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感

《空间感》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最新作品。作者回望生活，经由一个个独特的空间、一座座特色鲜明的建筑，展开岁月和国族的变迁。陌上花开一般的亲情、友情，历久弥新的往事、经历，皆有千帆过尽之后的宽容与理解。万千心语同朗月，一种柔韧温暖的力量流淌在字里行间。

刘心武，当代著名作家、红学家。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2005年起陆续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系列节目共计61集，并推出同名著作，2011年出版《刘心武续红楼梦》，引发国内新的《红楼梦》热。2012年出版《刘心武评点〈金瓶梅〉》。除小说与《红楼梦》研究外，还从事建筑评论和随笔写作。

一
不言而喻
宽阔的台阶
蟾宫明星俱乐部
雾锁南岸
祥云飞渡
初识曼哈顿
小中河的月亮
你在东四第几条？
杉板桥无故事
听得见冰吼的小屋
莫斯科河的雁影
世纪初，在巴黎

二
抱草筐的孩子
冰爷
过家家
伙食勋章
斜放的拖鞋
一道金光
鸡怕鹐破脸
包你烦
柳木菜墩
鲶鱼借碗盘
姊妹跷跷板
小炕笤帚
高放的药匣
多一事
照镜子的保安
八里长桥一道拱

三
堪堪又是一载的光景
不畏年
在飘窗台上看风景
窗的随想
江流石不转
留下一本书
我的村友三儿
的哥青岭
溱潼湿地野为魂
衣裳已施行看尽
悔未陪师赏海棠
幽窗棋罢指犹凉
让三束光照亮心灵
《红莓与白桦》序
赏唐朝人书法作品
送枝玫瑰给自己
……

书里有四幅水彩画，可以先翻看。它们不是所谓的“插图”，不是摘取文章中的场景加以“再现”。但这四幅图却又实实在在地与书里的文章血肉相连。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总不免镶嵌在一定的时空中。对时间的敏感，往往大于对空间的敏感。从时间流逝中生发出的喟叹已经很多，但对自身所置身过的空间，有所感悟，而特意从“空间感”的角度诉诸文字，也非常必要。2012年全年，我在《上海文学》杂志开辟了《空间感》的专栏，每期一篇，是纪实性的大散文。这十二篇大散文，构成了这本书的第一辑。我的写作追求，从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长篇小说《钟鼓楼》、短篇小说《5·19长镜头》等就清晰地表明，不魔幻，非惨烈，而是对现实作精微逼真的描绘，倡宽厚，吁温良。如果以美术史上的例子来譬喻，则“野兽派”、“达达主义”等的变形狂放虽新颖别致，却也有“超级现实主义”、“照相现实主义”的另种趣味呈现。我的写作，长篇小说《四牌楼》是“真事隐、假语存”的手法，但那之后，我觉得真事何必定隐？开始钟情于纪实文本，但又不甘心于归附所谓的“报告文学”，于是有《私人照相簿》《树与林同在》的产生，文字与真实的照片交融在一起，试图引出读者深长的思考，这种文本，我让它有小说的特性，即出人物、有情节、设悬念、重细节，比如本书《你在东四第几条？》这篇，当成短篇小说阅读亦可，但里面的所有内容皆为真实存在。
本书第二辑，是一组小小说，是为报纸副刊撰写的。有人对我说：“写这样的小东西是成不了文豪的。”诚然。但人写作为什么一定要以成为文豪为目标？生命的意义可以设定得很伟大，也可以设定得很平凡。我曾写过一篇《给平凡以价值》的文章，在我看来，伟大也可能沦为虚妄，而平凡却可能接近高尚。我知道有不少读者没有时间啃大部头书籍，他们会阅读每天到手的报纸，翻翻副刊，浏览短文。这样的短文写好了，也可以拨动读者心弦。作为一个喜好写作的人，我心中一直有自己的读者存在，我知道他们期待着什么，我要在他们面对现实的焦虑中，和他们相濡以沫。我无力成为一座巍峨的灯塔，却可以点燃一支支亮烛。现在将这一支支亮烛排成方阵，奉献给喜我纳我的读者诸君。
本书第三辑收入的，是以前未收录在书里的一些随笔。我在2012年年底，推出了《刘心武文存》40卷，把从1958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直至2010年底的所有尚能记起找到的文字，全汇聚在了一起，意在供各方有兴趣的人士阅读欣赏、分析研究、批评批判、收藏保存。那么，《文存》所收下限以后的作品呢？出于敝帚自珍，我决定如有机会，也及时单本或汇聚出版。于是2011年出版了《刘心武续红楼梦》，2012年出版了《人生有信》，以前已经收录在书里重组出版的不算，再版的也不算，崭新的，则有漓江出版社推出的《刘心武评点〈金瓶梅〉》和这一本内容与以前所出的所有书完全不重复的集子《空间感》。为此我要特别感谢漓江出版社对我的厚爱。
于时间敏感，对空间麻木，是一种心智的缺失。愿与读者诸君共勉：在流逝的时间中，能越来越铭心刻骨地回味、体悟那些镶嵌过或正框围住我们生命的空间。
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卢森堡公园，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不但听说，也看见过，当然，看到的是照片。那照片不是单纯的风景照，上面有人物。有的人物是熟悉的，比如大姑妈和二姑妈，她们都曾在法国留过学。有的只知道跟两位姑妈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所以会一起在卢森堡公园留影，但究竟何许人也，父母说出过几位，留下模模糊糊的印象，再有的，则父母也说不清了。随着我告别少年时代，进入青年时期，社会环境使得家里那样的照片深藏起来，对照片上的人物，父母即使知道也缄默不语了，我呢，也渐渐失掉了探究的兴趣，因为，对那样一些影像刨根问底，属于危险的兴趣。再后来，大风暴袭来，人们在恐惧中纷纷毁灭旧照片。风暴过后，天空晴朗起来，我家收拾旧照片，居然也还残存一些，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里拍摄的，剩有四五张。1986年至1987年，我在《收获》杂志开了个《私人照相簿》专栏，在《留洋姑妈》那篇里展示了两张。其中一张有着卢森堡公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那两边有着巨杯形花钵装饰的宽阔台阶。
卢森堡公园号称巴黎最大的市内公园，但是跟北京的北海、景山、天坛、陶然亭等公园比较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位到巴黎自由行的“驴友”抱怨，说那卢森堡公园令他失望，一无莲池锦鲤，二无曲径通幽，三无叠石怪趣，四无游廊山亭，他去那天还起风，公园碎石路面上旋起沙尘，令他十分扫兴。个体生命对同样景物的感受往往差异极大，我很尊重那位“驴友”的感受。我1983年第一次造访巴黎，就去了卢森堡公园，后来每次必去，特别是2000年那回，借住在朋友家，他们家就在卢森堡公园旁边，几乎天天要在那公园里穿行，用中国古代文人的语言来形容，是“十二栏杆拍遍”，那公园，似乎也成了一个熟稔的法国朋友。我的感受是，卢森堡公园体现着西方的一种造园理念，就是那空间不是用来让人惊艳，而是用来让人放松的，因此，它里面虽然有着古典式的宫殿建筑（现在是法国众议院），有着美迪奇喷泉那样的园林小品，更分布着若干圆雕，以及大片的花坛，但那些事物对游人眼球的吸引力有限，它的主打布局是随意栽种的树林与林荫道，还有草坪花坛边碎石地面上那些可以随意移动使用的铁椅。在我看来，卢森堡公园之美，树木花草、圆雕喷泉都在其次，那些在树下花前，坐在铁椅上放松自己，或读书报，或抚琴弦，或紧依紧偎，或老少互嬉……的普通巴黎市民的自然生态，是最美的。
卢森堡公园的空间，并不在一个平面上，大体而言，是它的东北部，对比于其他部位，高出几米，两个平面的过渡，便由那宽阔的台阶完成，那个台阶，也就成了游人们留影的一个常取场景。三十几年前，曾与二姑妈聊起卢森堡公园的这个台阶，她感叹道，恐怕几代曾到巴黎的中国人，都上下过那台阶，并大都在那上面留过影，她就陪何香凝，还有廖承志，多次经过那台阶，她说，上世纪初，不仅留法的人士必定在那台阶留下足迹，当时在欧洲其他国家留学的，尤其是在德国留学的人士，都会或途经巴黎，或利用假期从柏林等处来巴黎活动，比如周恩来、宋庆龄、朱德、孙炳文、邓小平……就十之八九会在那宽阔的台阶闪过自己的身影。我拿出在那宽台阶上拍摄的旧照片让二姑妈指认，她告诉我，其中那个高挑身材、一身白色洋装的女士，叫张邦珍。我问：张邦珍如今在哪里？二姑妈轻声说：去台湾了。我本能地回应道：啊，是个反动派啊！二姑妈迟疑了一下，就跟我说：其实，那个时代，在保皇党和军阀们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乱党”，也就是说，都是革命党，跟李大钊一起被军阀张作霖绞杀的，就有好几位并非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其中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士，叫刘悒兰，二姑妈跟她接触过，就是国民党员，属于国民党左派。张邦珍呢，最早也应该算是国民党左派，跟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后来国共分裂，直到大决战，当年在巴黎一起游卢森堡公园的人，才彻底分道扬镳，张邦珍随宋美龄去了台湾。我注意到另一张照片上，有位女士女扮男装，留男士分头，穿中式男性大褂，二姑妈告诉我，她叫罗衡，那时应该也算是国民党左派，二姑妈和罗衡都曾当过何香凝先生的秘书，但罗衡后来也去了台湾。我又本能地回应道：啊呀，怎么她也成了反动派？二姑妈微微摇头道，政治理念固然对一个人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但人是复杂的，人的感情更是具有推动力的。她以比较含混的语言让我知道，张邦珍和罗衡在巴黎时就不是一般的亲密，后来回到中国，两个人同在一所中学主政，同室居住，张的女性打扮十分精致，罗的男士装束十分粗犷，人们对她们从瞠目以视渐渐到见怪不怪，因此，大决战胜负迅速分明时，张执意要去台湾，罗怎舍得？也就去了。二姑妈跟我讲张、罗故事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那时我虽然在政治话语上还使用“反动派”之类的名词，却已经有机会看到白先勇刚出版的《孽子》，开了些窍，懂得张、罗的“孽女”情缘必须尊重，再回过头来看她们上世纪初在巴黎的留影，越发憬悟到世事的诡谲与人性的神秘。
那张有大姑妈、张邦珍站在卢森堡阔台阶上的照片里，前端还有位手持便帽、西服短裤的男士，姿势十分随意，他是谁？父亲曾说，怕就是罗家伦吧。二姑妈那天虽然没有被照到镜头里，记忆还不甚模糊，就摇头，说怎么会是罗家伦？罗家伦那时候已经接近30岁，照片上的男士应该是更年轻的一位留学生。罗家伦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干将，流芳百世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他起草的。他后来先到美国、德国留学，1925年许入读巴黎大学。那时他尚未遇到后来的妻子张女士，在欧洲狂追过一位中国留学生，那位女生是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化学的，罗家伦在柏林就不断给那女生写情书、送玫瑰，后来人家跟一些同学来巴黎度假，在卢森堡公园，他就当着大家向那女生示爱，众留学生或插科打诨，或真诚祝福，但那女生不仅不为所动，而且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达了拒绝……
那位被罗家伦追求的女生，也曾在卢森堡公园的那个阔台阶上跟一些人合影，因为其中有我大姑妈，我家也曾有过一张，但很早的时候，就被撕毁了，毁掉它的，就是那位也曾有过美丽青春的女士。
那位女士名蓝素琴。记得大约是我12岁的时候，我们家住进来一个人，在我眼里，分明是个老婆婆，父母却让我唤她蓝孃孃。她怎么是我孃孃？孃孃应该是母亲的姊妹，应该跟母亲一样姓王啊，而且，母亲家族的孃孃已经很多，比如那时候八孃孃就在北京农业科学院工作，来往很多，但八孃孃也从没有在我家留宿过，这位蓝孃孃怎么提着个破旧的小箱子住到了我家，住进来了许多日子，也不见她走，最让我觉得离奇的是，她也不去上班，三顿饭跟我们围坐在八仙桌上一起吃。
那时我家住在钱粮胡同海关宿舍，我家门外有株高高的金合欢树，盛夏时，合欢花，也叫马缨花，满树盛开，散出特殊的香气，全家人轮流洗澡，洗完澡，各自搬个小板凳，坐到树下，扇着大蒲扇乘凉。有次父母到屋里做什么事去了，树下只有我和蓝孃孃，她一声不响，我不高兴，就缠着她给我讲故事，她叹口气说：“有什么好讲的呢？讲深了，你怕不懂。”我越发不高兴了，跟她说：“我5岁就上学了，现在都要上初二了。别小看了我！那年爸爸妈妈带我们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我因为岁数小，是免票的，可是，乘务员发现我在那里算带小数点的除法，就要查我的年龄，他说，哪有这么小的娃儿就懂小数点的呢？再说我到这21中，语文老师头一堂课，提问，让说出来暑假里读了什么书，问到我，我说读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他眼睛瞪得好圆……”蓝孃孃这才噗嗤一声笑了，用蒲扇拍着我背说：“鬼娃儿！没想到你人小心大！”我就说：“可不。我在爸爸的那个放旧照片的紫檀匣子里，看到过大姑妈、二姑妈她们在法国的照片，有个地方叫卢森堡公园，在那地方照的最多，爸爸说照片里头也有你呢！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讲卢森堡公园的故事呢？”蓝孃孃听了脸色陡变，四面望望，然后低声说：“以后快别再提那些陈年旧照。”稍后又说：“故事我懒怠讲。不过，你既然早熟、早慧，倒是可以给你推荐本读物。我知道你哥哥姐姐都是喜欢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所以你也读了《上尉的女儿》。其实德国的文学也是很好的，有本书叫《茵梦湖》，不知道你能不能在图书馆里找到？”
我在很久以后，才读了《茵梦湖》的中译本。因为是一个特别的人所推荐，我的读后感，是很个案的。我掩卷后思绪悠悠。蓝孃孃一生未婚。我见到她时，应该是五十岁出头，何以那么出老？原来，她是从监狱里放出来，因为实在无处安身，才投靠到我家的。我不会特别去注意父母和蓝孃孃的谈话，尤其是当他们压低声音交谈时，我总是走开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既然在一个空间里生活，免不了还是听到一些、记住一些。有一次是蓝孃孃跟妈妈说，感谢我家给了她这么舒服的居住条件，特别是能在大澡盆里仔细洗干净自己，她说她刚进监狱的时候，最感苦恼的还不是那罪名，而是身上立刻长满了虱子，她说她在狱里后来受到表扬，就是由她发起，制订方案，督促众牢友一齐努力，消灭了虱子，连看守们也都高兴，因为原来看守回到家里也遭抱怨，虱子是牢门关不住的，从牢里传染到牢外，大家一齐灭虱，牢内牢外都舒服多了。蓝孃孃住的是新政权的监狱，那么，她是个反动派无疑了。父母怎么会留她在家里住呢？我那时候好不容易才被批准系上红领巾，这种觉悟还是有的，有一天，妈妈和蓝孃孃上街买菜，我就跟爸爸提出了这个问题：“蓝孃孃怎么回事儿啊？”爸爸简单地回答我：“她是因为历史问题抓进去的，现在查清楚，放出来了。她无亲无故了，实在没地方安身啊。现在她正在向政府申请安排工作，等把她安排了，她就会离开咱们家的。”后来有一天，听到蓝孃孃跟父母聊天，妈妈责怪她：何必把那张有她和罗家伦的照片要去撕掉？她说往事实在不堪回首。那天大家在卢森堡公园拍完照，又出公园在街边咖啡座吃餐，那罗家伦还是那么不管不顾，众人都在哄笑，“我腻烦极了，就一个鸡蛋丢过去，把他身前的玻璃杯砸了个粉碎！”蓝孃孃的这段叙述一直镶嵌在我的记忆里。1988年在巴黎，我特意登上卢森堡公园的阔台阶，穿过一片树林，走出它东北大门，面前是一条有着好几个咖啡馆的街道；卢森堡公园是一个几处有门，与周边街道相连的公众共享空间，我在《私人照相簿》的照片说明里，把公园里的阔台阶说成街头，就是因为它实际上与外面街道浑然一体；那么，半个多世纪以前，蓝孃孃是在哪个咖啡馆的露天咖啡座，往罗家伦那边扔鸡蛋的呢？那种咖啡馆确实不仅供应咖啡及其他饮料，也供应吃的，蓝孃孃扔出去的鸡蛋，应该是英式的煮鸡蛋，竖放在一种专门的鸡蛋托子上，吃的时候，先用餐刀背将壳击裂，然后再剥去所有蛋壳，最后是用手拿起来吃，还是用叉子叉起来吃呢？……悠悠岁月里，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附近，曾发生过蓝素琴将煮鸡蛋掷向罗家伦的一幕，而在那以后，并没有太久，罗家伦回到中国，1927年与一位张女士结婚，1928年成为清华大学校长，1931年成为中央大学校长……后来也去了台湾，成为高官，1969年，他的人生谢幕。他一直保留着那张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阔台阶上拍摄的，虽然是多人合影，却有着那时候他眼里西施的蓝素琴的照片吗？在他的遗物里，还找得到吗？
蓝素琴不以罗家伦后来的发达而后悔对他的拒绝。她始终不爱他。她回国以后，本来以她那柏林大学化学系的水平，足以到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化学系谋取一个教职，但她没有去，她应该始终不后悔那个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抛物运动。但以她向我推荐《茵梦湖》而推论，她应该是懂得爱情的。她那隐秘的爱情，究竟有几许的甜蜜，几许的辛酸？她始终独身，可见那曾经有过的爱情，是个凄恻的故事。她若愿写小说，怕也能写出本类似《茵梦湖》的书来吧？
大概是我上到初二上学期的时候，有天放学，不见了蓝孃孃，去那间原来她借住的房间，不见了她那只破旧的小皮箱，我就知道，她走了。也没问父母，到吃晚饭的时候，桌上少了她的碗筷。又过了一个星期，传达室送来的报纸里有一封信，记得信皮上印着西南师范学院的字样，父母传阅后，一个说：“这下好了。”一个说：“其实不用道谢。”我就知道，蓝孃孃被安排到大学教她在德国学来的化学了。很长的时间里，我把她忘记了。
到1963年的时候，我已经是个中学教师了。那时候父亲已不在海关工作，他被调到张家口的解放军外语学院当英语教师。那一年暑假，父亲母亲先从张家口到北京，跟我会合，然后一起到成都，住到了他们的发小邓伯伯家里。邓伯伯比他们年龄略大，他们叫他邓哥。邓伯伯早年也在法国留学，我在他书房的书橱里，看到了我看熟了的以卢森堡公园阔台阶为背景的老照片。那时候邓伯伯是全国政协委员。一旁听邓伯伯跟父母怀旧，也聊到罗家伦追求蓝孃孃的事情，自然少不了提到那只抛出的煮鸡蛋，邓伯伯当时似乎在场，回忆起时不免呵呵地笑。邓伯伯指着那张旧照片，逐一说着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有的在留学时就病死了，有的后来绝不再跟照片上的同游者来往，不知所终，这些听来当然无所谓。但是，有的，他就说：“那时候激烈得很啊，谁想到后来竟投靠到他那时激烈反对的势力怀抱里去了！”这话听了也还不算惊心，但他又说道：“那时候大家吵归吵，总觉得心还是靠近的，都恨军阀混战，恨列强瓜分，恨贫富不均，恨骄奢淫侈，恨政客虚伪，恨世风糜烂……大家都是热切要让中国富强的社会变革者啊，多一半应该算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怀揣着热血浸泡的理想……可是，后来，这位把那位视为死敌，那位更实实在在地对那边那个实行了镇压……当年大家在那卢森堡公园的宽台阶上，互相搂着肩膀，齐唱《马赛曲》啊……”他提到了蓝素琴，记得妈妈问他：“邓哥，按说后来批判胡风，正式启动镇压反革命的大运动，还有反右，她都难以幸免啊，怎么听说她倒都平安无事？”爸爸只低头无语，因为他在1957年的“鸣放”中，也“说错了话”。邓伯伯沉吟了一阵，这样解释：“是呀，有的人就是并无言论，也给划到敌我矛盾那边去了。蓝素琴么，听说在''''鸣放''''的时候，有人动员她为解放初的被捕入狱吐苦水，动员她要求平反，她就在会上说，那样处置她是对的，后来安排她这份教职，她除了感激，没有别的话说。依我想，她是悟透了。果然求得了平安。”
那以后，我有时夜深人静时，就会想起卢森堡公园阔台阶上合影的那些中国热血青年，特别是那些宽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当中后来真正融入胜利队伍，“正面打进去”的并不多，因为他们有的并非布尔什维克，有的后来成为托（托洛茨基）派分子，有的后来只听命于苏联的斯大林，有的只是在“白区”活动，几乎没有跟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关系紧密的，他们被陆续淘汰掉，势在必行。到了那狂暴的十年，开始我什么也不敢想，到林彪摔死的事情公开以后，才又胡思乱想起来。就觉得，其实革命有时候与其说是与反动派的殊死斗争，莫若说是与自己原先在一起照相的伙伴之间的路线斗争，大批曾经杀害过革命者的反动派头子，在那十年里境遇比那些被宣布犯了路线错误的有革命资历的人好过太多。近些年，重读鲁迅的《范爱农》，他用调侃的语气说，因为范爱农得罪过他，因此，倘若中国真有革命，他鲁迅第一个要革掉的，就是范爱农。这把人性揭示得多么深刻啊！鲁迅说他常常无情地解剖自己，这一笔就是拿自己开刀，揪出人性中最阴鸷的成分来。前些天在网络上浏览，发现同是对现实不满而表示要为改进而奋斗者，有的分明是一起照过相的，如在卢森堡公园的阔台阶上一起展示过青春年华的人士，却因对改进现实所开药方不同，先是发生龃龉，然后互相开骂，以至宣布要灭掉对方，听说还真有约到某处肉搏以求“彻底了断”的，不禁一身冷汗。难道，因为人性如此，本是同一台阶上的生命，就必然会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自以为绝对正确者处罚歧见者，狠过那共同的敌方么？我的这些思绪，无关政治，直指人性。
蓝素琴离开那卢森堡公园的阔台阶以后，因为报应得早，悟透得早，后来一直低调生存，得以善终。当然，她后来的信息，愈加模糊。
新世纪里，有更多的中国人进出过巴黎卢森堡公园，我认识一位中国血统的法国姑娘，她的中国名字叫棠棠，她快要从法国的中学毕业，正准备考入医学院，今后去当一名脑外科医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志向！2004年，我和她在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我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路边树林里找到了一棵海棠树，正当春暖，满枝粉翠的花蕾，我指给她看，告诉她那是她生命的对应树，她十分高兴。后来我们一起踏上那道宽阔的台阶，她惊异于我眼里泛出泪光，我不问自答地说：“台阶很宽阔啊，互相包容，就那么难吗？”
2011年11月23日　温榆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