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

《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一书全面展现了科斯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罗纳德·科斯是20世纪公认的经济学大师之一，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其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中国的变革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和学说也影响了中国一代代顶级的经济学家。他的作品《变革中国》也在中国经济、政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这本书是由目前国内众多顶级经济学家们一起探讨科斯的思想理论，以此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一书作者几乎汇聚了国内所有顶尖学者以及诸多专家，包括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盛洪、钱颖一、张曙光、邓正来、韦森、许成钢、李稻葵、王小鲁、王宁、薜兆丰等等。

张曙光，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著作20多部，英俄文译著5部（篇）。主要著作和论文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合作）、《制度·主体·行为》、《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张曙光文选》（五卷）等。
　　
　　盛洪，现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自80年代后期，侧重于制度的结构、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其专著《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其他著作有《治大国若烹小鲜》、《制度为什么重要》、《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随笔集《经济学精神》、《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长城与科斯定理》、《为万世开太平》、《旧邦新命》、《以善致善》等。

序一 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为《科斯与中国》而作 张曙光
序二 为什么科斯的名字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了？ 盛洪

第一部分 “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
一百年前，一个男孩诞生了 盛洪
科斯百岁了 张五常
期待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 罗纳德·科斯
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周其仁
在“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维迎
科斯影响力巨大的三个原因 钱颖一
科斯的理论可媲美牛顿定律 肖耿
经济学家为世界祭坛奉献脑力产品 许成钢
科斯是亚当·斯密真正的传人 罗卫东
科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经济学的偏向 史晋川
把案例研究引到经济学科是科斯的一大贡献 张曙光
经济学家应成为政府职能无限扩张的反对者 李韦森
管理成本无限放大导致计划经济低效率 王小鲁
科斯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李建华
科斯定理在产权制度改革中获得广泛应用 黄凯南
科斯的理论是让我们不断反省自身的经验 邓正来
政府不能作长期承诺，科斯定理应用存困难 柯荣柱
科斯理论尚不足以应对经济制度的变迁 李稻葵
科斯对法律建树卓越 李建德
在中国真正选择市场的是没有学问的人 毛寿龙
经济学是有限的，解决经济问题还需其他知识 秋风
百年之后中国经济学定能面目一 新王宁
私有财产拥有者可以替政府解决很大问题 薛兆丰
制度企业家对中国经济起着重要作用 姚洋
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科斯的最好纪念 张旭昆
科斯理论对中国改革有很大指导意义 毛振华
附录 罗纳德·科斯王宁

第二部分 制度经济学
再读科斯的《企业的性质》 黄少安
站在科斯的肩膀上 李建德
所有权结构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 王珺 龚晓瑾 杨本建
科斯定理与经济分析谢作诗 袁晖光
罗纳德·科斯的思想市场论 罗君丽

第三部分 法与经济学
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科斯框架中法律界权的功能与成本 凌斌
交易费用范式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初探 方斯远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为什么没有失败？ 于忠江
司法依附引起的产权交易问题研究 陈洲球
“人肉搜索”和隐私权边界的法经济学解读 徐珉川
恐怖主义犯罪的法经济学研究 张旭 王青

科斯百岁了
　　张五常
　　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的百岁大寿，北京的一些朋友要搞一个“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为老人家祝寿。我因为姊姊刚在那时访上海，要陪伴另一个老人家，不能到北京参与。科斯百岁，没有我这个最年轻的老人家说几句不合情理，北京的朋友安排了通过网络视频三地对话。
　　先进科技不灵光。事前试机几次，效果平平，正日的早上搞了半个小时，不能再等，听不懂，看不清。硬着头皮胡乱地讲了20分钟。过了一天，美国时间又是科斯百岁正日，他的助手来邮说科斯很失望，因为听不到我说的，要求我通过视频对科斯再说一次。这次他听得清楚了。凭记忆再说，可能跟早一天说的有出入。太太在旁不断地要我说得慢一点。这次我分点说，较有系统，大略如下。
　　一、经济学有两个时期、两个地方发展得特别好。其一是上世纪30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二是60年代的芝加哥。科斯是我知道的唯一参与过这两个重要发展的人。此外，上世纪60年代是经济学发展最有看头的10年，而科斯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我因此认为，100年来，在时间上最幸运的经济学者是科斯。
　　二、我自己的运程也不差。60年代专注地学习，价格理论师从鲍德温、赫舒拉发、阿尔钦；科学方法师从布鲁纳与卡尔纳普。不可能有更好的际遇。1967年到芝大时我已经写好了《佃农理论》，对戴维德的口述传统与科斯的论著很熟。当时弗里德曼专注于货币，施蒂格勒专注于工业结构，在研究题材上兴趣跟我最相近的是科斯。
　　三、跟科斯研讨是自然的取向。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也不问他谁对谁错。我要知道的是科斯怎样想：为什么30年代他会这样问，跟着又那样问；为什么他要研究广播行业；为什么他认为这点重要那点不重要。知道科斯怎样想是我能深入地体会他的论著的原因。后来他对人说我是最了解他的思想的人。跟一个思想家学习是学他怎样想，不要管其他。今天的青年不懂。
　　四、更重要的科斯对我的影响，是使我肯定了自己在经济学上要走的路。1967年，赫舒拉发说我可能是另一个费雪；1968年，哈里·约翰逊说我可能是另一个萨缪尔森；1969年的春天，科斯说我可能是另一个马歇尔。但我是张五常，要有自己的玩意儿。在芝大跟科斯研讨的两年中，最大的收获是自己从佃农理论摸索出来的合约结构与选择得到他的屡次坚持。（科斯是个个性很强、观点顽固的人，对当时盛行的好些理论漠不关心。他不断地鼓励我走自己的研究路向，可能是因为我对斯密及马歇尔的传统很熟，只是加进交易费用及改进。）
　　五、思想上我也是个顽固的人。确定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一口气地走了40多年，没有半步差池。集中在解释行为与体制运作，发展出来的是重视真实世界的局限调查，重视概念的阐释与需求定律的运用。这三方面我是走得比任何人远了，而解释及推断力之强西方的先进经济学者可能无法想象！10年前写下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今天大修会变为五卷。目前只修好了两卷，再两年可以完工。
　　六、回头说科斯的100年。那是人类历史最紧张刺激的时期，也最矛盾：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天才之笔，反映着人类的智慧，但主义之争、政策与制度的采用，皆蠢得离奇。有谁会想到，在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发展中，中国竟然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来？30年前我首先想到，可没有想到会起飞得那么高那么快。
　　七、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科斯是我认识的最高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1980年12月，在底特律，他极力劝导我回到中国去，用中文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1981年香港大学有空缺，而我在香港的母亲80岁了，就依他吧。1982年回港任职，没想到，之前没有写过中文，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只是好于解释，为了一点关心我写了300万字。
　　八、2008年为科斯写好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要报昔日知遇之恩，用足心机写，瘦了5磅。该文是写给科斯一个人读的，他满意，我开心，其他的人怎样赞赏或批评我无动于衷，一于懒理。
　　九、科斯希望他和我喜欢的经济学能在中国发展起来，是有意思的幻想。当然渺茫，但一点可以肯定：不要管是科斯的还是我的，只要能搞出一个中国经济学派，那一定是他和我喜欢的经济学。除了经济解释，我看不到还有其他可以竞争的学派出现。更何况我用中文写下那么多，写了那么久，是斯密昔日的纯文本写法，有互联网协助扩散，不可能半点影响也没有。
　　上述是我对科斯说的大略。他的回应，是希望能在中国搞一份中英双语的经济学报，推广他喜欢的经济学。他认为我还是个青年！比他年轻25岁，相差四分之一个世纪，不是青年是什么？多年以来也总是这样想，总是这样说我来日方长。我不敢对他说中国的文化有年逾古稀这句话，说的是日暮黄昏。
　　最后科斯说，当年在芝大我和他的研讨只有两年，要是还有20年就好了。太太说没有听错，他不是说恨不得昔日有20年，而是希望还有20年。
　　100岁了，科斯的身体还好，而令人羡慕的是他的思想还很清晰。他构思《企业的性质》时只21岁，我没有听到过另一位学者能在一门学问上的执着持续那么久。我想，一个在学问上那样执着的人，在感受上一定是长生不老的。对我来说这是重要的启示，对中国的青年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启示吧。希望同学们能够明白，做学问要把自己的生命放进去才算是真的做。
　　回头说神州，中国的复兴无疑是炎黄子孙赠送给科斯百年大寿最大的礼物。举办“科斯与中国”研讨会的朋友制作了一本精美的画册，图文并茂，介绍科斯与中国的关系。此册也，制作得用心，制作得好，百年后拍卖不知值多少钱。但我认为他们忽略了一项：为了使科斯更开心，他们应该放进一些照片，示范着30年前的中国与30年后的今天。这些年，听到任何中国有改进的话，老人家就兴奋起来。
　　期待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
　　罗纳德·科斯
　　中国人有孔夫子，英美经济学家也有他们来自苏格兰的孔夫子，那就是亚当·斯密。但经济学家只是强调亚当·斯密一个方面的思想，就是他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也是一种“定价体系”。而它的作用是惊人的。譬如有一日，印度尼西亚人开始消费某种此前无人问津的产品，很快它的价格就会上去。接着呢？一些印度尼西亚人把货物卖到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正式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由此减少自身对这些物品的消费。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非常神奇：印度尼西亚人付出了一些东西，但由此从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产品；捷克斯洛伐克人放弃一些以前消费的东西，从而能从印度尼西亚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两国消费者之间没有相互沟通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从定价体系的优势我们容易理解它。
　　但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不是从“看不见的手”入手的。开门见山，亚当·斯密谈的是劳动分工，但现代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斯密对劳动分工的研究。他们忽视了是专业化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忽视了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劳动分工。这些都是我和王宁称为“生产的工业结构”所要研究的对象。而现代经济学对此的研究乏善可陈。至于“生产的工业结构”如何运作、如何创造新的产品，目前的研究凤毛麟角。将来很有必要通过各种经验研究大力改善这种状况。
　　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担当此重任，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应该摒弃成见，重新站立起来，以开放的胸怀来考察研究这些问题。我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开始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探索这个体系如何生产已有的各种产品，如何不断挖掘新的产品。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必须将它们置于一个不断演变的经济体系中加以考量。
　　我希望“科斯中国学会”能成为一个中国学者的学会，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性学会，而不只是中国学者的学会。我对该学会的研究工作寄予厚望，衷心祝愿它能获得成功。科斯中国学会立志研究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方法上要博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不要局限于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使用各种可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旦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的研究将会带来新的洞见，从而促进经济学的全面发展。我非常诚挚地祝愿科斯中国学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对经济学科的全面革新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拥有辉煌的历史，我期待中国的未来更精彩。
　　（冯兴元译，王宁校）
　　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周其仁
　　科斯不懂中文，也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还像苏格兰的伟大学者休谟（DavidHume）一样，天生具有“人贵述己而不自诩”的格调，既不容他人吹捧，更不会自吹自擂。正因为这样，“科斯的中国影响力”就成为一个在庆贺科斯教授百岁生日时，值得我们大家加以讨论的问题。
　　我认为，科斯的影响力，首先来自科斯经济学（C·aseanEc·n·mics）的内容。我们都知道，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方面的“创新”，却“引起经济学理论，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是的，自从科斯在他27岁发表的论文里引进了“几乎可以归入不证自明的真理之列”的交易费用概念以来，已经没有一门经济学可以完全不理会交易费用却还能够阐释经济行为的逻辑。
　　毫无疑问，科斯的上述贡献有着普遍意义。在科学上，从完全无意识交易费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对此，我们不妨以其他科学为参照来加以理解。例如，没有人会否认在摩擦力为零的假设下，物理学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正是站在这个台阶上，物理学家才可能进一步展开对正摩擦力世界的更深入研究。这里的关键是，要假设摩擦力为零，首先要有清清楚楚的摩擦力概念。类似地，经济学倘若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楚的意识和概念，就不具备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的能力，也更不可能走向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分析。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诺奖典礼讲演的题目所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构成与运行，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被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仅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就得以重新扩展，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以及一般地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如科斯本人所言，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为，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无论市场里的公司，还是侵权判案的司法传统，对西方读者来说都是不难感知的。因此，只要突破既定经济学思维的束缚，换一个视角——科斯的视角——看世界，这个真实世界就在那里了。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中国的实际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也缺乏法治传统。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尚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所以毫不奇怪，科斯开始是作为西方经济学流行的一个学派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但是，科斯很快就有了中国影响力，后来人们甚至可以说，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比他在欧美的影响力还要广泛、深刻和持久。这又是为什么？
　　我的理解是，科斯经济学包含着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重要内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兴趣。让我们回到科斯论述企业性质的那篇著名论文来理解这一点。在文中，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配置资源的市场里，为什么存在靠权威下达的命令组织运行的企业？科斯的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的分析没有到此为止。他接着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的运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业越大，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经济就越有效率呢？这个问题有更普遍的意义，如果哪一种经济废止了所有市场交易，根本就不存在交易费用，其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对此的回答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也要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市场运行不免费，价格机制不免费，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不免费。用企业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地要支付另一种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组织成本”。
　　很明显，科斯的思想和分析框架，矗立在任何一个方向的实际活动都受到成本约束的基础上。难道不是吗？市场受交易费用的约束，可以通过企业来节约交易费用；而企业又受到自己组织成本的约束，限制了其所能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正是通过对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不断权衡，科斯才确立了企业在市场里的理论边界。
　　仿佛在不经意之间，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须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交易被消灭了，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样看，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确与“西方经济学”冰炭不相容：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和命令的成本，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那对立的理论两极共同的思维方法，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对于这一点，我在提交给纪念中国改革30年的芝加哥大学讨论会的论文里，有过以下回顾：
　　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同时还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限。
　　据此，我在那篇发言里还大胆地推断，如果科斯教授有机会与邓小平先生谋面，“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
　　其实，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而是接近于真实的现实。这是因为，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每日每时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即全盘计划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误配置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科斯分析的含义是，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中国在实践中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会因此而获得增长。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偿失，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科斯从来不认为他和他的经济学可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的道德原则和信奉的方法论也不允许他那样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次讲演中引用了弗兰克·奈特的话：“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和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他本来是用这段话赞扬沃伦·纳特教授的，但是每个直接接触过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真实和客观”，以及支持客观态度的“正直、能力和谦虚”，这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为人风格。他的助手王宁告诉我们，即使到了百岁高龄，科斯老人还是会认真阅读比他年轻不知多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字，还会认真倾听每位来访者的问题、叙述和见解。就科斯而言，我们相信奈特说得对，科学的基本规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
　　在方法论上，科斯坚持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趋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真实情况的前提下，也可以发展理论”。科斯的坚持其实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坚持，因为不从观察现象出发，对规律的猜测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科斯对其方法论的坚持也是他的中国影响力日增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遵循科斯的方法论原则去从事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人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经验科学而不是神学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从求学的青年时代开始，就踏实观察市场里的企业，认真思考可观察现象中那些不能被现成理论（当时是价格机制理论）很好解释的部分，勇敢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猜想。无论我们的天分怎样远不如科斯，只要遵循这条路线走，我们总会更有机会做出有意义的科学工作。那么多欧美经济学家连认真观察欧美经济现象的时间都不多，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爷正在把观察中国现象、提出中国问题并做出科学猜想的难得机会，更多地留给了中国的经济学人？
　　最后，科斯的鼓励——中国经济学家要基于中国经验研究“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带给我们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于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着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着过于多样的组合，并无一不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复杂的转型环境里，中国经济的走向当然与中国经济制度的走向密切相关，问题是我们对后者所知甚少。
　　也许值得注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断言举国体制才是中国经济辉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这种体制继续扩展。有人肯定彼此竞争的地方政府运用合法强制力配置资源，促成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面貌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变化，因而构成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有人认为席卷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了市场的缺陷和失败，人类正进入一个也许可以由中国领头的、需要扩张政府调控和管制的新时代。我相信，所有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些真理的成分。不过，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为此，我们为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国影响力保持得更为长久。
　　市场和企业不是互替而是互补
　　张维迎
　　首先，我想强调一下，我非常高兴在20多年前，我们翻译了科斯的第一篇文章，即《企业的性质》。当时是杨小凯教授推荐给我们、栗树和翻译的，发表在体改所的刊物上，当时王小鲁好像是编辑。
　　其次，我讲讲我对科斯思想的理解。我用一句话概括科斯的思想，就是理性人在自由环境下会选择最有效率的交易制度安排。我觉得这是科斯思想最本质的东西，无论选择市场方式还是企业的方式、其他合约的方式，其实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思想。并且我在解读的时候，觉得可能要强调一点，在科斯的理论当中，制度是演化的，根据各种条件在演化，而不是设计的。
　　当然，我看到很多文献在讨论企业、市场。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我读科斯的东西，也读张五常教授的东西。当时我写了一篇简单的文章，我觉得我们过分强调市场与企业的替代性，而事实上应该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市场和企业之间不是替代性的，而是互补性的。比如，我们发现市场交易成本建立的时候，企业的规模、企业所掌控的资源不是在变小，而是在变大。同样企业管制更有效率的时候，市场交易范围在扩展，而不是在收缩，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历史，我们看到的不是要么市场来交易，要么企业来交易。我现在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在《市场的逻辑》一书里面也谈到这样一个思想，企业实际上是市场运行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企业的话，其实我们很难谈到真正的市场。过去有一个比方就是市场像一个汪洋大海，企业是上面的一些岛屿，这个比喻可能很不恰当，因为大海可以离开岛屿存在，我们看到很大的海并没有岛屿，但是市场不可能离开企业而存在。这里，我想更多强调的不是简单的企业是生产方式，企业更重要的是借重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特别是陌生人之间相互信赖的一种安排。正像我们现在有了这些大的品牌企业，我们才有了经济的全球化，全球的市场，我们才敢于在中国的土地上买那些其实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遥远的几千、千万里的地方生产出来的东西。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当然我说这一点并不是和科斯理论矛盾的，我认为是不矛盾的。科斯在1937年的文章，更多是针对当时古典经济学把价格作为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研究他的理论以后，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经济学的很多批评者，经常把经济学理论缺陷理解为市场缺陷，像斯蒂格利茨，他把新古典经济学缺陷当作市场本身的缺陷来批评，这有很大问题。我们回顾20世纪30年代，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是计划经济的拥护者，计划经济的真正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提供的，而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我觉得今天是个机会，可能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很好地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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