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东的厄运

《美国在中东的厄运》系美国著名外交家傅立民历年有关美国中东战略的思考结晶，作者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美国中东政策的后果，美国解决国际问题的外交和情报手段，以及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对美国总体的中东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一些其认为值得美国吸取的教训。

傅立民，美国资深外交家之一，现任国际项目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美国中东政策委员会主席、美中政策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席、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副主席、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理事、美国外交学院理事，以及其他一些非营利机构董事会的成员。
　　傅立民曾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1993～1994年）、美国驻沙特大使（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驻曼谷（1984～1986年）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副馆长和公使（1981～1984年）、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1979～1981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创性地访问中国期间，他曾任总统的首席翻译。

　　周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导、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国家二级教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出版《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等9部专著，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多部译著。

　　杨悦，现任教于外交学院，副教授，富布莱特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前言
第一部分 从沙漠风暴到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第一章 从风暴之眼来观看：美国驻利雅得使馆眼中的科威特危机
第二章 美国在中东的目标与终结游戏
第二部分 陷入伊拉克的伏击
第三章 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
第四章 美国的单边主义在两河流域的作用
第五章 突然改变方向、混乱状态与对政治辩论的压制
第六章 占领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后果
第三部分 政策的后果
第七章 海湾合作委员会和对政策后果的管理
第八章 美国外交政策与阿拉伯世界
第九章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政策和结果：能源、以色列、进入及对穆斯林愤怒的遏制
第十章 西亚与下一届美国总统：延续前任的政策将不会有作为
第十一章 美国与阿拉伯的关系：前进道路上的岔道
第四部分 捍卫外交和情报
第十二章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憎恨我们吧，只要他们害怕我们”？
第十三章 恐怖主义时代的国家安全
第十四章 没有外交的帝国
第十五章 美国的领导地位能恢复吗？
第十六章 恐怖时代的外交
第十七章 为什么不尝试外交手段？
第十八章 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脱线先生掌权
第十九章 论情报
第五部分 对沙特阿拉伯的看法
第二十章 沙特阿拉伯与全球化的力量
第二十一章 沙特阿拉伯内外交困
第二十二章 阿拉伯人娶了中国妻子：未来十年的中阿关系
第二十三章 沙特阿拉伯：没有变革的进步的终结

第四章
　　美国的单边主义在两河流域的作用
　　2003年9月8日
　　2003年3月19日至20日晚间，美国军队实际发起了对伊拉克的侵略，小布什总统在过去一年中都引领整个国家向这个侵略的方向前进。6个月以后，当我再一次在美沙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时，很明显的是，我们的战争支出超出了我们的财政能力，在国际上我们也变得日益孤立。然而，美国的文职和军事政策精英们都顽固地拒绝接受这一现实。新保守主义者断言，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伊拉克的形势正在好转。而对这一断言提出质疑便被视为不爱国。大多数人尚不清楚伊拉克的军事局势和其他方面的局势有多糟糕，若要提出我们陷入了困境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人们敢于超越政策幻景，就能看到伊拉克正在出现叛乱的轮廓。人们也能辨明，新的、不断增多的国际恐怖主义者在伊拉克的存在，并日益利用伊拉克民族主义不满情绪带来的影响。“基地”组织对此欢欣鼓舞，因为它能够充分利用伊拉克人对英美联合占领及其带给伊拉克无政府状态的憎恨。
　　我必须说，在过去的三年内，在我担心的三个领域里，正如有人担心美国与沙特关系的特性和美国的中东政策的特性一样，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
　　首先，毫无疑问，沙特人和阿拉伯人已经在美国公众眼中被成功地贬低了。其后果表现在诸多方面。对于那些来自中东地区的对沙特人的痛苦津津乐道的人，我想指出的是，沙特人的问题会拖累所有的阿拉伯人。
　　在美国，有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伊拉克是“9·11”事件的共犯。但是从这一调查结果中，人们看到的并不是我们的同胞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而只是对一些阿拉伯恶徒对美国做了卑劣的事情的简单意识。我很遗憾地说，与此相伴随的是大多数阿拉伯人可能都是坏人的判断。
　　长期以来，美国和阿拉伯世界双方需要对这种状况做些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我就不再详述了。但令人悲哀的是，在浪费了如此多的时间之后，这个地区的发展趋势仍然一如既往地是负面的。
　　其次，或许在重要性上是第一位的，巴以互动的路线图已经被双方这种零和战术彻底毁灭了。极端主义者掌控着以色列政府。他们主导了巴勒斯坦人的政治，使巴勒斯坦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希望荡然无存。我们现在必须关心耶路撒冷的暴力是否会再次向境外蔓延。
　　最后是伊拉克问题，这是我们去年开始面临的问题。令人悲哀的是，在新保守主义的指挥下美国入侵伊拉克半年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并且我们也还未弄清楚该怎么办。昨晚总统的讲话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认识到，推翻萨达姆还远远不够，尽管它是一个到处受到赞美的美国政策的成就。它在伊拉克留下了太多亟待完成的任务。它在我们与盟国和朋友之间留下了太多没有得到处理和被忽略的争议。它留下了太多有关美国在世界上尚未被界定的适当角色的问题。萨达姆的暴政、十年的国际制裁以及美国空军三个星期的狂轰滥炸使伊拉克一片狼藉，其惨状的全貌我们只是到后来才有所了解。正如总统昨晚最后承认的，重建任务将比我们所预想的要长得多，开支也大得多。
　　谁来为此付账呢？是美国加上一些朋友的少许援助，还是更广大的国际社会加上美国的大量援助？这将由伊拉克的占领者及其在当地拥有的权力决定。如果伊拉克仍然是国防部管理的主题公园，那么美国，而不是国际社会，将对那里发生的一切负责；美国人将几乎独自为此付出鲜血和财富的代价。
　　我们不能分享美国和英国盟支对萨达姆·侯赛因取得的辉煌军事胜利的荣誉；然而，分享成功的国家建设的功劳和负担，以及分担如果我们未能催生出一个新的伊拉克而产生的罪责，显然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当我们入侵伊拉克时，美国绕过联合国并冷落了我们的盟国和朋友，这在我们之间造成了一个不能轻易消除的严重问题。由于承诺它们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和其他引诱，小布什政府设法得到了世界上大约1/4的国家的支持声明。这使美国总统能够安慰美国人说，“广泛的国家联盟”支持我们在伊拉克的行动。
　　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引人瞩目的例外（我想起日本不仅提供了援助，还前所未有地派出了军队），其他支持我们的国家缺乏与英美两国在伊拉克有效地并肩作战所需要的意志、资金或军队。如果我们为它们的军队承担费用的话，一些国家，例如波兰和乌克兰，情愿冒其士兵的生命危险。但结果是，在涉及付账单或执行危险的军事任务时，一个身无分文、手无寸铁的捧场者的口头承诺，无法代替构成联合国安理会核心的主要大国联合体的支持。
　　在现实世界里，为了实行伊拉克的真正变革并为此支付费用，我们需要来自世界3/4国家的政治掩护和大量财政援助，而这些国家在6个月前曾公开嘲笑我们的辞藻具有欺骗性、我们的态度有侮辱性、我们的理由是不道德的、我们的行动是违法的。鉴于这些态度，正如我们以前所做的一样，伸手向国际社会要钱，让五角大楼执行在伊拉克的任务，是没有希望的。
　　在那些批评美国的国家中包括了我们历史上最亲密的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盟国。它们说，如果能够通过联合国对在伊拉克所发生的事情有真正的发言权，那么它们将在伊拉克帮助我们。它们很有信心，我们不会让它们扮演任何这样的角色来诱使其摊牌。坦白地说，它们对我们在伊拉克遭遇困难的态度是很令人讨厌的。这相当于说：“你打破了它，它是你的。哎呀，我们很遗憾看到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当然，这种像愤世嫉俗的幸灾乐祸一样的鄙视是相互的。到目前为止，伊拉克主要还是使五角大楼的文职领导人难堪。但是如果伊拉克成为美国的灾难，那么这种灾难将会波及全球，不仅威胁美国与阿拉伯、美国与穆斯林的关系以及中东的地区秩序，而且还会威胁整个国际秩序。
　　相反，如果伊拉克的事情进展顺利，而且仍有可能进展顺利的话，那么全世界都会坐而受益。对我们足以利益攸关的是证明下述做法是合理的：严格评判自己，而且所有各方都作出认真的努力让我们曾经怀有的丑陋和短视情绪成为过去。我们需要建立联盟、友谊和伙伴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整个国际社会对一个重建的伊拉克尽早实行自决的支持。
　　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荒诞故事也许有助于诱使美国入侵伊拉克，但这并未改变我们已经身处伊拉克的事实。无论这场战争给国内政治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也无论人们是否感谢五角大楼中那些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骗子，我们在伊拉克面临着紧迫的后果管理的挑战。在受到袭击的同时，如何恢复基本的服务和重建国家？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之所以受到袭击是由于伊拉克人愤怒地认识到我们未能恢复那些基本服务。如何防止不时发生的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反对占领的行动升级为一场更广泛的游击战？如何防止遍布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激进主义者与不满的伊拉克人创造共同的事业，把美国占领军当作靶子来进行射击练习，以为全球“圣战”进行训练？如何确保民主化并不意味着非世俗化，不意味着授权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也不意味着在一个长期因政教分离而引人注目的社会中出现以信仰为基础的政治？
　　这些并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下面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伊拉克了，那么为什么到这里来？坦白地说，在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他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问题上老调重弹，无济于事。试图以联合国为幌子来下达一系列维持美国国防部长在伊拉克发号施令和主持战后重建的命令，这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小布什总统过去说过，美国军队不应当被赋予国家建设的任务。我认为他是对的。我们的军人是些优秀的战士，他们不适合当政客、宪兵或社会工作者。美国军方不应当留在伊拉克为他人背黑锅。
　　我所想的是每个人都会同意的看法：如果我们完成了真正的政权变更，而不只是推翻政权（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如果伊拉克人民、其他阿拉伯人和国际社会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不是战胜和征服，而是解放了伊拉克，那么美国就成功地完成了它在伊拉克的使命。坦白地讲，实现这两个目标都不需要美国的控制，更不用说五角大楼的控制了。事实上，尽可能早地使占领非美国化，使占领真正国际化，并为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制定时间表，就能推动这两个目标的实现。为伊拉克的国际开发提供资助，比试图把伊拉克当作美国国防部的管辖区来管理，成本要低得多。在我看来，国际化似乎是把全部主权和把在伊拉克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尽快归还给伊拉克的关键，这也就是我们对他们承诺的“解放”。
　　如果对此没有可信的时间表，如果美国仍然控制着巴格达的街道和政府各部，那么无论我们把多少伊拉克人推到政府的前台，美国人都将继续对发生在伊拉克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负担全部的费用。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认为，唯一好的美国人就是死了的美国人。他们已经开始在被证明有能力袭击美国本土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中寻求盟友。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被国际上认可的美国撤军计划，它需要得到由美国慷慨资助的有效的多边重建努力的支持。否则，伊拉克在其本国对美国军事存在的抵抗将扩大和加深，对美国军队的要求和在世界各地对美国人的攻击也将扩大和加深。
　　总统已经采取第一个重要步骤，那就是要求下一年拨款870亿美元用于伊拉克的开支，这或许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美国的经费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仅靠美国的经费不能使美国摆脱伊拉克，或是使伊拉克摆脱美国。
　　让我结束今天的发言。我猜想一些人会说，这些就是帝国的危害。与世界上大多数人相比，美国人更加清楚帝国的这些危害。我们的合众国就是在反抗大英帝国的行政官员和驻军的斗争中诞生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并在近乎世界大战的冷战期间参与了无数次小规模战斗，目的就是为了解放那些被奴役的国家，防止它们被占领，而不是去征服它们。
　　美国的国际主义传统颂扬这种独特性：我们拒绝成为凭实力可以建立的帝国。正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真诚地要求我们再次致力于维护美国的这些重要传统，而不是摒弃它们。
　　我们想把自己看成是解放者，也想被其他人看成是解放者，而不是伊拉克人民的帝国行政官员。我们想要被当作施恩者，而不是伊拉克的征服者。但是除非我们能表明，我们对解放伊拉克而不是对管辖和控制伊拉克更感兴趣，对完成伊拉克的重建而不是对为把我们带到那里的单边主义辩护更感兴趣，否则，我们自己和全世界都不会这样看待我们。
　　第十六章
　　恐怖时代的外交
　　2007年10月4日
　　9年前的8月，克林顿总统对“基地”组织宣战，后者把美国与世界14亿穆斯林之间的一贯友谊和合作，看作它想要强加给他们的宗教专制的主要障碍。3年后，即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残酷地打击了我们的国土。
　　美国是历史上最富有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威胁我们的恐怖主义者是由疯狂的狂热者组成的一个松散网络，他们受到生活在瓦济里斯坦山洞里蓬头垢面的人们的煽动，有时还会受他们的指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洞穴人认为自己正在赢得胜利。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对于美国和美国人民来说，这个世界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造成这种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敌人有他们的战略，而我们没有。他们的目的就是将我们从中东赶走，这样他们就可以推翻他们认为是依赖于美国的阿拉伯政权，并终结他们所认为的我们在传统上成为其样板的启蒙思想对伊斯兰教的腐蚀。而我们的目的仍然不清。我们用以回应恐怖主义敌人的手段--几乎一味地依靠军事手段的无外交的对外政策--明显不起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反美狂热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基地”组织领导人深知这是一场智力的较量，而不是体力的较量。他们不会被调动到常规战场上去；他们决心选择与我们交战的地点。他们为穆斯林忠实信徒的精神而战--这一精神受到他们所谴责的西方观念的诱惑，并希望在他们反动的妄想中窒息西方观念。毫无疑问，我们的武装力量是世界上最有能力和最具杀伤力的。任何军队都不能打败它，但是它并不是在同另一支军队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并不是治国之道的适当工具，不适合领导我们对来自阿拉伯和其他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日益增多的威胁作出反应。武装力量是专用于消灭和俘获敌人的。但是杀害、监禁或侮辱同情“基地”组织的阿拉伯人或其他穆斯林，并没有击败敌人，而是帮助了敌人。每一个让他们感到受到不公正对待和屈辱的案例，都会制造十几个决心杀死美国人的敌人。
　　当小布什总统前些时候在澳大利亚被问及，我们在这场布什政府的所谓全球反恐战争中做得如何时，据说他带着明显的满意神情回答说，“我们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但是，这可能是下一剂泻药的方法，却不是一项战略。今天，我们很了解我们在伊拉克不试图得到什么。我们持续占领这个地方不是为了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世俗民主制，也不是为了创建一个样板社会以在保守的、敌视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中激励革命。根据结果来判断，我们占领伊拉克也不是为了增加世界的石油供应和降低加油站的汽油价格。但我们的总统和国会还未讨论--更不用说一致认同--我们在伊拉克继续驻军和行动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
　　我们的计划似乎是要让占领继续下去，直到和平自发地在伊拉克人中突然产生。这不是一项战略。我们全副武装的男女军人被伊拉克的战略埋伏困住了。除了避免可怕的局势继续恶化和使我们的领导人免于不得不承认他们对情况的严重误判外，没人能向我们解释我们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到底要做什么。
　　在阿富汗，我们迅速完成了我们的目标：首先，通过擒获或射杀“9·11”事件的大多数头目，将他们绳之以法，尽管令人遗憾的不是全部头目；其次，惩罚了那些为这些邪恶主义者提供安全的庇护场所的人，这对那些将来可能被诱惑这样做的人是一个威慑。我们通过非常聪明地进行有限干预做到了这一点，使阿富汗内战中的平衡发生了倾斜，并与获胜的派别结盟。然后我们被胜利的欢欣所压倒，开始转战伊拉克，在夸大我们在阿富汗使命的同时，却切断了我们对它的资源投入。
　　塔利班和支持它的保守的普什图人都没有参与策划和执行“9·11”袭击。我们最初的目的是惩罚他们，而不是阻止他们在阿富汗政治中起作用。我们随后把塔利班称为我们的敌人并追杀它，又使之恢复了作为伊斯兰和民族主义抵抗运动的国际合法性--塔利班由于在“9·11”事件之前与恐怖主义者的协作曾一度丧失了这种合法性。虽然有北约的协助，我们的军事干预尚未为阿富汗建立一个国家或一个有效的政府，却使这个国家成为罂粟种植的安全场所。阿富汗现在是世界上935%的海洛因的源头，这为塔利班（据推测还有“基地”组织）提供的年收入，比穆斯林游击队员当年同苏联进行长期斗争并最终获胜时得到的援助还要多。这肯定不是我们的意图。但是，尚未有人阐明我们在阿富汗实施军事行动的明确使命或可行的结束这些军事行动的方法。
　　回想起来，“基地”组织像是用斗牛士的手法来戏弄我们：引导一头大公牛对着斗篷徒劳地猛冲，以此来耗尽它的体力。通过入侵伊拉克，我们将获得大多数穆斯林支持的干预阿富汗的行动转变成了在穆斯林看来是一场更广泛的对伊斯兰的战争。我们摧毁了伊拉克的国家机器，催生了无政府状态、宗派暴力、恐怖主义和伊拉克内战。
　　与此同时，我们把以色列的敌人当作我们自己的敌人；而他们的回应是，把美国人等同于以色列人，并视为他们的敌人。我们放弃了在中东充当和平缔造者的角色，来支持以色列，以使被其控制的、日益聚居的阿拉伯人屈服。当这个犹太国家继续为其殖民者攫取更多的阿拉伯土地时，我们或是为此苦恼或是袖手旁观。这已经使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确信以色列是不能被安抚的，而且它还在劝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是行不通的。这同样也威胁到了以色列人，迫使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在民主社会和犹太人身份之间作出不受欢迎的选择。现在，美国把巴勒斯坦人的经历--屈辱、流离失所和死亡--带给了数以百万计的更多的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以色列和美国都有理由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辩护，但是无论多少公共外交都不能说服我们政策的受害者，使他们相信他们遭受的痛苦是有正当理由的，也不能消除他们的愤怒或是缓和他们报复和复仇的愿望。
　　人们普遍认为，试图分裂敌人而不是使他们联合起来，在政治和外交上是明智之举。但是我们的行动和辞藻都使大多数穆斯林相信，我们参与了对他们及其信仰的全球性攻击。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占伊斯兰世界人口第五位的阿拉伯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敌对或互不尊重。我们向国内观众播出的电视和电台脱口秀，在国外也能听到。在美国人之间的讨论中，我们通常把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这就使得美国的穆斯林朋友更难公开与我们合作，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极端主义者。
　　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基地”组织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使我们与以前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及其人民疏远的目的。我们使暴力的塔克菲理（阿拉伯语takfiri，即偏执的和绝对论的）异教徒很容易宣称，他们是在保卫伊斯兰教及其所有信徒不受由美国军队为先导的全球“十字军东征”的攻击。他们将自己对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各国公民的邪恶攻击，描绘成有正当理由的反对侵略的报复行动，这已经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广泛共鸣。不仅在阿拉伯世界，而且在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我们的这种攻击是有正当理由的。这极大地增加了敢于成为我们伙伴的任何国家或人民遭受恐怖主义暴力的风险。它使对美国人和我们国土的进攻成为确定无疑的一件事，而非臆测。
　　恐怖主义者的目标是为了达到政治效果而制造恐惧。瓦济里斯坦的洞穴人不必费尽心思地制造恐慌，我们的领导人已经为其这么做了，他们确立了一个受国家安全要求困扰的堡垒型国家的雏形。新秩序建立在以前丧失信誉的学说的基础之上，即不同寻常的形势可以为行政部门创造不同寻常的宪法权力。它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推翻了200多年来美国人对政府受制于法律而不是受制于人这一概念的信奉。出于恐惧，我们也摒弃了对于我们的经济、科学和文化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对外开放，我们的边界对人和思想日益封闭。在我们同“基地”组织进行斗争的这些年，“基地”组织并没有对其核心价值观提出质疑或改变它们。很明显，我们这样做了。
　　现在，一个强大的美国更喜欢通过军国主义的、单边主义的和违法的行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外交、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或是促进法律规范等方式。我们谴责恐怖主义是犯罪的行为，但同时保留了用我们过去视为违法的手段来对其作出反应的权利。这使我们在工业民主国家中的盟国和朋友感到沮丧，并将我们同他们分裂开来，情况如同它曾大大减少了伊斯兰世界和其他地方那些将我们视为值得效仿的人的数量一样。我们变得越来越孤立和缺少朋友。恢复对美国的信任和我们对国际法和国际礼让的承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当下一次再受到攻击时（我们肯定会），我们必须对下述可能性做好准备，即这一次在海外将有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幸遭遇幸灾乐祸，而不是与我们团结一致。
　　为了重新获得精神力量和同盟的支持，我们必须恢复美国作为世界良知代言人的声誉，而不是其最强大的滥用者。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我们必须重新获得领导能力。这些利益在范围日益扩大的区域背景下，从西太平洋到欧亚大陆，再到拉丁美洲、非洲和更广阔的中东，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为了恢复我们的军队在伊拉克之外捍卫我们利益的军事能力，我们必须把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从占领伊拉克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使他们从所忍受的损耗中恢复过来。截至目前，很明显，这些任务将留待下一届政府来完成，或者根据当前候选人的讲话来判断，可能留给其继任者。
　　无论下一届政府的政治特征是什么，摆在它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设计出一项连贯的战略，来应对恐怖主义者构成的真正危险。他们的势力遍及全球，他们的意识形态在世界上的穆斯林中有广泛基础。美国需要的是一项战略，它能够将情报、外交、经济措施、信息政策与执法和军事实力整合在一起。我们需要一个大战略，它能够将我们与我们敌人的敌人团结起来，并且重新获得现在被疏远了的盟国和朋友的合作与支持。不过，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战略。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战略，我们就不能期望取胜。
　　制定这一战略的先决条件并不难以描述。
　　第一，我们必须认真努力地了解我们的敌人，而不是简单地讽刺和中伤他们。我们不去研究他们和他们的主张，而只是把他们同我们从前的敌人纳粹德国和苏联进行政治上的类比，并从中进行推论。我们不去处理“基地”组织反对我们直接和间接干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问题，而是将其归因于一种根本不存在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是美国人发明的一个词，它带有可以使人联想起欧洲大屠杀的政治挑衅性的弦外之音，而实际上它与伊斯兰和阿拉伯的历史毫无联系。我们不去分析“基地”组织及其盟友宣称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与把伊斯兰世界从美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有关，这样他们和其他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就可以指引走向未来的路线--而是认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征服世界，类似于我们过去在欧亚大陆的敌人的目的。无知、困惑和自我放纵，已经导致我们将一些毫无根据的成见强加于穆斯林，并错误地把阿拉伯朋友当成了敌人，而且毫无疑问，反之亦然。
　　第二，既然缺乏令人信服的相反的理由，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政策，停止采取这样的行动：通过使我们的敌人在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获得信誉而不经意地加强他们的力量。这在政治上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许多带有深层政治根源和大量情感投资的美国的假设和政策。我们明显需要改变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方法，这是一个我们蔑视国际法约束的例子。这些已经成为成倍扩大我们的极端主义敌人和阻碍我们与盟友合作的主要因素。我们需要对它们作彻底的调整，并且还必须对我们本能的对以色列的支持政策作审慎的检查。美国在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缺乏独立的判断，并不能给美国和以色列带来有利地位。耶路撒冷并没有走向和平，而是陷入了更加艰苦的为土地和身份进行的斗争。以色列在该地区不是更加安全或被接纳，而是恰恰相反。可选择的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方法正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阿以冲突曾经不过使以色列及其最近的阿拉伯邻国受到威胁，但其后冲力已经呈现为美国及其盟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它是伊斯兰世界极端化的主要因素。
　　我们同以色列有很多共同之处，也与它有很多人员联系，但是以色列并不是美国或我们的价值观的延伸，以色列自己也不这么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外国，居住在那里的是外国人，它的很多利益也与我们不同。很多人的观点是，当代以色列的价值观正日益背离我们的价值观和犹太立国时要捍卫的宗教人性道德。为了我们的利益，同时也为了确保以色列的长期存在免受其政府有时奉行的极其短视政策的影响，我们必须恢复自己的判断能力。我们必须能够以强有力的民主方式来讨论以色列的政策和美以关系，以色列国内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辩论这些问题的。当美国人也寻求就重大的战略问题进行辩论时，不应被视为反犹太人主义的表现，因为这些问题在以色列人中也受到激烈争论。特别反常的是，那些在以色列畅所欲言的犹太裔美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却被自我思想禁锢吓得不敢这样做了。
　　政治行动集团肆意指控那些将有争议的问题付诸公开讨论的人为反犹太人主义或不爱国，通过这种道德勒索来强加“看门狗”（监督）政治和新闻检查，这种做法在我们的民主政体中不应有市场，这种破坏名誉的鼓动已经成为我们公民社会的瘟疫。对于关系维护国内安定、管理共同防御和保障所有美国人福利的重大问题，诽谤不是可接受的反应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就一些重大问题开诚布公地展开客观的讨论，我们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们无法再承担“政治正确”造成的狭隘的不宽容。它试图强加的思想控制危及到了它声称要捍卫的利益。
　　“基地”组织从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怨气中吸取了力量和新成员。无论这些怨气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否认它们并不能消除它们。分析并把它们尽可能降到最低水平，符合我们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摆脱偏见、成见或实施政治禁忌的阻碍，坦诚地考察那些受我们的行动影响的人如何看待它们。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面对的是实际情况，不能为了政治便利而对其作任意解释。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希望制定出缓解耶路撒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紧张局势和结束在这些地方的冲突的政策，而不是使这些冲突恶化或永久化。
　　第三，主流穆斯林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并揭露他们是精神错乱和不道德的狂热者，对于他们的这种努力，我们必须停止漫不经心的破坏。我们无知地和错误地将恐怖主义等同于穆斯林，已经掩没和阻碍了穆斯林为重新控制他们的道德空间所做的努力。为了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恢复同穆斯林学者及其提供咨询的政府之间的相互尊重的关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同他们一道努力使“基地”组织的异端主张丧失信誉。
　　当我们很自然地全神贯注于美国人在“9·11”事件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遭受的痛苦时，我们经常忘记的是，“基地”组织的目标是推翻它称作“近敌”的国家--沙特的君主制和埃及政府，而它攻击我们这个“远敌”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沙特阿拉伯的成功中伤、新近对埃及的贬低态度以及美国政治中“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都代表了“基地”组织的重大胜利。但是对于反对“基地”组织散布对伊斯兰教的新曲解的我们的天然盟国来说，这些代表了失败。因此对我们来说也是挫折。我们需要在已经受到外交上的“非敌即友”简化论破坏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中，重新建立关键的联盟。
　　第四，我们需要与这些盟国合作，阻止并改造那些被诱惑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人，并帮助他们回到伊斯兰教的正道上。沙特阿拉伯已经为此制订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计划，它正在帮助英国在其监狱里采用宗教改正方案。使那些被误导的人能够摒弃其错误接受的被曲解的和不道德的宗教解释，是防止那些可能的恐怖主义新成员不实际加入其中的关键。伊斯兰教不是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它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五，我们必须成功地追捕和消灭那些攻击过我们的罪犯，无论他们是谁，也不论他们身在何处。瓦济里斯坦的洞穴人最终必须被绳之以法，以儆效尤。虽然这主要是我们的情报和执法机构以及他们的外国对应机构和伙伴的首要任务，但也需要得到美国武装力量的支持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当然除个别例外，美国军方的作用是提供支持，而不是带头行事。
　　美国本土的安宁现在与伊斯兰世界的本土安宁无法摆脱地联系在了一起，说服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与我们一起实施这一旨在恢复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大战略，将是一个巨大挑战，并对我们的外交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我们的后代和他们的自由，我们必须直面挑战。然而，目前还没有任何人下达这样的命令。
　　外交是最难的政治艺术。它需要换位思考，这对于民主国家尤为困难。鉴于它们很自然地只把关注点集中在本国选民的观点上，随之而来的是对外国人观点的轻视，毕竟这些人不能也不会投票。毫无疑问，美国民主的外交记录是带有明显混合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月里，它以美国特有的无所作为的招牌将单边主义与和平主义和伪善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二战后，又以其创造性的才智震惊了世界。自从赢得冷战后，我们再一次震惊了世界--我们又回复到了无效的单边主义，这次与它混合在一起的是军国主义、耀武扬威、自以为是和沾沾自喜的无知。
　　许多美国人现在将外交等同于绥靖，并坚持认为只有当敌人举手投降时我们才能同他们谈判。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尝试外交的劝说艺术了。我们不只是荒疏了它。坦率地讲，虽然在我们的外交部门工作的都是些有聪明才智的人员，但是与我们军队乐于自我批评的职业素养相比，他们仍然是自鸣得意的外行。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缺乏培训、职业标准和指导、资助、敬业精神和功能失调的政策。这些政策迫使我们的外交官蜷缩在十字军城堡的防御工事背后，就像他们躲在巴格达的“安全区”一样。然而，部分由于我们坚持一种分赃制，才导致《纽约先驱论坛报》早在1857年就评论道：“外交宛如下水道，政治水坑里的浮渣和废物都从此流过。那些不适合待在国内的人恰好被送到了国外。”正如20世纪伟大的外交官之一阿巴·伊本（Abba Eban）所黯然指出的：
　　如果不是美国奉行政治任命的传统，“大使”一词通常具有专业的含义。这种怪诞的观念--即任何公民，特别是如果他很富有，他就适合在国外代表他的国家，已经受到经验证据的沉重打击。但它还没有被摒弃。
　　19世纪美国放弃任命政客为将军或法官的做法，是军事和法律专业出现的关键。只要最高级的职位还保留给富裕的业余人士，我们的外交部门就不能实现专业化，而这种专业化对于它能与我们高度专业化的军队相称和有效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传统上享有的在外交政策上犯错误的广泛空间已经缩小了。我们再也承受不起让业余人士来担任外交官了，这种做法为了党派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来任命我们最资深的国外代表，让他们受重大事件的教育。需要技能的工作要求有技能的工作者。美国现在在军事上没有对手，但要想战胜当前的敌人，我们必须在外交上也做得同样出色。
　　重振外交，使之专业化，提出可以协调外交和治国之道手段的主张，通过培训提高外交的质量，是我们需要的借以同伊斯兰恐怖主义战斗的大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我们能做到。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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