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

《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参考了中国文献现有的英文译本，但所有引文全都是重译的。这对于保证关键词译法的一致性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怎样，可资利用的翻译必然反映出19世纪以来汉学研究进展各阶段的水平；读者如在旧译本中查找《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的引文，有时会发现难以识别。《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的汉语拼音采用的是韦氏音标系统。

葛瑞汉（1919-1991），当代英国著名汉学家和哲学家。1919年生于威尔士：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二战期间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接受日语培训，并被派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担任日文翻译；退役后重返亚非学院学习中文，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53年获博士学位，历任讲师，教授：1981年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1991年病逝。《泰晤士报》称他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哲学和语言研究的重要权威，中国哲学与诗词的天才翻译家，把中国古代的生活理念介绍给西方的杰出阐释者。”
　　他的主要著作有《两位中国哲学家：程明道与程伊川》（1958年）、《列子译注》（1960年）、《价值问题》（1961年）、《后期墨家逻辑、伦理与科学》（1978年）、《（庄子）：内七篇及其他作品》（1981年）、《理性与自发性》（1985年）、《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1986年）、《中国哲学与哲学文献研究》（1986年）、《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1989年）和《理性中的非理性》（1992年）等。其中，《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

中文版代序
英文版原序
导言
一 天命秩序的崩溃
1．保守的回应：孔子
礼与乐
政府若礼仪
天与神
统一道德的纲领
孔子与20世纪西方哲学
儒学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
2．激进的回应：墨子
三表法
功利主义的检验对传统实践的批判
统一的道德原则
国家的集权化与官僚化
天、神与命
墨家学派的划分
3．返归隐居生活：杨朱学派
杨朱学派的学说
假定的杨朱利己主义
4．小社会的理想化：神农乌托邦
神农的黄金时代
许行
神农理想的影响
5．理性论辩的加剧：诡辩论者
惠施
公孙龙
《白马论》
《指物论》
《左右论》
6．主体性的发现：宋钘
《管子·内业》

二 从社会危机到形而上学危机：天人相分
1．从孔子到孟子：道德根植于天赋的人性
政府
与告子辩论人性
人性善
两部儒家文献：《大学》与《中庸》
2．从墨子到后墨：理性功利原则的道德的再锤炼
知与名
化与必
三 天人分途
……
四 帝国及天人的再统
附录1 中国道德哲学的准三段论划分
附录2 中国思想与汉语的关系
注释
英文缩写表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葛瑞汉论著目录
重印附记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
　　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墨子·兼爱中》）
　　接着，继续讨论“八害”的其余部分，结束于“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
　　墨子的“兼爱”明显源于孔子的“一以贯之”的“一”。但孔子把它理解为纷繁的礼仪义务之网的指导原则，墨子则把它抽象为礼仪义务本身也将由其判断的超验原则（transcendent principle）。“兼爱”指关怀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否与自己有血缘亲属关系。正是这种由对某一原则的无情执着，推导出它的逻辑结论，使墨家学说展现出不仅有别于儒家而且有别于整个中华文明的思想面貌，正是在这几个世纪，这个文明形成了其持久延续的形态。墨家以外无人发现以下一点是可以容忍的：你应该像关爱你自己的家庭一样关爱别人的家庭。这条教义无论如何含有一个难题，直到后期墨家将墨家伦理体系精致化后才得以澄清。虽然对他人的爱应该是平等的，无论亲疏远近，然而每人都把对自己亲人的关爱包括在他的义务之中，这也正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兼爱”是一种道德原则而非社会平等原则。这个问题在儒家孟子与墨家人物夷子的一场论战中提了出来。孟子为了证明善良冲动即人性，曾以孺子入井为例；因为无论落井者亲疏与否，人们都会为之震惊，前去搭救。夷子则认为这意味着对儿童的爱与亲疏远近无关，尽管每一个孩子都受到家人的关爱；而且，君王对百姓的爱亦复如此，用《尚书》中的一句话说，叫做“若保赤子”。
　　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这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夷子的“二本”，即无差别地爱所有人与偏爱自己的亲人，被孟子视为自相矛盾的原则。
　　“兼爱”原则的最直接应用，便是“非攻”。它提到“国与国相攻”是六害之首，彼此间的爱可将它消弭。反战的论点首先是基于对进攻者，其次是社会全体利害的审慎权衡。战争干扰了农业耕种和收获，在征战或灾疫中夺去了无数生灵，消耗了大量武器和马匹，故而，因没有牺牲贡奉而疏远了祖先神灵。然而，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呢？君王说：“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这位墨者认为，胜者的称号没有实际用处，他说：“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丧者之44多。”攻占一个小城，杀人也许数万，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渐趋空旷的诸侯国竞相吸引移民前来开荒垦地。“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忠，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
　　但是，南方的荆、吴和北方的齐、晋这种靠吞并小国而确有所获的大国又怎样呢？否定的看法是，这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有害。“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好似医生有一种药，万人食之而四、五人见效，“犹谓之非行药也”。接着以被战争吞灭的国家为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在一个原作者和成书年代常有疑问的时代，我们欣喜地注意到，所有这些事例都发生于公元前432年至前431年之间，在墨子的时代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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