异和问题，向人们提着更高的要求。生活仍然是严峻的，不容思想者懈怠努力。在现今的经济结构转型阶段，市场的兴起推我们追赶上现代化的脚步，却也带给我们困扰。文化市场为追求最大效益，不惜迎合庸俗的趣味，创造者迎合市场，写下规避现实的粉饰文字，“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写作者迅速产生，壅塞了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披上一件轻薄亮丽的外衣。现在，三十年代的“摩登上海”又登上舞台，糜丽的声音不绝于耳，而我情不自禁地，要在其中追寻先生的身影，那笨重的，巨大的身影，因有了他， “三十年代”便不止是摩登，风月，夜夜笙歌，还是铁流，呐喊，堡垒。
　　我禁不住要想起先生，揣测先生，在今天会发出怎样的声音？而我又似乎已经听见了先生的声音，他的六十年前的声音，在今天依然有声响，依然铿锵有力，依然有针对性。这孤寂的声音，穿透了多少年周而复始的时尚，潮流，至今还是声音嘹亮。那些与先生故居相似的旧里房子，大多已成为推土机下的瓦砾，碾碎了再起新高楼。在那壁缝里，还响着先生的沉重的足音，警示我们，不可堕落庸俗。我们切不可使器重后辈的先生失望。
　　怀念萧军先生
　　萧军先生在我辈心目中，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尚没见他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印着两帧情景：一是在一个北方的大雨滂沱的天气里，他撑了一柄不知为什么被我想像成非常巨大的雨伞，卷起裤脚管，粗壮的小腿蹚着齐膝的大水，去一个小小的被困的旅店里，将我热爱的女作家萧红拯救了出来。二是在鲁迅先生的灵堂，忽然闯进雄狮般的一条关东大汉，“通”地在先生遗体前跪下，扶灵放声大哭。那情景于我们像是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令人醉心的时代：上海的石库门内深深的天井和新式里弄房子狭小的亭子间里，常常有一个激情满怀却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写作着意味深长却平白如话的檄文，将一整个中国沉重的命运，负上他们因结核菌而孱弱单薄的肩背。
而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要去见一见萧军先生。那一年大约是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去妈妈家，见她从外边回来，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去看萧军先生。萧军先生住在虹口区山阴路他的老朋友家中，住房条件也不顶好，可萧军先生挤在那里，过得很得意的样子，不愿搬出来。当时我感觉到他住在与鲁迅故居大陆新村同一条山阴路的地方，很有历史意义，具有一种“五四”的味道。后来就到了这一年的冬天。记得是1986年的最后一日，也就是除夕的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晚宴，我坐在桌边，忽有一个年轻的男孩走过来同我说话，具体说什么，至今已记不清了。大约是问我想不想看萧军，我说想，于是他就带了我走到大厅那一头的小厅内，里面果然坐了萧军先生，还有骆宾基老师。后来我才知道这男孩是萧军先生的孙子。名叫萧大忠。萧军先生是敦敦实实面色十分红润的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往一大摞首日封上签字，我趁机也将手里的一把首日封递给他，他很认真也很快速地一封一封签，总是在笑，与我说着一些闲话。如同所有的公公和晚辈一样，说着那种很随便很寻常很没要紧，很没有“五四”味道的话。因此说了些什么，日后也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问他现在还写什么的时候，他声如洪钟地说道：“我才不写呢，我为什么要受那个罪，散散步睡睡觉多舒服，我不写。”然后则说，“你们写，你们写。”我觉得特别开心，就笑了又笑，他便又嘿嘿地笑，眯得很小很弯的眼睛狡黠地看了我一眼，又说，“我受那个罪干吗？你们写，你们写。”有些恶作剧的调皮似的，好像将一份很重的负担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推卸给了我们。我们七扯八拉了一会儿，又拍了照。昨日还将照片取出来仔细地看了：他很结实地坐在椅子里，腰板很直，扎在了那里似的，头上戴了一顶凡老公公们都戴的小帽，很开心也很调皮地笑着。那时和以后，我都不曾想到，他会那么快地离开我们。这时候，想起萧军先生，就常常和“我们”联系在一起了，他无疑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尽管他确实来自那一个遥远的不同寻常的时代。
怀念萧军先生致师长那照片是事过一年之后，萧大忠寄来的。过了一些日子我才给萧大忠回信说，照片收到，请向他爷爷致敬并问好，我有些书想请他爷爷指教，这些日子就寄去，然后我又在信中说了我对萧红的崇拜。给萧军先生寄书的事情，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忘记时没事人一般，想起时又一拖再拖。这期间，经常听到萧军先生的消息，一会儿说他率领了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去了香港、澳门，就想着老公公威风凛凛的样子；一会儿却说他生了癌症，则想起许许多多庸医误诊的传说，期间还收到萧大忠寄来的先生送我的书——《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想到答应先生的书至今没有寄出，便很惭愧，惭愧了一阵子，又拖了下来，总是说：“明天寄。”到了明天，又说：“明天寄。”直到那一个江南黄梅雨季的晚上，电视新闻播出了萧军先生长辞的消息。
我想着，从去年5月发现病症至今，已是一年的时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与癌症作了长达一年的斗争，也算是没有白饶了那病，只是不晓得这一年老人是怎么度过的，吃了哪些苦楚。再想着，那八十年的一生，几乎从头至尾走过了风云突变的20世纪，并且总是努力地走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到的前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萧军先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我们呢？我先前答应的书至今没有寄到先生手里，从此也再不能寄到先生手里，这于已故的先生是没有所谓的事情，可是于我，却再无可换回地不光彩地失信了。我给萧大忠拍了电报表示悼念，心想这于事又有何补，不过求得心情的安宁罢了。很快就收到萧大忠的信，信中说：“接你上次来信后，萧老几次提及你，他虽然读你作品不多，但对你印象还是很好的。我告之他，你对萧红感兴趣，今年1月初，他把他自己仅存的一本《萧红书简注释录》签名送给你，并令我寄上。事情拖至今天，很是抱歉，恳请谅解。”书上签名的日期是1988年1月1日，将近半年之后，先生辞世之时才到了手边，我不由要想，凡事一弄到我们儿孙辈手里就生生地被耽误了。而我们儿孙辈也不知怎么的，真正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萧军先生走了，怀了那一个时代的浩气大踏步地撇下我们这些拖拖沓沓的人走了。先生是没有理由不安息的，不得安宁的是我们。为了先生，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总应当再努力一些，再争气一些，再雷厉风行一些，也再负责一些。
　　英特纳雄耐尔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集资楼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意大利脆饼”这样的名词；我在冰糕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糕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含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集资楼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张其辞也是有的。开端，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段。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未知，时间已不允许我啰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到的东西时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避垒”两个字——Block，是不应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一个字——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径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有一个例子可帮助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读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属性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属性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