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写历史，多从历史本身出发，得出其规律性，注重实证与理性，讲“普世性”。但《自由的款式》作者独辟蹊径，将文化个体性融入历史写作当中，贯通文史，将哲学的思辨与诗化的语言糅合在一起，自成一体。
《自由的款式》分为“文明论语”，“江山诗话”、“国史清谈”三部分。
“文明论语”部分主要是文明论，以“论语”的形式梳理世界文明史：西方文明由“分化”而演进，中国文明由“统一”而展开。从神话到史诗，从英雄到公民，视野广阔，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江山诗话”撷取《史记》的诗性特质，以诗话形式论说历史：文化中国少年老成，周公的理智、孔子的伦理贯穿始终，用思想自由与否为尺度给诗人的江山排座次。从治乱兴衰到文化中国，指点江山，一气呵成。
“国史清谈”部分，不争论，只清谈，一步步重新发现近代史：清王朝卖国以维系王权，曾国藩、李鸿章之流办洋务、争海权，也只是专制制度下自由的微光。带着“流氓无产者习气”的慈禧，一步步拆了大清王朝的局。一句话，“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埋伏在文化的江山里”。
刘刚，自由写作者，主要著作：《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与李冬君合作）、《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晴的近代史》(与李冬君合著)，以及《中国史诗》卷一“从天命观到帝王术”、卷二“自由的寓言”等。
李冬君，历史学博士，主要著作：除与刘刚合著上述书外，还著有《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孽海自由花》、《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译著《叶隐闻书》、《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等。
题记
历史，是一个文明的样式，我们身在其中，如何自处？
人生而自由，是一条公理，可经验告诉我们，人是历史的产物。
人必生于某个历史时期，长于某种文明样式，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我们如何实现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天赋人权作为绝对理念，必定要获得历史的形式，转化为文明样式，为社会提供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常说“命运”二字，偶然地生于某个历史时期是我们的“运”，必然地进入某种文明样式是我们的“命”，好的文明，应该是天赋人权的摇篮，是人生而自由的保护伞。
在一个好的历史时期，进入一个好的文明里，那当然就是“幸运”。如有不幸，生为奴隶，被人统治，在灾难的丛林中，那就权当做绝对理念的最后证据：“不自由，毋宁死”！奴隶以自己被奴役的状态证明了自由的价值。
为什么不幸之人，往往更接近自由的本质？因为他本人就是证据。
如果说个人的不幸，还有偶然性，那么民族的不幸呢？肯定非偶然。要么受天启，要么被天罚。
看来我中华民族，已注定要受天启，盖因我民族自强不息，历尽苦难而知天理，受尽专制而能自立，内忧外患不已，文明却生生不息，王朝靠不住了，还有文化的江山托底。
“秦时明月汉时关”，说来道去，都与王朝有关；而人在桃花源，不知有秦、汉，然亦自成一文化的江山，足以为后人道，为后世法者，岂非陶翁之文化个体性，已转化为一个历史的样式？自由的款式？
在文化的江山里，历史并非王朝的专利，而是由文化个体性开显出来的自由的款式。陶翁“采菊东篱下”，那是多么自由的款式！而“悠然见南山”，便是有了文化的江山可依。
王谢风流，从《世说新语》里来，饮酒，吃药，品茶，无论怎样活着，如何活法，都活出了“魏晋风度”，活得“人与山川相映发”，向我们展示了“自由之思想”的美学款式。
还有唐诗，也超越了大唐盛世，一代诗人，盖了帝王将相的帽，栖于“独立之精神”的高枝，“天子呼来不上船”，凭什么？就凭诗。诗是一面历史的旗帜，要表达自由意志。诗言志，要让人闻到自由的气息，“两个黄鹂鸣翠柳”，那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还是分了“左”和“右”在争鸣？而“一行白鹭上青天”，便是自由在高处，超越了“左”和“右”的自由之思，向着普世价值奔去。
无自由，勿为诗。不能感发人生命中的自由意志而成一自由的款式，何必写诗！可怜乾隆帝，挂在他名下的诗，有四万多首，论数量，一人可敌全唐诗，可对不起，谁能记住其中哪怕一句、两句？而李白仅一首“床前明月光”，就将他盖趴了。何以“白也诗无敌”？全靠了自由意志。
历史是自由的款式，有如“大江东去”！喟然而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花开几朵，那便是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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