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树
记得的，有段年月的一九七八年，是这个时代中印记最深的，如同冬后的春来乍到时，万物恍恍惚惚苏醒了，人世的天空也蓝得唐突和猛烈，让人以为天蓝是染杂了一些假——忽然的，农民分地了。政府又都把地分还给了农民们，宛同把固若金汤的城墙砸碎替农民作制成了吃饭的碗，让人不敢相信着。让人以为这是政策翻烧饼、做游戏中新一次的躲猫猫和捉迷藏。农民们也就一边站在田头灿烂地笑；另一边，有人就把分到自家田地中的树木都给砍掉了。
田是我的了，物随地走，那树自然也该是我家的财产和私有。于是间，就都砍，大的和小的，泡桐或杨树。先把树伐掉，抬到家里去，有一天政策变了脸，又把田地收回到政府的册账和手里，至少家里还留有一棵、几棵树。这样儿，人心学习，相互比攀，几天间，田野里、山坡上的那些稍大的可檩可梁的树木就都不在了。
我家的地是分在村外路边的一块平壤间，和别家田头都有树一样，也有一棵越过碗粗的箭杨树，笔直着，在春天，杨叶的掌声哗脆脆的响。当别家田头的树都只有溜地的白茬树桩时，那棵杨树还孤零零地立着，像一个单位广场上的旗杆样。为砍不砍那棵树，一家人是有过争论的。父亲也是有过思忖的。他曾经用手和目光几次去拃量树的粗细和身高，知道把树伐下来，盖房做檩是绝好的材料和支持，就是把它卖了去，也可以卖上几十近百元。
几十近百元，是那年代里很壮的一笔钱。
可最终，父亲没有砍那树。
邻居说：“不砍呀？”
父亲在田头笑着回人家：“让它再长长”。
路人说：“不砍呀？”
父亲说：“它还没真正长成呢。”
就没砍。就让那原是路边田头长长一排中的一棵箭杨树，孤傲挺拔地竖在路边上、田野间，仿佛是竖着的乡村人心的一杆旗。小盆一样粗，两丈多高，有许多“杨眼”妩媚明快地闪在树身上，望着这世界，读着世界的变幻和人心。然在三年后，乡村的土地政策果不其然变化了。各家与各家的土地需要调整和更换，还有一部分政府要重新收回去，分给那些新出生的孩子们。于是间，我家的地就冷猛是了别家田地了，那棵已经远比盆粗的杨树也成了人家的树。
成了人家的地，也成了人家的树。可在成了人家后的第三天，父亲、母亲和二姐们从那田头上过，忽然发现那远比盆粗的树已经不在了，路边只还有紧随地面白着的树桩。树桩的白，如在云黑的天空下白着的一片雪。一家人立在那树桩边，仿佛忽然立在了悬崖旁，面面相觑着，不知二姐和母亲说了啥，懊悔、抱怨了父亲一些什么话。父亲没接话，只看了一会那树桩，就领着母亲、二姐朝远处我家新分的田地去了。
到后来，父亲离开人世后，我念念想到他人生中的许多事，也总是念念想起那棵属于父亲的树。再后来，父亲入土为安了，他的坟头因为幡枝生成，又长起了一棵树。不是箭杨树，而是一棵并不成材的弯柳树。柳树由芽到枝，由胳膊的粗细，到了碗状粗。山坡地，不似平壤的土肥与水足，那棵柳树竟也能在岁月中坚韧地长，卓绝地与风雨相处和厮守。天旱了，它把柳叶卷起来；天涝了，它把满树的枝叶蓬成伞。在酷夏，烈日如火时，那树罩着父亲的坟，也凉爽着我们一家人的心。
至今乡村的人多还有迷信，以为幡枝发芽长成材，皆是很好很好的一桩事。那是因为人生在世有许多厚德，上天和大地才让你的荒野坟前长起一棵树，寂时伴你说话和私语，闹时你可躲在树下寻出一片儿寂。以此说，那坟前的柳树也正是父亲生前做人的延续和回报。也正是上天和大地对人生因果的理解写照和诠释。我为父亲坟头有那棵树感到安慰和自足。每年上坟时，哥哥、姐姐也都会把那弯树修整一下枝，让它虽然弯，但却一样可以在山野荒寂中，把枝叶升旗一样扬起来。虽然寂，却更能寂出乡村的因果道理来。就这么，过了二十几年后，那树竟然原来弓弯的腰身也被天空和生长拉得直起来，竟然也有一丈多的高，和二十多年前我家田头的杨树一样粗，完全可以成材使用对人支持了。
我家祖坟上有许多树，而属于父亲的那一棵，却是最大最粗的。这大约一是因为父亲下世早，那树生长的年头多；二是因为乡村伦理中的人行与德品，原是可以在因果中对坟地和树木给以给养的。我相信了这一点。我敬仰那属于父亲的树。可是今年正月十五间，我八十岁的三叔下世时，我们一片雪白地把他送往坟地时，忽然看见父亲坟前的树没了。被人砍去了。树桩呈着岁月的灰黑色，显出无尽的沉默和蔑视。再看别的坟头的树，大的和小的，也都一律不在了，被人伐光了。再看远处、更远处别家坟地的树，原来都是一片林似的密和绿，现在也都荡荡无存、光光秃秃了。
想到今天乡村世界的繁华和闹乱；想到今天各村村头都有昼夜不息的电锯轰鸣声，与公路边上的几家木材加工厂和木器制造厂的经营和发达；想到那每天都往城市输运的大车小车的三合板、五合板和胶合板；想到路边一年四季都赫然竖着的大量收购各样木材的文明华丽的广告牌；想到我几年前回家就看到村头路边早已没了树木的荡荡洁净和富有，也就豁然明白了父亲和他人坟头被人砍树的原委和因果，也就只有了沉默和沉默，无言和无言。
只是默默念念地想，时代与人心从田头伐起，最终就砍到了坟头上。
只是想，父亲终于在生前死后都没了他的树，和人心中最终没了旗一样。
只是想，父亲坟前的老桩在春醒之后一定会有新芽的，但不知那芽几时才可长成树；成了树又有几年可以安稳无碍地竖在坟头和田野上。
2009年6月18日于北京
过年的母亲
倏忽之间，兵已做了十四个春秋，每遇了过年，就念着回家。急慌慌写一封家信，告母亲说，我要回家过年，仿佛超常的喜事。母亲这时候，便拿着那信，去找人念了，回来路上，逢人就说，连科要回来过年了，仿佛超常的喜事。接着，过年的计划全都变了，肉要多割些，馍要多蒸些，扁食的馅儿要多剁些。
做这些事情时，母亲的陈病就犯了，眼又涩又疼，各骨关节被刀碎了一样。可她脸上总是笑意充盈着，挖空儿到镇上的车站，一辆一辆望那从洛阳开来的长途客车。车很多，一辆又一辆地开来；人也很多，一涌一涌地挤下。她终于没有找到她的儿子，低着头回家，夕阳如烧红的铁板样烤压着她的后背。熟人问说哪儿去了？她说年过到头上了，却忘了买一包味精。那人又说味精不是肉，少了也就少了。母亲说，我孩娃回来过年，怎能没了味精呢。
回到家，母亲草草准备了一顿夜饭，让人吃着，身上又酸又疼，舀了饭，又将碗推下，上床早早睡了。然却一夜没有合眼，在床上翻着等那天亮。天又迟迟不亮，就索性起来，到灶房把菜刀小心地剁出一串烦乱的响音。剁着剁着，案板上就铺了光色，母亲就又往镇上车站去了，以为我是昨晚住了洛阳，今早儿会坐头班车回家……
这样接了三朝五日，真正开始忙年了。母亲要洗菜、煮肉、发面、扫房屋，请人写对联，到山坡采折柏枝，着实挖不出空来，就委派她身边邻舍的孩娃，一群着到车站等候。
待孩娃们再也感觉不到新鲜，母亲也就委派不动他们了。那车站上就冷清许多，忽然间仿佛荒野了。可就这时候，我携着孩子，领着妻子，从那一趟客车上下了来，踩着那换成了水泥的街路，激动着穿过街去，回到了家里。推开门时，母亲正围着围裙在灶房忙着，或在院落剥玉蜀穗儿喂鸡，再或趴在缝纫机上替人赶做过年的新衣。而无论忙着什么事情，那块自染的土蓝围裙总是要在腰上系着。这时候看见我、妻和孩子，便略微一怔，过来抱了她的孙子，脸上映出难得有一次的红润，说你们外面忙，火车上人又多，回不来就不要回了，谁让你们赶着回来过年呢？明年再也不要回了！
妻不是农村的人，她一生受到的是和农村文化截然不同的教育，甚至和她同样的城里人相比，那教育也很独僻，所以与乡村的文化和习俗，她是坚决地格格不入。每次回家，打算着初六返回，初二她便焚心地急。今年过年，我独自同孩子回了，且提早写信，明确日期：腊月三十回家，午时到洛阳，下午晌半到镇上。一切都准时得少见。长途客车颠到镇上时，我问孩子：
“见了奶奶你怎么办？”
“让奶奶抱着。”
“说啥？”
“说奶奶好，我想你。”
“还说啥？”
“说妈妈上班回不来，妈妈让我问奶奶好。”
“还怎样？”
“过年不要奶奶的压岁钱。”
这就到了镇上。镇上依如往年，路两边摆有烟酒摊、水果摊、花炮摊。商店的门依然地开着，仿佛十四年未曾关过。时候已贴近了大年，采买的人都已买过，卖主们也只等那忘买了什么的粗心人突然光顾。街上是一种年前的冷清，想必大人们忙着，孩娃也在家忙着。我拉着孩子下了汽车，四顾着找寻，除了夕阳的光照，便是摊贩收货回家的从容，还有麻雀在路口树上孤独的啁啾。
没有找到我的母亲。
孩子说：“你不是说奶奶在车站接我吗？”
我说：“奶奶接厌了，不来啦。”
我牵着孩子的小手，背着行李从街上穿过。行李沉极，全是过年的客品：酒、烟、水果糖、糕点、麦乳精、罐头和孩子穿小了或款式过时了却照样新着能穿的小衣。我期望能碰到一位熟人，替我背上一程，可一直到家，未曾见了哪个村人。推开家门的时候，母亲正围着那块围裙，在房檐下搅着面糊。孩子如期地高唤了一声奶奶，母亲的手僵了一下，抬起头来，欲笑时却又正色，问就你和孩子回来了？我说孩子他妈厂里不放假。母亲脸上就要润出的喜红不见了，她慢慢走下台阶，我以为她要抱孩子，可她却只过来摸摸孩子的头，说长高了，奶奶老了，抱不动了。
到这时，我果真发现母亲老了，白发参半了。孩子也真的长高了，已经到了他奶奶的齐腰。我很受惊吓，仿佛母亲的衰老和孩子的长成都是母亲语后突然间的事。跟着母亲，默默地走进上房，七步八步的路，也使我突然明白，我已经走完了三十三年的人生。
我说母亲，“你怎的也不去车站接我们？”
母亲说：“知道你们哪天哪一阵到家，我就可以在家给你们按时烧饭了，不用接了。”
说话时，母亲用身子挨着她的孙子，把面糊在他的头上搅得很快。她问：
“在家住几天？”
我说：“过完正月十五。”
她说：“半个月？”
我说：“十六天。”
“当兵十多年，你还从没在家住够过这么长时间哩。”母亲这样说着，就往灶房去了，小小一阵后，端来了两碗鸡蛋面汤，让我和孩子吃着，自己去扞叶儿包了扁食。接下，就是帮母亲贴对联，插柏枝，放鞭炮……
鞭炮的鸣炸，宣告说大年正式开始了。
夜里，我抱着睡热的孩子陪母亲熬年，母亲说了许多村中的事情，说谁谁家的女儿出嫁了，家里给陪嫁了一个电视机；说谁谁家的孩娃考上大学了，家里供养不起，就不上了。最后就说我的那个姑死时病得多么的重，村里哪个人刚四十就得了癌症，话到这儿时，母亲看了一眼桌上摆的父亲的遗像。我便说娘，你独自在家寂寞，不妨信信佛教、基督教，信迷信也行，同别人一道，上山找找神，庙里烧烧香，不说花钱，来回跑跑身体会好些。
母亲说，“我都试过，那些全是假的，信不进去。”
再就不说了，夜也深了进去，森森地黑着，便都静静地睡下。来日，我绝早起床，放了初一鞭，先将下好的饺子端给神位，又将另一碗端到娘的床前。娘吃后又睡，直睡到太阳走上窗面，才起来说天真好啊，过了个好年。初一这天，母亲依旧很忙，出出进进，不断把我带回的东西送给邻舍，回来时又不断用衣襟包一兜邻舍的东西，如花生、核桃、柿饼。趁母亲不在时，我看了母亲的过年准备，比任何一年都显丰盛，馍满着了两箱，油货堆了五盆，走亲戚的礼肉，一条条挂在半空，共七条。我有四个姑，三个舅，我算了，马不歇蹄走完这些亲戚，需我五天至六天。可在我夜间领着孩子去村里看了几个老人后，回来时母亲已把我的提包掏空又装满了。
她说：“你明天领着孩子走吧。”
我说：“走？我请了半月假啊。”
母亲说你走吧，过完初一就过完了年，你媳妇在外，你领着孩娃回来，这是不通道理的。你孩娃和孩娃妈，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过年咋样也不能分开的！
我说：“过完十五再走。”
母亲说：“你要不是孝子，你就过完十五走。”
一夜无话。来日母亲果真起床烧了早饭，叫醒我和孩子吃了，就提着行李将我们送往镇上了。这个年，是我三十三次过年，在家过得最短的一次，前计后算，也才满了一天，且走时，母亲交代，说明年别再回了，外面过年比家里热闹。
大姐
大姐是老师。
大姐已经人到中年。陪伴大姐走着人生，进入中年的有两样东西：病和教书。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见也最难逾越的深渊，教书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欠的拐杖。教书在大姐，占了她生命很大一块黄土薄地，已有二十三年的历史；而病从十三四岁就已开始，似乎她流过的生命之河里，总有一股被疾病污浊的浑流。
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黑暗的屋里，一家人愁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大姐每一声穿透墙壁的尖叫，都深刻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亲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更显出几分云色的苍白。什么病，跑遍了乡间的医院，求遍了乡间的良医，也无从知晓。那时候。抬着病人去一百里外的洛阳治病，是乡村很大一件事情，而在我家，却已是三番五次。不记得我十几岁以前，上房的窗台上，有什么时候断过中药的药渣。每次放学走进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看窗台上有没有新倒的药渣。好在那泥土的窗台，从没使我失望过，因为有新的药渣，就肯定有几颗做药引熬过的红枣。
父母的家教很严。但不知为什么没教育出我叫哥唤姐的习惯。有次我又去窗台上捡吃熬过的红枣，大姐便抓了几个枣子给我，母亲见了，说让他唤声大姐给他，大姐便把那枣子擎在空中不动。我僵持半天，终于没叫出那声大姐，大姐眼角便有了泪水，把红枣塞在我手里说：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最少能给弟做一双鞋穿，我却有病，拖瘦了家里的日子。从那—刻起，我下决心再不唤大姐的名字，一定叫她大姐。可时光流逝了十余年，我却终于没唤出她一声大姐。
大姐的病见好转，是在我十余岁以后。如今只记得在大姐的苦疼声中，父亲和他的朋友闷了半晌，来日便抬上大姐，先乘汽车，后搭火车，朝着遥远的省会郑州奔去了。其间，不断从郑州捎回要钱的口信，我便帮着家人先卖粮食，后卖树木，最后卖了奶奶的棺材板。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阳光爽爽朗朗洒了一地。我从学校回家，突然看见大姐端端地坐在阳光里，人虽瘦得如一把柴草，脸上却漾荡着甜润润的喜色。她拿一把小糖给我，母亲在一边说，快叫大姐，你大姐的病好了。
我仍是没能叫出那声大姐。然接那糖时，母亲过来厉声说，日后你大姐要教书了，是老师了，你再唤她的名儿，我就不让你吃饭。听说大姐要做老师，尽管是民办，尽管是教小学一二年级，仍使我浑身生满惊愕和敬意，并怀上了对大姐深深的内疚。我没有料到，我还没有学会唤姐她却又成了老师。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支配我的笨嘴叫姐，更没有能力叫她一声老师。于是，我就常常地躲着大姐，期望和她有更少的说话机会。
学校是在镇外的一个苹果园里，离我家二里左右。从此，我就朝朝暮暮地看着。刚丢下饭碗，学生都还在路上，她已经早早地到校，立在教室的门口，翻看她要讲的课文或讲义；放学时候，学生都已到家端了饭碗，大姐才拿着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摇着她虚弱的身子，蹒跚在镇外的小路上。大姐走路时，时常拿手扶着那做了四个小时手术的腰，就像扶一截将要倒下的枯树。我总担心，她的手离开时，她会倒下的，可她却是硬硬地挺着，给家里支撑出了几年平静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她除了往腰上贴膏药外，很少说到疼字。父母千方百计地让她教书，也只是为了她有一份轻些的活计，料不到到了年底，她竟回来说，期终考试，她班里的学生在全校平均分数最高。母亲说，你别累犯了腰病；她说也不能误了人家孩子的前程。母亲说，你有病，讲课累了可以坐着讲；她说当老师的坐着，那在学生们面前像什么样子。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会累病的；她说不会的，我的病好了，除了刮风下雨，没啥儿感觉。
然而，不幸的是被母亲言中了。几年后，她在一次辅导学生升级考试时，昏倒在了讲台上。抬至医院，才发现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膝盖，几乎身上所有的骨关节，都贴有黑白膏药，花花一片，如雨前浓浓淡淡的云。望着那白云黑云似的膏药，我立在病床前，心里翻动着滚烫的热意，如同缓缓流动了一河夏天的水。这时候，大姐醒了，动了动嘴唇，吃力地睁开了眼，望着床边的水瓶。
我说：“大姐，你喝水吧？”
大姐忽然扭过头来，眼角噙了泪水，拉住我的手问：“你叫我姐了吗？”我盯着大姐瘦脸上泛出的浅红，朝她点了点头，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苍黄的笑……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光阴，我已经和那时的我大不相同，离家当兵，入党提干，成家立业，学写小说也到了无论自己多么羞愧，别人也依然要称你“作家”的田地，连叫大姐都已习惯到不叫反而很难启口。然大姐除了年龄的变化，脸上布满了人生的艰辛外，再没什么异样了，依旧是终日拿着一二年级的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在通往小学的路上摇着她虚弱的身子。到了期末，回来对母亲很平淡地说句，她们班的学生，考试时平均分数最高或升级率最高什么的。再有变化的，就是大姐依旧扶着贴了膏药的腰身，走过的那条路的路边，杂草随着她蹒跚的脚步，二十余载地枯枯荣荣了。
早逝的两个同学
衰老是从怀旧开始的。最致命的怀旧是对早逝之人的追忆和想念，这其实是一种对死亡的追赶，是对生命的遗弃和岁月的抛离。可是，许多年来，我总是不断想起我的早逝在同一年代里的两个同学。
永无暖爱的李松枝
今天，女性的美是一种价值和价格，然在二十几年前，美则是一种祸源和寂寞。李松枝是我的同学中最早离开这个世界的先去者之一，她的漂亮在那时我们以庙为校的同学中被大家默认共许。在与整个中国一样，充满着革命热烈气息的乡村特殊年代里，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爱，不懂得爱其实是人类所必需的大美。因此，我们对她的漂亮恶意攻击，把她的苗条说成是“蛇腰”，把她的秀发说成是“马鬃”，把她光洁动人的鹅蛋形脸说成是“胶皮”，把她整日洁净合身的衣服说成是“穷烧”，把她在少女时代已经挺拔起来的胸脯说成是“鸡胸”，把她从小学说到中学，把她从暑假说到寒假，直到在那个零下十几度的酷寒里，她把她的美和生命断然沉入冰封的河里，我们的一切毫无善意的说道才哑然，才愕然，才断止，也才明白她的漂亮是那样的姣美，是那样的打动我们，是那样的让我们不敢对她有半点好感。
她家住在镇上的正街中心，一个不到二分土地的小院，几间枯瘦的草房，父母、哥哥，似乎她还有一个妹妹，这么四五口人，艰辛的生活在镇上妇孺皆知，因为她家那个随时要塌却永远立在那儿的低矮门楼和破破裂裂的柳木单扇大门，每天、每时都在告诉着每个从门前走过的行人：日子在这个院落里是一种煎熬。
然而，这样穷苦的人家，这样破败的院落，这样低狭的房里，怎么能生长出那么动人的少女呢？你动人、你漂亮，你怎么能穿得干干净净、合身合体呢？你穿得合身合体你怎么又能学习不比别人差呢？你学习不比别人差你怎么还能在同学们面前装出一副谦虚谨慎的姿态呢？你怎么能不亢不卑地说话，我行我素地走路，堂堂正正地做人呢？难道你不知道你家是全镇上最穷困的人家吗？穷困到母亲十几年前的衣服翻新以后给你穿，你穿几年之后又改针补线传给妹妹穿，最后还舍不得把衣服扔掉、毁掉吗？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家在那个古老的镇上没有一点社会地位，连左右邻舍比你们家人长得高点胖点、有个亲戚也许是生产队长、记工员、电工之类的人就可以随意臆造你们家的流言，败坏你们家的门风，而你的父母都不敢站到门外更正和争吵一句半句吗？你这样怎么能不让都已十六、十七，甚或十七、十八岁的同学们说三道四、指桑骂槐呢？怎么能阻止住男同学从背后把石块扔到你的身上呢？怎么能遏住悲剧和陷阱不在你人生的途中焦急地等你呢？怎么能不成为大家共同的敌人呢？
终于，在初中刚刚毕业的那个冬日里，在少男少女相见时，大家从学校的回忆中还拔不出惯性的腿脚时，传来了她投河自杀的消息，说她从河里被人打捞出来时，穿了一套过年才穿的新衣服，说她人虽被河水冻得发紫，但她死前精心梳理过的头发却被河水梳理得更加齐整光洁，连一根一丝都没有凌乱。她投河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父母要把她提早远嫁他乡，换回一个姑娘做哥哥的媳妇。这样的“换婚”、“转亲”在我的家乡至今都还存在，可发生在我的同学中她却是首例。
据说，她被当成“物品”对换时，曾经非常想找个同学倾诉一番自己的内心，却没有找到一个能让她诉说一场的人；据说，她在投河之前，曾经在大街上的静夜中走来走去，许多熟人碰见了她，其中也有同学和她相向而行，迎面相遇，彼此却仅仅看了一眼，没有说一句话，就又各奔了南北。无论如何，她是在少女时代往青年迈去的路上，把自己沉入了河底。同学们说起她的死时，都是那句“真的吗”之后，想想她的容貌和家境，便都觉得那是她的必然去处，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不可思议。她不往那里走去她能往哪里？合理的，必然的，于是，就再也不用提及她了，完全可以把她忘记了……
可是，这些年来，我总是不期而至地想起她来，想起她清纯的美貌，想起她走路的姿势，想起她笑时微翘的嘴角和说话时的手势，还有她家的房屋、院落、门板及门前街上的凌乱，想起我们初中毕业时，有一次在大街上相遇，她在马路那边，我在马路这边，我们的目光一下撞在一起，彼此都呆在路边片刻，谁也没有说话就又分手去了。
是我先离开她的。我是在她看着我的纯净的目光中先自走去的，走去后我连扭身再看她一眼都没有。那时候她正淹没在“换亲”的陷阱中，后来不久，她便从陷阱中拔出双腿走进了酷寒的河水里。
倒行人生的杨老代
人生是一个积量成质的过程，正如一个人从东向西行，一步一步地走着，经历着无数风雨，最后风雨够了，你便老了，死了，到了人生的终点。这几乎是所有人必须遵守的一个人生规律，但事情也有例外，有不少的例外，那就是在他的人生中几乎让我们看不到积量成质的过程。或者说，他的人生不是如众人一样从东往西行，而是从西走往东，不是如积劳成疾、积疾而亡的一个由量至质的变化过程，而是一开始就是死亡，就是结束。换一种近情合理的说法是，他呈现给我们的先是死亡，其次才是人生。因为死亡引起的惊惧，我们才渐次地看到了他的人生一些所谓量的东西。可那些“量”，又分明就是一种“质”。
比起早去的少女李松枝的陌生和动人，我的另一个同学杨老代与我的熟悉已经到了让我麻木的地步。读高中时我们每天同行，课堂上我们一同作乱，放学的路上我们一同扒车，周末或假期我们会随便到哪个同学家里同吃同住。正因为这样的熟悉，却描摹不出他日常笑时是什么模样，走路有什么特异，直到我当兵不久，家里写信说他晚上好好睡着，来日天亮之后，家人发现他已经死在了屋里，我才想起他其实有着和大家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习惯与过程——在通往学校的路上，他总是喜爱倒着行走，我们面向东时，他就面向着西，我们面向南时，他就面向着北，这样和我们面对着面，一步一步地倒行，或快或慢，他就总是在我们面前，以求彼此相互望着便利，说话时能看见对方的表情和动作。有时为了考考他倒行的本领，我们便小跑起来，而他却能神奇地和我们一同倒跑，既不被我们拉下，又不被路上的石头、坑凹所绊倒。
因为从镇上到学校有十里的路程，后来大家相约着要挟父母，给每人买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骑自行车上学，当然不能再面对面地到达同一方向，于是我们就经常在马路上你追我赶，绕龙打闹，摔倒坏车是经常有的。然而，有一天，老代却突然可以倒骑着车子与我们一道同行了，他面向车座的方向，屁股搁在前梁上，用后脑勺望（猜）着前面的道路，双目的余光瞟着路边，竟能快慢自如，和我们并肩骑车，甚至从背后或迎面来了汽车，他都面不改色，只凭着感觉把车子骑到路边，让汽车从路中央风驰而过。他的这种本领，引来了我们疯狂的模仿，可无论我们大家如何练习，都达不到他倒骑如正的境界，我们摔倒，我们流血，我们修车，这些因倒骑车子带来的麻烦在他几乎是没有过的。
也许，他天生就有一种倒行的本领，倘若有一天他开汽车、飞机熟练之后，也会倒开也都不是没有可能。可是，他却在高中毕业不久，便猝然地告别了我们，走尽了人生，用终结呈现出了许多含有结束意味的开始。
还有一些什么呢？真的是因为熟悉反而都记不起来了？对了，他从少年开始，就承担起大人承担着的“养家糊口”的命运负担，每天放学之后，把爆好的米粒用熬就的红薯糖浆搅拌均匀，再用两个对等的碗形木模，把米粒制成一个个雪球似的圆团，在阴凉处自然风干后，装入用床单、被面缝好的大袋子里，在每个星期六的夜深人静时，沿着一条峡谷，走六十里的山路，挑到邻县的一个集镇上。乒乓球样米团儿一分钱两个，小碗似的米团儿，二分钱一个，这样一天下来，两袋米团儿也就出手大半，至尾把剩下的两毛钱一篮，卖给当地婚嫁丧葬送礼的人，也就在周日的晚上，怀揣着几元进项，连夜又赶回了家里，不误来日白天的上学读书，也不误一家人的日常人生。
再有，他把别人写到最后一页的作业本翻过来重新装订，将人家的最后一页当作自己的第一页重新开始使用。又有，我们一块吃饭时，他用碗底儿当碗，在碗底儿里放上咸菜吃饭。再有，大家都是右手拿筷子，右手拿笔，右手拿羊鞭马鞭，而他却是左手拿筷子，左手拿笔，左手拿鞭、荷锄……
这一些倒骑、倒行、童年负担，以反为正，以尾为始与他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也知道生就是始，死就是尾的道理，但毕竟在芸芸众生的人世间，还有着许多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的倒末事例，那么，我的这个同学，以他十九岁就自然而亡的年龄，他算不算一个倒行人生的个例呢？
那个走进洛阳的少年
少年时，洛阳于我，不是一座城市，它是我内心的首都；中年后，北京于我，则不是首都，而是一座庞大无边的城市。
第一次走入洛阳，是在我十二三岁的少年期间。那时候，终日玩耍在被改做学校的村头庙院，教室的墙壁和房梁上都是描绘的鬼神故事；上学、放学的路上，赤着脚，弹着彩色的玻璃球儿，也在嘴里念念有词地背着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的惊天诗句，被“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那样的名言所鼓舞，以为会有迟早的一日，自己将拥有天下，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隅世界。所以，也就从来不把乡村的苦累、寂劳放在心上，只是希望能尽快长大，到城里走走，到洛阳看看。想，既然城和城市在未来都属于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我们，我就该早点认识它们，认识那些早晚将属于我的高楼、马路、大街、商场、路灯，还有城市砖墙缝里的野草。
县城，在我家之南，有三十里路，因为哥哥在城里工作，也就寻着机会去了。见那马路的宽阔，可以并排过去两辆汽车，便臆想洛阳的马路，一定可以并排过四辆汽车；见城里的百货大楼共是两层，想洛阳的百货大楼，一定是有四层，且不叫百货大楼，而是名为千货大楼；见城里的姑娘多半白净，大都穿了塑料透孔的凉鞋，且还有人穿了裙子，想洛阳的姑娘，一定是个个白净漂亮，个个都穿了透孔的凉鞋，个个都穿了大红大绿彩色花裙。总之，县城比着乡下小街，有着决然的不同。如果村街是一种热闹，县城就一定是一种繁华；村街是广袤乡村的一粒夜星，县城就一定是乡村静夜的一轮明月；村街是乡村的一轮明月，县城一定就是乡村的一轮太阳。
那么，城市——我听说最多的洛阳，那块曾经有无数皇帝散步的地方，比起一个县城，它又该如何呢？不消说，和乡村小街是县城的子孙一样，县城也是城市的子孙。如果说县城里热闹异常，洛阳那儿一定是繁华无比；如果说县城是照亮乡村的一盏明灯，洛阳一定是县城永不可企及的一颗明珠；如果县城是照亮乡村的一轮太阳，洛阳就一定是照亮整个世界，而且是永不坠落、永远发光的早上八九点的永恒日出。与县城的繁闹永远是乡村繁闹的倍数一样，洛阳的繁华也永远是县城繁华的双倍百倍。这是一个少年的臆想，也是一个世界的事实。为了明晓自己的判断，便日夜盼着到洛阳去走走看看，以证明自己对世界臆想的正确。
也就终于去了。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在十二岁的时候，因为舅舅是名瓦工，在洛阳帮人做建筑，也就终于有机会去了一次洛阳，终于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搭乘人家拉货的卡车，迎风站立着行驰了一百二十多里，到了历史上曾有许多皇帝散步地方。果然，果然地发现，一切都与我的臆想一样，百货大楼是县里双倍的层数，马路的宽阔是县里马路宽阔的双倍。县城街面上的路灯、灯泡多被少年们的弹弓所击中，而洛阳马路边一街两岸的铁杆路灯，即便灯泡已经烧息，也都还完整无损地挂在那儿。还有，县城里确有楼房，也就三幢两栋，立在那儿傲然得不可一世，而洛阳那儿，楼房则多得一片一片，一群一群，因其众多，则都显得谦逊而又自然，和乡村草房因其众多，都显得质朴自然，并无自卑一样，那一群一片的楼房，虽然看我一个乡村少年有些羞涩陌生，但也并不因为我的羞涩陌生，而显示对我的过多高傲。我在洛阳的大街上走来走去，独自从百货大楼转到动物园，又从动物园走回到百货大楼前的一片浩瀚的水泥广场，看景，看物，看人。我看见城市的楼房那砖墙的裂缝里，都长有乡村田野上的野草，看见动物园里圈养的黄狼，比我家山坡上时常站着朝村里窥望的野狼还要肥胖，看见城里的姑娘，的的确确是每个人都洋洋气气，漂漂亮亮，穿着各色的塑料凉鞋和各样的长裙短裙。还有，她们每个人从我面前过去，都留下一路一串陈苹果新梨般雪花膏浓郁的香味。
我想我就是那个时候有了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美好念想，就像美国的老布什，在七十年代游了中国的壮美三峡，决定回去要竞选总统一样，那次我从洛阳回到家里，就思谋着好好读书，离开农村，逃离土地，到城市里去安排自己的一生。后来，老布什果然通过竞选，当了他的美国总统，我也果然通过保家卫国的途径，当兵到了部队，一个有楼房、路灯、火车和漂亮姑娘的豫东小城。
现在，老布什已经七十多岁，早就离开了白宫，回到他的田园农场，观望世界，颐养天年。而我，二十周岁当兵，从洛阳搭乘火车，到商丘、到开封、到郑州、到济南、到北京，一路上奔写作，过日子，图声名，终于就到了在城市害怕警察笑着向你敬礼的时候，到了听见警车的笛声，就害怕得要往路边躲去的年龄，到了在北京看不到首都，只看到城市的中年人生。我想，我大约也该回家去了，回到农村，回到那片偏僻的山坡之下，养只鸡，种片菜，和老布什一样过悠然自乐的日子。
感谢祈祷
人大多是在父母、爷奶及所有他们的亲戚、朋友的祈祷中来到这个世上，享受着祈祷，一日日长大。到了懂事之时，成年之间，尤其中年之后，开始为自己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不断祈祷时，才会深切地感到，祈祷是一种生命的温暖。享受别人的祈祷，是人生莫大的幸福；而为别人祈祷，则是生活中最大的无奈与忧心。
想起父母为我成长的许多祈祷，觉得那都是父母本应该的。天下没有不为自己儿女忧心祈祷的父母，也少有不为父母祈祷的儿女。问：你为什么要为你的儿女祈祷？答：因为他们是我的儿女。问：你为什么要为父母祈祷？答：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情理就这么简单、真切，没有什么可以疑惑、辩驳之处。所以，父母为儿女的祈祷，总是被儿女忘记；儿女为父母的祈祷，也总被父母视作必然、日常。而总是令人铭记在心的，则是父母以外的人，为你付出的那种祈祷，那种真情仪式中的跪拜和祝福。
而我，未曾有一天忘记的，是我的三个姑姑在我入伍之后给我的祈祷。前不久过去的那个世纪，1979年2月，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开始，也是我军旅生涯的伊初。刚刚入伍的新兵，对射击中“三点一线”的道理还不甚明了，便摊上了一场扑面而来的战争，自己除了偶尔莫名的惊慌，也倒还能吃能睡，然而给家里带来的“灾难性”的不安，却使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们每天都如生活在大地震将要到来的前夕。为了祈祷，为了祝福，那段时间，我家整整一个月都住满了亲戚。父母不信迷信，也任由亲戚们四处烧香、求佛，仿佛不如此我便没有保佑似的，直到那年春暖花开之时，政府通过广播向百姓宣布了从越南撤军。
可是，撤军了，战争并没有结束，中越边境的枪声，还亦如淅沥的雨滴。而撤军对我家最大的益处，是三十多口亲戚，不再吃住在那座瓦房小院，集体偷偷地烧香磕头，这就减轻了父母的许多精神负担，使他们除了为儿子的忧心，不必再为家里日日夜夜满地是人而操劳烦乱。也就是这个时候，以为对我的祈祷暂时停下的当儿，在我所在的部队，还有几个团在前线的时候，我有机会出差途经家道回了一趟老家。那是落日时分，我家的那个小镇上，各条街道都漫着初春余晖的温暖，都有扑鼻的清新与香味。那个时候，母亲正在暮日中搅着面糊，准备夜饭，我一脚踏进门槛，大声叫了声妈——母亲猛地回身，突然怔住，半晌无语，碗里的面糊却从她手里流在了地上。
第二天，父母让我抓紧到三个姑姑家里各走一趟，以免她们的牵挂。我首先去了大姑家里，因为距大姑家里近，路也顺利，是一条沥青公路。我到大姑家时，人们吃过早饭都还未及下地，在大姑家的那个村庄，还有人端着饭碗在村街上晃动。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到大姑家后，她还没有吃饭，没有烧饭。我一脚踏进门里，看见大姑满头白发，正跪在上房正堂的桌下一动不动，嘴里念念有词，面前摆了供品，供品前敬着菩萨。香炉里的三柱草香，让满屋蓄溢着缭绕的青烟。因为姑姑坚信世间有神，人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所以，我同姑夫一道，在姑姑身后默默站着，没有敢去惊动她的那份虔诚，直至三炷香尽，她最后向菩萨磕了三个响头，姑父才对她说，你起来吧，连科早就到了家里。使我惊异的是，姑姑对我的突然出现丝毫没有惊异，我叫了一声“大姑”，她回头应着，眼角里含着感恩的泪珠，脸上却是应验的笑容，说她自己知道我要从部队回来的，知道我已经回到了家里。说昨夜儿梦里菩萨曾告诉她说我已到了家中，所以她五更起床上香，烧完三炷，磕了三个头，再续上三炷香，继续磕头，待香又烧完，接着磕头，接着续香。姑夫对我说，大姑在那个月里每天都是五更起床，那样续香八次、九次，头也磕上二三十个，每天都说我要回来，竟也果然回了，果然有了应验。大姑并不向我太多唠叨神什么的，只是望着我，不停地擦着眼泪，简简单单说了几句，说应验了，剩下的就是以后每年要向菩萨还愿。说除了每天按时给菩萨进香，日后的每个年节，都要向诸神供祭一个猪头，以保我在部队岁岁平安，就是还要打仗，也依旧安然。
这就是大姑的心愿，从一九七九年算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几年，因为我那次突然回家给她祈祷带来的应验，她二十几年坚持不断地每天向菩萨进香，每年春节用猪头给诸神奉供还愿。今年大姑已八十多岁，这样的事情，未曾断过一日、一次。
二姑去世很早，在我的记忆中，未曾有过她的身影。三姑住在我家前河的对岸，十余里路，除了每次去得趟水过河，还要爬上一段山路。那次回家，到三姑家里是到了大姑家当日的后晌，三姑不像大姑那样信神，可她那幽暗的屋里，也摆有神像和香炉。没有看到三姑像大姑那样烧香磕头，祈祷祝福，但见到三姑家墙下的那张条桌中央，放有一尊老寿星的石膏像，而与老寿星并排立着的，则是我这个晚辈入伍后寄回家的穿军装的照片。
十几年后，三姑得了癌病，奄奄一息，我又回家过河探望，她已经基本走完了她那平淡的一生，可到了她生命的最后，我的照片仍然同老寿星一道，立在那张条桌的中央，而她却在见我不久，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小姑家离我家有三十余里，不通公共汽车，也不能骑车到达她家。入伍之前，读小学、初中时候，我每年暑假，都爬山步行到小姑家里割草放牛，小姑每天都给我擀绿豆面条，蒸半白半黄的杂馍。之所以去小姑家最多，就是因为到小姑家里吃得最好。可是，那次回家，到小姑家去的脚步我还未得抬起，小姑却先自回到了她的娘家，看见我后未曾说话，却已泪流满面。在几个姑中，小姑是最不信神的，可到我家的第一件事情，她却是首先到照片的牌位面前，虔诚地烧香，虔诚地下跪磕拜，感谢列祖列宗，让她的侄儿连科能安安全全地回了家里……
事情都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到了我中年之后，也开始为自己的儿子和白发的母亲不断地祈祷的时候，也就终于明白，由别人为你祈祷，是你生命中的温暖，而你为别人祈祷，则完全是忧心无奈的求援，是人生中最为孤立无援的祈求。
我的父亲已经谢世了十六七年，三姑也已走了许多春秋，大姑、小姑，都因姑父们先行离去而凄然地孤独生存。他们那一代人，渐次地离去，在一次次地告诉着我，如我的这一代中年，也都正在接近尾声，这愈发使我体会到了祈祷给人心灵的温暖。我祈祷母亲能健康长寿，祈祷姑姑、叔伯们有好的身体和稍微如意的农家日月，祈祷哥姐们在日子中少些烦恼，少些争吵，祈祷我的孩子和所有的侄男侄女，学习中有好些的成绩，长大后能够顺顺当当地成家立业……
明明知道祈祷是一种无奈，但还是祈祷：我的祈祷能给他们带来温暖和安抚，像三个姑姑的祈祷给我带来的安慰一样。如果一个人，连祈祷也不再有了，那就真的是一无所有。幸亏，我有别人给我的祈祷，也有我给别人的祈祷。这就是一种富有和宽余，是一种活着的意义。
感谢命运，也感谢祈祷。
常念那些人
对于公、检、法的错误认识，相当于我应该出生在省长家里，而最后却成了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样无法更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那么牢固地坚信，公安的人，是无论青红皂白，就要去威武抓人的人；而法院，是为了秉公判刑，却又常常判出偏颇的人。检察院这儿倒好，是为了纠正这些才生长、存世的一个机构。因此，觉得三方的它们这边，都是一窝儿好人、善人、心存良知和对世人、世事怀有感念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先入为主的幼稚偏见，却是数十年里无法扭转和改变。也不是不能改变，是世事和慵懒不许自己朝改变上多做思考的行言。
后来，渐渐地认识了许多《检察日报》的朋友，他们又无形中牢固了我这一观念。
最早是我的同学高伟宁——那时他还叫高今，不知怎么在我睁眼、闭眼之间，就转业到了《检察日报》社，做了那儿电视中心的导演，有了很大一番艺术的作为，这让我常常以他为例，逢人便说一个人的成熟和才华大踏步地到来，那是一瞬间的事，不信了你们以高伟宁为例——他是一个可以多年不见，但却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弟弟。紧跟着，我尊敬的作家莫言，竟也命运多舛，因为才情如喷的《丰乳肥臀》给他命运车轨上的急速扳闸，突然之间也转业到了那儿。使人感受一个作家如果你才情过大，会遭受多少平庸的脏手在你头顶上施压和蹂躏。
可好在，《检察日报》拥抱了他的命运，让人相信，在我们这个国度，一个真正写作的孤儿，终会遇到慈悲开怀的收留所。毕竟可以宽容那时的莫言，是需要有强健身体并有伟大的母亲之心的人。《检察日报》正是一个这样身体强健并心胸宽广的母体。因为这些，就和报社有了内心倾情钦敬的来往，熟悉了那时高检的宣传部长——今天《检察日报》的社长张本才。他是那样的瘦弱，可其诗、文、画，却都奇异瑰丽，饱满得无以言表，其中隐存的他对艺术和世界的独有探求，让我这个小说家常感羞愧难当。
一九九三年接他一本文画集，那些线条的迷宫之道和色彩的奢侈与吝啬，让我着迷如对博尔赫斯小说语言的明透与困惑。因惑而迷，也就把那些画认真地剪割下来，镶于镜框，大小十幅有余，至今全都挂在家里的各处墙上。后来同那儿的副总守泉兄相识，一见如故，常去随他参加一些报社的文学活动，与他亲如兄弟，可以把该讲和不该的讲与他听，把自己解决不掉的烦恼推到他的办公桌上，把一些零七八碎的杂务，请他和他的部下——那些文化部门的弟弟、妹妹们共同收拾我的烦乱，自己躲在清静里看书、写作。
赵刚已经多年不见了，第一次见他的感觉是，他是多么能干、明白的一个人，如果他是我的亲弟弟该有多好哦。孙俪和彭程都是湖北人，因为她们，让我不再对误解中的“湖北的聪明”感到有些微的“讥厌”，而是觉得，我和我的儿子，也有她们的聪颖、细心、诚慧的几分之一，大约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多地美好出几分来。还有腼腆而又内秀慧中的郑键和博超，让我幻想别让我失去我的儿子，家里又多出一个、两个他们做我儿子的哥哥和姐姐，那么我们家就是世界上最为幸福的家庭了。
记得那年随守泉兄和他的部下去内蒙，一路上堆满的热情，可以让草原和沙漠因不堪负重而告饶。倘是以漫无边际的沙漠为广场，以辽阔无比的草原为库房，都难以盛装负载一路上他们对我腰病的照顾和体谅。之后的多年，参加任何的文学活动，都让我怀念那次百年一遇的内蒙之行。
再后来，因为时间在水里的流转，守泉兄到别的部门去了，副总赵信负责文化部门，虽只有一面之交，仅有在常熟一个讨论会的相熟，却也奇怪到对他不能忘怀，知道因为还没有与他真正熟悉到可以随时交往便谈，竟也在三次变换手机时，在清理了无数手机中的电话号码时，舍不得把他和他的号码拿下来，总觉得他也是我兄弟朋友中的一个，是那窝儿对生活和世界富有感念之心的《检察日报》里我的好亲好友的其中之一。
在那儿——《检察日报》社，并不知道为何会对他们有那么深的情挚真意来，而在过往自己工作过几年、十几年的老单位，似乎也难有这份总是浮在心头的感觉。写这篇短文时，他们一个个都如家人样在我的书房走来串去，在我家客厅里品茶聊天，而且是那种可以到家不脱鞋子，并随意抽烟、吐痰的亲热。
真是的，亲没有道理。也就这么亲着。
2011年6月16日
一桩丑行
回忆丑行，是一种对往事的微笑。
想起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以正义的名誉，把告状信送到校长的办公室时，我已经不再怀有对同学和朋友的不安，内疚早已像儿时在田野燃起的草烟样无踪无迹，留下的只是对那时的单纯的想念。
那时候，我是那样的渴求上进，渴望生命中充满阳光，想在中学入团，想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想让我心仪已久的那些学校演出队的女孩和我多说几句话，对我微笑一下。也许，渴求上进，好好学习，争取入团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对我刮目相看，觉得我是她们同学中不错的一个也就足了，也就罢了。于是，在好好学习上是下了一些力气，而在天天向上方面，除了积极主动地打扫卫生，争取多擦一次黑板之外，往学校的试验田里挑粪种地，也是扮演了脏着不怕、累着不吝的上好的角色。
当然，在得到老师的表扬之后，也不会忘掉乘机把入团申请交到老师手里，就像把自己的求爱信交到了媒人手里一样，炽热和真诚，在不慎间是可以把房屋、校园、草地、田野都烧起火，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寒冬都烤成为春夏的暖热的。可是，时隔不久之后，从同学中传来的消息说，入团的几个人中，不仅没我，而且有的却是几个我不甚喜欢的同学。之所以不甚喜欢，不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没有我好，往试验田里挑粪的筐灌得没有我的高满，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境都比我好，穿戴也都比我穿的时新，漂亮的女同学都像蜂蝶样日日间围着他们飞来舞去。现在想来，已经无法形容我那时的痛苦，说世界暗无天日，也是丝毫不为过的。不仅他们成双结对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而且又都有入团的希望；不仅都有入团的希望，还有彼此恩爱的人生可能，这哪能让一个充满忌心的少年容忍得了，不做出一些反应，不采取一些措施，不仅有辱了一个少年的人格，也辱了一个天下男人的尊严。
是可忍，孰不可忍哦。
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彻夜未眠，写了一封检举信，揭发那些入团苗子们的诸种劣迹，比如某某上课不认真听讲，某某某下课不认真完成作业，考试时曾偷看同学卷子等等，还有谁谁谁，他家不是贫下中农，而是富农成分，如此这般，我上纲上线，引经据典，说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团员是党员的种子库，说让这些人入团，无异于为团旗抹黑，为党组织这座高楼大厦的根基中填塞废砖烂瓦，长此下去，有一天党会变色，国会变黑，大楼会坍塌，到那时，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在天亮时分，我把那封检举信再三看了，装入一个信封，早早来到学校，如乘着夜黑风高样乘着校园安静，把那封信偷偷地塞进了校长的办公室。
剩下的时间，就是对我耐心的考验。等待着一场好戏，却总是不见幕布的徐徐拉开，这使我受尽了时间的折磨，以为那信也许是校长不慎将它扫进了装垃圾的簸箕，也许校长将信看了，随手一团一扔，对作者的名字嗤鼻一笑，说声“蚍蜉撼树谈何易，”也就算是了结。总之，随后的日子，一切仍是一切的样子，鸟还是那样的飞着，云还是那样的白着。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一切都和没有发生一样，使我庆幸什么也没有发生，懊悔什么也没有发生。可在刚刚平复了内心的不安之后，在一天的课间操时，校长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盯着我看了半天，冷冷地对我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你就是阎连科？”
另一句是：“管好自己，管别人干啥。”
说完这两句话，上课的铃声响了，他没有再看我一眼，就去往了某个教室。可他那两句话，却是我平生在学校听到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严肃的劝诫。
之后不久，学校开了一个学生大会，宣布了一批新团员名单。我处心积虑检举的三个同学，有两个在新团员的名单中间。接下来的日子，不知道为了什么，好像我所检举的几个同学，知道了我在校长那里对他们的恶行，连看我的目光，都是那样的不屑和睥睨，使我不得不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远远地躲着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学校演出队的漂亮女生多看我一眼的奢念都及时、用力地掐死在萌芽状态。为了躲避那些目光，为了躲避学校压抑的环境，也为了解救那时我家境的贫寒，之后不久，我便辍学到几百里外打工挣钱去了。每天干两个班时，十六个钟点，能挣上三块两毛钱。
随后，为了谋生，我又当兵到了部队。探家时听说我曾经揭发过的那两个同学终于结婚成家，誓为百年之好。我羡慕他们，也很想去祝福他们，而且还听说因我找对象困难，他们夫妻曾跑前跑后，给我张罗女友，于是就更加觉得愧疚。到末了，终于去了一次他们家里，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入团时曾经发生过的那段插曲，也就没有主动提起那桩我过往的丑行。
好在，愧疚已经过去，剩下的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好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打了别人的报告，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去打别人的报告。
我为此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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