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3(凤凰网博报博文选集第三集。茅于轼、闾丘露薇、老愚、苏岑等数十位作者杂文精选)

　　茅于轼：追求自由使人们得以摆脱贫困
今年3月，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宣布将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授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美国东部时间5月4日晚上，CATO研究所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颁奖礼在华盛顿举行，茅于轼先生及夫人赵艳玲女士出席，并发表获奖感言。
接受这个促进自由奖，是我八十多年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把CATO研究所授予促进自由奖看成是对中国多年来全体追求自由人士的鼓励。
追求自由，是全体人类几千年来的愿望。可是它是如此之困难。多少人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甚至为自由牺牲了生命。为什么自由重要？为什么得到自由如此之困难？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想被关进监狱，这就是人向往自由的证明。而且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
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于是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人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差不多的，都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妨碍你自由的环境。这成为道德的金律。反对自由的人往往说，人人都有了自由，世界一定要乱，所以自由是不好的。这完全扭曲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说到底，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修养，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但是人从小长大都是从自我为中心开始的，慢慢地懂得要尊重别人，约束自己。为此我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我还说，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别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权剥夺它。有时候也要给敌人以自由。因为你干涉了他的自由而变成了敌人。如果给他自由本来应该是朋友。问题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使一部分人有权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这是问题的所在。
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了自由的真义，并以此行事，他一定是一个受周围人士欢迎的人，和他有接触的人都会喜欢他。他的一生也会更顺当，不会磕磕碰碰。如果他是一位当官的，用这样的处世哲学办理公务，百姓会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会变得更和平，更和谐，会少掉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连战争都不会发生了。
可是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管理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他们甚至于侵犯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于是历史上自由与特权的冲突开始了。这种冲突已经有几千年了。至今形势有了特别快的进展，自由的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人类绝不会再花几百年来完成这个过程。再有两三代人，这个几千年的斗争就会结束了。它一定是普遍的，人人平等的享受自由的状态。如今还负隅顽抗的特权者应该认清形势，及早适应世界大潮。
在中国，由于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平等自由有了惊人的进步。在经济方面人均收入增加了十二倍，尽管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厉害，但最穷的人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中国有三亿多人脱离了极端贫困。中国的减贫对联合国全球减贫计划做出了巨大贡献。提高收入是一个人在市场上有自由的必要条件。穷人在市场上是没有自由的。提高收入是获取自由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在这方面有了特别重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的贫富差距能够缩小，这个进步会更显著。全世界也一样，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必须提高他们的收入。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如何做到大幅度提高收入的？简单说就是开放了市场，赋予每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市场交换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交换。这时候财富就创造出来了。过去中国的农民不能进城打工，更不能选择职业，唯一的工作就是种地。现在他们能自由进城打工，能自己创业做小老板，能开公司赚钱，甚至也能出国去谋生。以我自己为例，过去被国家雇佣，变成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挑选工作的机会。改革后我才有可能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了经济学家，发挥了我的所长。
自由的扩大导致财富的迅速增加。全世界进入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二百年来，人口从十亿增加到七十亿，平均年龄从二十六岁增加到六十八岁。二百多年的进步超过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进步的近十倍。这样空前伟大的进步主要是平等自由造成的。科学技术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科学技术也只有在市场环境下，通过商业化才能为人类造福。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市场。
在中国，不但经济上取得空前伟大的成就，在政治上也有突出的进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生命有了较好的保障。改革前三十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接近五千万人。改革前三十年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改革后三十年平均人口死亡率几乎降低了一半，为千分之六点六。改革后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降低到过去的百分之一以下。中国的死刑人数近几年大约降低了一半，而且还在快速降低。
不可否认，中国追求自由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由于国有企业占有垄断地位，民营企业没有平等地位，也就没有参与竞争的自由。有许多行业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如金融业，石油业，电力业，通讯业。这些行业利润非常高，而民营企业没有进入的自由。
在中国，追求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在过去三十年内做的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细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无一不是由许许多多细流汇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这样。在CATO促进自由奖的鼓励之下，在中国和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类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荣的理想会更早地来到。
（茅于轼，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崔卫平：哪有什么平庸可言
不时有一些灾难性消息传来。翻开报纸或者打开网络，各种恶性的事件持续不断。从个人到社会，从小作坊业主到品牌企业，从区区村干部到执掌一方的政府高官，涉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胜枚举。尤其是，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离奇古怪、五花八门、奇技淫巧，令人咂舌。
即使是好莱坞大片，也容纳不下这么多峰回路转、出奇制胜的内容。“匪夷所思”这个词也已经完全不能表达，那全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所为，并且针对自己的同胞、共同体成员、并肩的同侪、身边人甚至亲人。仿佛这个社会的链条断了，人与人之间再难找到能够互相衔接的纽带，只有各人东突西冲，盲打误撞，亡命天涯一般。一个总的意志，演变为无数个冲突的意志。
哈维尔曾经运用缺乏“故事”来形容后极权社会的状况。“故事”里有不同的起点，冲突因为不同的个人而展开，来自不同方向上的力量互相作用、对话和转化，情节崎岖蜿蜒在已知和未知、规则和变化、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在整齐划一的社会管理之下，故事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哈维尔观察到，只有在监狱里才会发现那么多生龙活虎的人，听到生猛鲜活的故事。
我们这里的情况显然又往前走了若干。然而与其说我们的社会拥有丰富多彩的故事，不如说拥有各类频繁的“事故”。“故事”与“事故”的不同在于，前者有逻辑，有节奏，因而能够期待，在有所期待的情况下才会有意外；而后者则完全是突如其来的，祸从天降，来无影去无踪。比如新建的大桥怎么就会塌了呢？最新技术的动车怎么就相撞了呢？从食品店买来的怎么会是毒品呢？学校的门口怎么会成为县官对少女施淫的场所呢？医院成了杀婴的场所，七个半月大的婴儿仍然会用强制手段令其流产。
故事是一个能够理解的小小秩序，提供对于这个世界的平行理解。事故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故事拥有一定的长度，有前后左右的承接和承纳，事故则是片断的，完全任意的，因而是压倒性的。面对天灾人祸，人们唯一期冀的是，可怕的事情千万不要落到自己头上。于是生活在不同程度的战战兢兢当中，侥幸心理当中，缺乏安全感。走在大街上，会看到人们的表情是混合复杂的，有着各种燃烧不完全带来的晦涩。
不仅是离奇古怪的事故层出不穷，而且还存在对于它们各种离奇古怪的解释或辩解。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周折，更加含混不清。一桩事件成为一件新闻还不够，对于它的辩解会成为接踵而至的另外一个新闻，成为人们热议的另一个中心。比如“轻度追尾”，以及对于腐败“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发生在看守所里的死亡，则有了更多离题万里的说法。有“躲猫猫死”、“做恶梦死”、“洗脸死”、“睡姿不对死”、“喝水死”、“睡觉死”、“摔倒死”、“过度兴奋死”等等。如此牵强附会的背后，是对于人命完全轻率和满不在乎的态度。
江西抚州临川区一个叫钱明奇的人，因拆迁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最终引爆炸药。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这个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很快被免职。前不久传出消息说，被革职的官员要复出，需要钱明奇的儿子写感谢信。这位儿子说“要我感谢他们什么？感谢他们把我父亲逼死了？”想出这种奇特的主意来，如此羞辱和践踏家人的感情，要多少曲里拐弯的肠子！
这就完全不是什么“平庸的恶”，或者什么“恶的平庸性”。汉娜·阿伦特的概念放到中国语境里来，已经不足以释放我们环境中那些特别的东西。这些官员们，那些脑肥肠满的家伙们，他们岂止是平庸的？他们怎么可能自甘是平庸的？哪有什么平庸可言？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有“个性”得很！他们挖空心思，巧取豪夺，如天马行空，无法无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方面，他们有多少“聪明才智”。什么党性、人民性，统统不在话下！
在阿伦特的语境中，“平庸之恶”，主要指的是“服从之恶”。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在当时是“最高元首”的意志，是在彼时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是得到各种公示的法规条文支持和鼓励的。这就使得1962年站在耶路撒冷审判席上的艾克曼，强调自己的做法仅仅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很难说他这个具体的人，从这种服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这个第三帝国的运输专家，在1941年—1944年期间，曾指挥将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送往死亡营，而他本人却并不是一个鲜明的反犹主义者；相反，而是犹太文学、美术的爱好者，熟悉犹太经典；他也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杀人狂，曾经因为不愿意到尸体现场而提出过工作调动，最后还是因为服从而留在了岗位上。1944年他在匈牙利，当地的犹太人组织与纳粹之间已经有了拿钱换人的交易，就像影片《辛德勒名单》中发生的那样，他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在火车车皮缺口的情况下，让数万犹太人步行走向死亡营。在法庭上他说如果接受了金钱交易，会“让他的良心感到不安”。
你可以说此人就是一个冷血怪物，一个机器人，一枚闪闪发光的螺丝钉，一只锃亮光滑的齿轮。他处在一部庞大的机器之中，作为零部件，他直接向这部机器负责。他甚至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随大流，人云亦云，看别人眼色行事；而是在个人之身与大机器之间，建立了一种垂直听命的关系。他越是隐藏自己，机器便越是得以快速运转。尽管“毒气室”、“焚尸炉”是骇人听闻的，然而这些人们却是机械性的，规规矩矩的，毫无特色的。
我们这里也有“服从”。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母体”（借用《黑客帝国》的词汇）中的人们是绝对服从的，但那仅仅是表面的、口头上的，是言辞上的表态，类似举手宣誓而已。但这个宣誓实际上是不算数的，他们从来也不相信自己刚刚表态或承诺过的东西。一转身，他们就忘得干干净净，与别人一起嘲笑它们。如果说这种表面上的效忠有什么实际内涵，那就是借此一方面让自己往上爬，另一方面，用来压制和剪除不同意见，拒绝接受来自公众的批评监督。
在这个所谓服从的另一侧，则是他们的“主动之恶”或者“各自为恶”。即使是上级的命令（政策、法律法规），他们也不会去听的，而且以能想出“对策”来违反为荣。我们的法律不允许腐败，但是腐败盛行；我们的法律不允许造假，但是造假遍地；我们有专门的纪检委员会或其他专门机构，但是对于各级官员们的违法乱纪行为，几乎较少具有约束力。他们就像一小股一小股鲜艳的鱼群，争先恐后地冲出法网，并且越是因为各种“自选动作”，他们的身上的“鱼鳞”越加鲜艳，他们的“人性”才大放异彩——至少他们自己这样以为。
也许“能量守恒定律”这个东西，也适合于人类社会。一般人们总说，我们这里缺少个性。不，是一部分人缺少个性，而另外一部分人的个性却十分“张扬”。别人被剥夺的个性能量，都转到他们身上去了。进而也可以说，存在对于个性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个性表现为沉静，表现为内敛的定力；也有人认为个性就是张扬，就是骄奢淫乐，五毒俱全，能够做下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已经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恶劣的个性化”，而是借助特权体制而表现出来的人性丑恶与丑陋。
阿伦特用“平庸之恶”这个词，是受了他的老师雅斯贝尔斯的启发。雅斯贝尔斯提醒她，如果说那些罪行有一个超出人类的外表（恶魔），那就意味着说其拥有一个“出众”性质，但包括希特勒在内的那些人根本不配。而早年研究过奥古斯丁的阿伦特，也认为只有善才是更为根本的东西，说到底恶是肤浅的。她因而采用了“恶之平庸”的说法。
实际上这个概念始终存在争议。阿伦特自己在别处也强调需要通过这个人所做下的事情来进行评价，而不是根据动机或者别的。如果不是根据这个人肤浅的“个性”，而是从行为本身来看，那些极为卑劣的行为，难道还能说是“平庸之恶”吗？雅斯贝尔斯还说过，哪怕是敌人也是“人”，属于人的范围。从这个立场看过去，那些作出离奇古怪之恶的人，做出极端之恶的人，他们仅仅在外表上接近人类，仅仅具有人的形状而已。这些恶已经彻底超出了人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只有运用法律来严惩。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代表作品有《思想与乡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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