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中国转型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三纲五常是不是该全部丢掉？读经热、国学热是否值得提倡？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继续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如何？政治改革应该从哪里如何启动？医疗、养老、教育，这“新三座大山”该如何搬走？砸日系车事件，该如何看待？
就上述牵动亿万国人的问题，著名学者袁伟时将一一展开叙述。泼辣的语言，一针见血的见解，鞭辟入里的分析，袁老先生在嬉笑怒骂之间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转型的桎梏做了全面的探讨，令人深受启发。

袁伟时 中山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近代中国。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近代中国论衡》，《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大国之道》，《文化：中国与世界》，《昨天的中国》等。

上篇：透视文化传统
不能这样糟蹋传统文化!
——再评秋风的孔子观
漫说百年孔子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晶
儒家是宪政主义吗？
——简评秋风的孔子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
21世纪的儿孙应该传承什么？
——答《都市时报》记者吴亚顺
“孝悌”寻根
——答《云中往来》（ICON）记者问
孔子像亮相天安门的深度解读
——答中国孔子基金会《儒风大家》杂志
儒家的现代作用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袁伟时VS杨子云
“国学热”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袁伟时VS杜维明
请勿摧残和忽悠少年儿童!
——2012年教师节腾讯大粤网访谈

中篇：追寻现代文化
当代思潮与社会变迁
——东莞图书馆讲座
告别极左思潮
——答《新京报》记者王梦菁
启蒙仍是这个时代的命题
——答《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
人文精神仍须从根救起
——答《深圳商报》记者夏和顺问
为清除思想三害敲边鼓
——《晚清大变局》繁体字版跋
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大障碍
——2011年12月27、28日在郑州“中原论道”论坛发言
自由主义与中国改革
——答陈壁生

下篇：转型的路径
把握历史机遇,继承高远胆略,推进改革进程
保障公民权利是大国崛起的基础
——答搜狐记者张学军
不应回避制度选择,不应过度解读
——答《亚洲周刊》记者张洁平
近代中国转型之艰
——答《瞭望》周刊记者刘巍
社会公平和教育指导思想问题
——答《同舟共进》特约记者孙宏光
希望未来不再走弯路
——答《同舟共进》记者曾东萍
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审视一切!
营造先知先行者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主编张清谈“敢为天下先”
中国向现代转型最需要法治
——答《广州日报》记者问
中国要选择什么价值观
——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黄广明、林珊珊
铲除滋生暴民专制的沃土
—— 答凤凰网历史频道

                         
当下，戴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高帽熏熏欲醉，“解救世界，舍我其谁”和“重睹汉官威仪”的冲动蔓延，“中国模式”应运而生。数说生民多艰，制度缺陷，轻则不合时宜，重则别有用心！
蕴藏其中的文化心理依然是天朝心态。不过，吃过几天洋面包的，说辞与老翰林不同了。最时髦的总结陈词是：“文化是多元的，类型不同，各有千秋，无所谓先进与落后。”言下之意是：我行我素，学习现代文化就免了吧！胆子更大的则扬言：现有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基本概念，出自洋人，包藏祸心，必须由中国人根据中国文化重新审查和界定。于是，核心价值，普世价值；中国式民主，西方民主；如此等等，吵得不亦乐乎！

痛定思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深信：现代社会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财产权是生命和自由的基础。法治和民主，则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好制度和现代社会运行的枢纽。
                                    ——自序

孔子为何要一再地作为圣人被搬出来？他是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但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人。唯独尊崇一个孔子,不是在保护或者发扬中国文化,反而是在泯灭中国文化内在的多元性。如果认为我们今天还要拜倒在这个、那个圣人面前,那是非常糊涂的。
                                   ——漫说百年孔子
                  
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我认为，对传统文化毫无疑义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尊重并接受人类的核心价值和共同创造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也许有人认为,国家自由、国家独立,不过是文字表达不同而已。即使按照这个解释,两者对自由的态度也是完全不同的。争取国家独立或自由,为的是让国民享有充分的自由,而不是接受本国统治者的专制、压迫。
但是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处处讲集体利益至上。这也是一个陷阱。谁来判断这件事代表集体利益？当前最重要的集体利益是什么？这些有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往往没有。那些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常常以集体利益的代表者自居。这样行吗？
                        ——“国学热”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但是我们知识阶层的一些人现在还在制造各种借口,来抵抗人类的现代文明。
一个借口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这对一个落后国家、对东方国家来说听起来很舒服。但你就不知道人类文明已经进步到那样一个阶段,你不接受它,必然带来灾难。不少人至今不承认这个结论,还在拼命辩论这个问题,我想这太落后了。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宣扬普世价值是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重要,不能回避。
首先应当指出,承认普世价值,维护普世价值,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而是维护中国政府的正确决策。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2001年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改造本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你的经济制度必须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还要实行法治。没有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不可能健康发展。就因为这些东西主要是总结西方的经验得出来的，你就说实行这些东西,就是颠覆中国政府,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费尽千辛万苦毅然参加呢？参加以后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大发展,进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阶段。那么,尊重财产权,保障经济自由,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不是普世价值？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没有矛盾？
另外,1997年,1998年,中国政府相继在联合国的两个主要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一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讲的都是怎么保障公民权利的,普世价值都体现在里面了。你说普世价值要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签字？而且1997年参加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已经完成了法定的手续,已经生效了。另一个还没有批,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说,我们是要创造条件来批准的。这些公约开宗明义就说四大自由,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说承认、宣扬普世价值,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完全是胡说八道。

中国最好的公民教育就是抓住一项一项具体案例,讲清道理。延安的警察抓老百姓看黄碟,后来引起全国舆论批评,说这是侵犯人权,是违反宪法。结果是警方道歉,赔偿。这就是启蒙教育,中国的宪政就从这里开始了。政府的作用就是保护公民自由,他在自己家里面看黄碟的自由都没有,这个算什么？家是堡垒,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随便进入,是不能随便搜查的。

                         ——当代思潮与社会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在逐渐消失。资本主义里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吸收资本主义的成果。两个社会制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其中不虞匮乏的自由,不就是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吗？毛泽东曾毫不含糊地宣布：未来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四大自由”,绝非偶然。

民生的大问题,是不是该下决心解决了？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都要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减少了,才敢大胆消费,内需才会真正拉动。这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与此同时,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要建立现代教育体制,其关键是学术和思想要自由。不要让中国人老是担惊受怕,谨小慎微。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变成乖孩子,要变成很有创造性的、很有活力的现代公民,他们应该是敢想、敢说、敢干的孙悟空,那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事业持续不断往前推进。
                        ——启蒙仍是这个时代的命题

人的价值至上,这句话很容易理解,任何一种现代文化都应该将人放在中心,这个问题文艺复兴以来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说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即人的价值得到了尊重,但这样还是太笼统,人的价值一定要落实到公民权利上来,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和保障。
人的价值至上的观念一旦确定下来,如何保障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的自由权就成为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在现代社会,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使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体现。这一套制度不分东西方,没有地域限制,具有普世价值。

各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很重要,都值得继承,关键是我们的思想要解放,不能拘泥于传统而不能自拔。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是现代公民立身之本。公民权利强调的是自由、平等,而传统文化讲三纲六纪,这与现代人文精神是对立的。我们不能食古不化,要剥离这些糟粕,继承其他优秀成分。
                           ——人文精神仍须从根救起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些人却以民族的片面性抵制世界性。弄得不好,中国可能再次走入歧途!
有一位学者弄到大批资源,搞“跨文化的研究”,出了一套“跨文化丛书”。他断言：“跨文化研究解构现代性宏大叙事,诸如理性、自由、民主、文明、进步之类具有普世道德主义意义的宏大观念,实际上都是西方现代扩张的意识形态,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事业服务。”
这个论断没有把侵略行为与体现文明的观念区分开来。对前者我们要抵抗,后者要接受,否则国家要沉沦。这是100多年的历史经验。有些学者连这个常识都没有,太可怕了!但这一套在官方和民间都有市场。他们缺乏康德、马克思那样的胸怀,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是世界公民!17世纪以后,讨论任何国家的问题,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就要用世界文明进展的眼光反复观察,反复比较,勇敢地接受现代文明,千万不要以民族的片面性,抵抗现代文明的普适性。离开这个基本点,肯定会走入歧途。为此,我们要敢于直说：直到今天，民族主义还是妨碍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在制度层面上,现代文化是没有什么东西方之分的,因为现代文化是综合了东西方的精华酿造出来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这些东西,一个国家接受了,这个国家就真正的发达；你若是抵抗,这个国家要衰败。这是什么制度？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上是民主宪政制度。

                          ——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大障碍

小平留给后人的最大课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86年,他就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20年过去了,这一重任更是迫在眉睫。官员腐败,市场局部失序,贫富差距扩大,创新能力缺失,四大难题能否和如何破解,决定中国未来的面貌。这些都不是单靠加强原有体系内部措施的力度能够妥善解决的。改革呼唤学习邓小平当年的眼光和胆略。改革的中心是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把握历史机遇，继承高远胆略，推进改革进程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改革进行到今天,政治改革变得十分迫切。在制度改革和建设上,无需陈义过高,只要能够切实履行我国政府对于国际社会的那些承诺就好：经济上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政治上遵守我们签了字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比如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按照这些标准来改革,就是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康庄大道。
                       ——保障公民权利是大过崛起的基础

国家与国家或民族与民族之间,真正的文化交流是没有所谓侵略的。文化的本性是自由交流,自由拓展,从长远看,任何力量都压制不了。众人喜爱的自然会保留,令人讨厌的则被淘汰；自然发展,自然更替,多元并存,共生并育。
                       ——希望未来不再走弯路

为了维护个人权利和社会稳定,有个基本观念必须彻底澄清：所有这一类胡作非为通常都打着维护国家、民族、集体利益的旗号。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文化传统：讲国家和集体利益无比高尚；讲个人权利和利益,就是自私、低下。这个谬误必须彻底纠正。应该普及一个常识：人人与生俱来“被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所有共同体,归根到底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不能倒过来假借共同体的名义肆意侵犯个人权利。
                       ——铲除滋生暴民专制的沃土

装　　帧：平装

页　　数：304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