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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晚笛》——“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张 充和的口述实录故事。
民国时期，她身处灿若星辰的一众名家贤士之间，她的知交师友中有胡适之、沈尹默、章士钊、闻一 多、沈从文、卞之琳、张大千，等等。她的昆曲、诗词、书法造诣皆秀逸超凡，成就件件文坛轶事，汪曾 祺赞她唱腔“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欧阳中石称她书法非常精到“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 。抗战年月，这位正当韶年、俏皮聪慧的“张家四小姐”，在一群“国粹”长者中间穿梭来去，恰如烽火 战场间绽放的春兰秋菊，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疼爱和娇 宠。她为姐夫沈从文写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传诵一时；她因诗人卞之琳起争议，“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 点一厢情愿吧”，文坛哗然；她看林徽因，永远是众人的中心，没有别人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的， 我未必喜欢呀”；她说自己的同事朱自清，他和冰心早期的写作，都有点“酸的馒头”(sentimental， 即感伤，滥情)……
本书作者苏炜是张充和的耶鲁晚辈与居所近邻，多年来时相登门求教，学习书法、诗词。《天涯晚笛 》即为张充和自本世纪以来向苏炜断断续续口述的人生故事，其中披露珍贵影像一百多幅，包括杨振声、 查阜西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八卦墨”和“寒泉琴”，又特别附录“合肥四姊妹”的张家谱系图，厘清跟张 爱玲不是一族的亲戚，其中主要篇什均经张充和亲自 审阅修改。
苏炜，中国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1953年出生于广州。1968—1978年下乡海南岛农垦兵团。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过研究工作。1986年回国后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赴美国任教。发表或出版有：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1982，《花城》)、《迷谷》(2006，作家出版社)、《米调》(2007，花城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远行人》(1987，北京出版社)；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1988，浙江文艺出版社)；散文集《独自面对》(2003，上海三联书店)、《站在耶鲁讲台上》(2006，台北九歌出版社)，以及论文多种。他也是新近出版的“中国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歌词作者(霍东龄作曲，2008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
张充和（Ch’ung-ho Chang Frankel），祖籍合肥，1913年生于上海，民国重庆、昆明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姊妹”之一，2013年5月17日在美国家中度过百岁生日。早岁师从朱谟钦学古文及书法。十六岁从沈传芷、张传芳、李荣忻等学昆曲。1934年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转往重庆，研究古乐及昆曲曲谱，并从沈尹默习书法。胜利后，于北大讲教授昆曲及书法。1948年结缡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季羡林北平时期的好友）。1949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并于家中传薪昆曲，得继清芬。
【题献】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题图】张充和女史近影
【序表】合肥张家谱系图
【缘起】张充和：一位硕果仅存的世纪老人
【辑一】世纪人生
1、“哎哟，有鬼哟！”——张充和与沈从文碑文的故事（三位沈先生之一）
2、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张充和与沈尹默交往的故事（三位沈先生之二）
3、绿腰长袖舞婆娑——张充和与沈传芷及昆曲的故事（三位沈先生之三）
4、一时多少豪杰——《曲人鸿爪》与国运、家运
5、时代风涛里的笙曲弦管——张充和与重庆曲社、礼乐馆的故事
6、“鱼玄机”与“桃花鱼”——张充和学诗的故事
7、“他们心大，真是很伟大的！”——从“怀宇”到张家故事
8、从闻一多刻的图章说起——张充和回忆昆明生活断片
9、“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张充和谈卞之琳与“卞张罗曼史”
10、“乱世佳人”、书店伙计与“小挎奶奶”——张充和谈她与傅汉思的异国婚恋
11、“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D！”——张充和谈美国岁月
12、“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关于“张充和为胡适的情人传信”的公案
13、“啊呀呀！我听着就吓死了！”——零碎记下的“非逻辑片断”
14、古筝与古琴：京昆之别？——关于传统与人事的散漫话题
【辑二】因缘际会
15、一段奇缘：和“布舅舅”一家突然接上的联系——笔者与韦小美的通信
16、张门立雪——我和我的耶鲁学生跟随张充和学字、学诗的故事
17、古墨缘——和张充和一起欣赏她珍藏的古墨
【辑三】天涯侧影
18、雁犹如此——张大千的大雁朋友
19、春日的好心情——张充和的两位“老故人”
20、香椿——从香椿林走进历史回廊
21、爱乐飞鸿—— 一封信引出的隔洋、隔代之缘
【附录】金陵访琴
【后记】关于张充和口述实录故事
“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沈从文）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 张先生把纸张递给我，点着上面的文字，解释道，“不折不从，说的是沈先生的坚守。他一生经历过各种坎坷，在‘文革’中也受过各种苦，可是他总是能坚守住自己的一点东西……”
“我学字多年，早就仰慕沈先生（沈尹默）的书风和大名，可是到了重庆，也不敢贸然造访求教。那是一九四一年吧，我在重庆国泰戏院演昆曲《游园惊梦》，演出很轰动。章士钊作了诗，很多诗人唱和，沈先生也和了两首，就抄录在纸上托人转给我，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以后就常常向他求教。那时候到沈先生家，一进去先报上名字。他听说我来了总是很高兴，我就站在那里看他写字，一站就站个半天。”
“沈先生（沈尹默）性格乐观，一点儿也没架子，写字就用一张小桌子，站着写，我就站在一边为他拉纸。看他写字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他不要我学他的字，也不要任何人学他的字。他说，要学，就学他娘家的字——他说的‘娘家’，是他学书法追随的各流各派的老祖宗。这个‘娘家’，可大得不得了啊！”
“要唱戏，首先得找人配戏，就是要找跑龙套的。在重庆，那一年演《刺虎》，我是属于教育部的，要唱戏，龙套就得从自己所在的部门里找。开会商量，那四个龙套就在酒席上定了，就找王泊生——他原是山东省立剧院院长，当时在教育部任职；还有陈礼江，社会教育司司长；郑颖孙，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还有卢冀野，就是卢前，他既会写诗写曲，又会弹古琴。这些人都算教育部里的官员，人面都很熟的。那天是劳军演出，要大家捐款，各部会的长官都要来看。开场锣鼓音乐一响，他们四个龙套一出来，大家全都认得，全场就拼命鼓掌。龙套一出场就拍手掌，这唱昆曲的可从来没见过；这四个人又当惯了官，像在台上演讲，别人一鼓掌他们就点头鞠躬，越点头掌声就越响，结果他们点头鞠躬个没完，场上场下的笑成一堆，幸亏不是在我上场前，不然这戏，可真就唱不下去啦……”
“胡适很喜欢写字的，也喜欢到我这里来写，我这里的笔墨纸张都全哪！他的字学的郑孝胥，喜欢把撇捺拖得长长的。我问他，果然不假，他直笑：‘我的根底都被你看出来啦！’郑孝胥的字在他们那个年代很风行，很多人学的。”
赵荣琛（京剧四大名旦程砚秋的入室弟子，题签上写着：“充和表妹以为纪念”）——“他是我祖母的姨侄。他们家是太湖的赵氏家族，家里有个‘四代翰林’的大匾抗战时被日本人弄走了。状元人家自然是看不起唱戏的，他叔叔唱戏的时候，就被家族除了名，赶出祠堂；可他还唱……”）
“重庆也有个曲社，就叫重庆曲社。一般总是由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组织曲社的活动。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老曲家。他年纪最大，与俞振飞同辈。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大家一块儿度曲、唱戏、排练、演出什么的。上面若有劳军任务，或者要接待外国人，就去找重庆曲社。当时重庆政界、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我在重庆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大家凑在一起唱戏。”
“（曲社唱过的戏）就那么几出，《刺虎》、《游园惊梦》、《断桥》、《思凡》、《闹学》什么的。当时劳军，各部会联欢，唱的都是老戏，没有新编的戏。现在的小孩子，拉拉几天琴就要作曲了，就要编新戏了——弄音乐，哪有这么简单！”
“重庆也有个曲社，就叫重庆曲社。一般总是由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组织曲社的活动。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老曲家。他年纪最大，与俞振飞同辈。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大家一块儿度曲、唱戏、排练、演出什么的。上面若有劳军任务，或者要接待外国人，就去找重庆曲社。当时重庆政界、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我在重庆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大家凑在一起唱戏。”
“我在师范教戏，归在音乐系。执掌音乐系、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都是杨荫浏。他会弹琵琶，还会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戏，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让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认真，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角戏，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他用中国乐器来配，翻得很准确，注上各种符号，还写明‘张充和的唱法’，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
“杨荫浏人也很好玩，典型的一个absent-minded（跑神，不专注），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得近，也在一起做事。记得那时候，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盘，我觉得奇怪，问他，他告诉我，他在计算音乐里的节奏。呵呵，他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
“那晚我演《刺虎》，正在后台化妆，梁实秋和老舍在边上练相声，一边练一边大笑，我就要他们先讲给我听听。老舍写相声很在行的，又是老北京，所以他是主角——逗哏的，梁实秋是捧哏的。排练时，有一个老舍举着扇子要打的动作，梁实秋说：‘你到时别真打，比比样子就好。’结果到了台上表演，说到兴头上，老舍的扇子一挥，真的就打过来了，梁实秋没有防备，这一打就把他眼镜打飞了！梁实秋手疾眼快，一手就把眼镜接住了。下面掌声大作，以为是他们俩故意设计好的，就大叫：‘安可！’‘安可！’（再来一次）他们俩相对哈哈大笑，相声讲不下去啦……”
“我从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搬到北碚，就是从原来教育部属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调到了新成立的礼乐馆。礼乐馆的成立也有一段来由：重庆在孙中山先生的忌日纪念活动中奏哀乐。蒋委员长说不对，人死超过三年，就不该奏哀乐了。一个国家，礼乐都不通，该要制礼作乐了！教育部于是下了命令，要遵办此事。后来就成立了礼乐馆。连乡下人结婚的婚礼，也要制订证婚的礼乐仪式。乡下人礼拜天可以到礼乐馆来，按新式礼仪结婚，由公证人公证，杨荫浏还给弹个钢琴伴奏什么的，仪式很简单，但隆重。”
“搬到北碚以后，日军轰炸反而不多了。我们礼乐馆的防空洞又是最好的，离办公室很近，底下很深。我那段时间写了最多的小楷，一般都利用第一次防空警报拉响，而第二次警报还没响起来之间的时间。那段时间不算太短，正事反正是做不了了，写小楷不费墨，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直写到第二次警报响起才搁笔，几步就可以跑到防空洞去。待第三次警报响起来，日军的空袭才真正到了。”
“我那时候二十多岁，每个月领五十多块钱的薪水，还能资助我在昆明联大读书的五弟的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也交了最多的朋友。礼乐馆在嘉陵江边，江那边是复旦（大学）。我们要过江去，水很浅，可以走在石子上过江，不用小船。复旦我的朋友很多，年轻年老的都有：章靳以、洪深、方令孺——大家叫她方九姑，他们常常过江来找我玩，唱曲、写字、吟诗作画的，很热闹。”
“我祖母是我学诗的第一个启蒙人。祖母会做诗，能背很多诗。我五岁开始就跟着祖母背诗，读诗，每次还要把我读过、背过的诗似懂非懂地讲给祖母听。我出生八个月就离开了妈，跟祖母长大。祖母其实是我的叔祖母，她是李鸿章的侄女。她的父亲李蕴章，是李鸿章的四弟。”
“我们和张爱玲不是一族的亲戚。他们是来自皖南的张家，我们算是合肥的张家。《清史稿》上记的我曾祖父张树声的传记，好像提到过曾祖与她祖父张佩纶有过什么关系。我没见过张爱玲，日常生活里也和他们的张家没发生过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合肥的李家和张家，是两个大姓人家。不过我们家，民国年后就搬到了上海，后来又搬到了苏州。”
“我祖母让我读的是家教私学，给我请过好多位老师。教我时间最长、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考古学家，叫朱谟钦，他算是考古界后来很有名的夏鼐、唐兰他们的长辈。他的国学底子好，一开始就教我给古书点句，读史书、读古文，就从断句开始。一上来就要我点《项羽本纪》。他先点几天，然后叫我自己点，点的是一种大版本的线装书。他要我博览群书，把文笔弄通，教我做诗、对对子，并不是死抠四书五经，教学风格没有一点儿科举味。”
“我写字也是跟朱先生（朱谟钦）学的，他真草篆隶都会，也是用朱笔给我批改。我临的《颜勤礼碑》，当时刚出土，是朱先生把新拓的拓片一条条剪出来，为我做成字帖，按原样临写的。我看过后来出版的许多《颜勤礼碑》字帖，字体显得很肥大，完全走样了。那是因为拓片一经裱过，笔画就被撑开了。”
“开学那天，当时胡适是国文系的系主任，在系里的Party（派对，聚会）上，他点着我的名说：‘张旋！你的算学不太好（其实是大不好），你要好好补一补呀！’我吓坏了，跑到教务处去说：‘要怎么补呀？我怕补也补不成了，我加减乘除都不懂，我宁可不上了！’教务处的人一听就乐了，笑着说：‘取了就取了，还补什么补，胡适是给你打官腔呢！’”
“写诗么，我是‘随地吐痰，不自收拾’……随地吐痰，吐容易吐呀，收拾起来就不容易。我写的那些诗，写过了就算了，就不管了，都是别人帮我打扫、收拾起来的。所以《桃花鱼》一印出来，我先就送给我弟弟定和一本。因为我里面的那些诗，好些都是他给我留心搜集、保存下来的。”
“那一年在南京——是七七事变之前的那一年，我给《中央日报》编过一年多的副刊，那副刊叫‘贡献’，原来的主编储安平到英国留学去了，是他们的社长程沧波找到我，说是胡适的推荐，让我临时顶代的。那时为了填‘报屁股’，我用假名写过很多文章，写过就丢了。有人（是卞之琳）后来留心剪留、抄存给我，也让我丢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卞之琳）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他（卞之琳）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做诗，你说我能怎么办？”
“他（傅汉思）到了北大，就跟季羡林成了好朋友——因为季羡林是留德的，他的德文很好呀。季羡林又把他介绍给了沈先生（沈从文）。可以说，就是在北大这一段，汉思才开始把他的兴趣转向中文，最后做上了中国古典的研究的。我们认识的时候，内战已经开始了，我在北大开的昆曲书法课，还没正式开始教，就打仗了。我和汉思是认识一年之后在北平结的婚，那时候，城外已经炮火连天了。”
“他叫李新乾，是一家书店的年轻伙计。书店的名字，叫‘修绠堂’。他也是季羡林介绍给汉思认识的。你可别小看这样的卖书工人，他懂书，文史哲、古今中外的都粗通一点，知道不同读书人的不同需要。那时候，北平很多店家的伙计，都有这种能耐。”
“李新乾就是这样又能干、又可靠的人。他跟北大校园里很多教授、老师都很熟。他当时比我们小，二十多出头吧，我至少大他十岁，因为买书卖书，跟汉思成了好朋友。汉思没结婚就认识他了，常常带上他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子出去玩。他送书上门来给我们看，不是非得要我们买，留下来看过了喜欢才买，不喜欢的他再带回去。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书，有时候我们也把想要的书单子写给他，他就四处给我们找。汉思不会讲价钱，他从来就给我们最好的价钱……当时沈从文就很奇怪，说：‘汉思，怎么你们买的书总比我买的便宜呀？还便宜好多！’——呵呵，因为我们认识李新乾呀！”
“那时候，日常照顾我们的有一位女工人，就是我们的保姆，叫‘小挎奶奶’，因为她丈夫叫‘小挎子’，出身很苦，才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所以我让小挎奶奶跟着我们走。到了机场，逃难的人已经乱成一团了，那是军用飞机，每个人随身的东西要按分量来称，就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就不走了！’他们一看我动了脾气，就说：‘人带走，东西都不能带。’我带到机场的那些最好的书籍、书画，就这样被留了下来，说我们先飞到青岛，东西让飞机回头再带。可是飞机到了青岛，红旗已经挂起来了，再也飞不回去了，多少好东西，就是这样扔掉了的……”
“喏，墙上的这两张小画，就是张大千画的我——画的是戏中的我。这张背面的仕女图，记不得他画的是我唱的《闹学》还是《思凡》了；这张线勾的水仙，却是他画我的身段——他说我甩出水袖的身段线条，让他产生了水仙的联想。就这么一转一甩……我问他是否画的就是我这个身段，他笑嘻嘻地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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