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风俗与信仰

《我们的国家》是一套专门为大众读者精心打造、由名家倾情撰写的系列丛书。本丛书由各领域卓有名望的专家撰写，内容厚积而薄发，行文严谨而鲜活。面向的读者群体也极为广泛，既可以是国内读者，也可以是海外华人；既可以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通俗读物，也可以作为中华青少年追溯与了解祖国文化之源的可靠读本。
　　《我们的国家：风俗与信仰》分析中国风俗与信仰的特征和性质。

仲富兰：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多年在上海新闻媒体工作，曾任上海电台新闻台副总监、高级记者。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学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传播学研究集刊》副主编；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顾问。民俗学专家，着有《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现代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流变》、《民俗与文化杂谈》、《中华风物探源》、《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中国通·风俗礼仪》、《十二生肖的故事》、《风物考》、《上海街头弄口》和《广播评论——功能、选题与语言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评论教程》等；主编有《国风》学术集刊、《文化寻根》、《图说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和《上海史迹与风土》等。

导言：风俗与信仰的考察视角和价值功能
风俗与信仰的一体两面
考察风俗与信仰的几个视角
风俗与信仰的价值和功能
一、民生：物质生活的瑰丽画卷
独步世界的服饰习俗
开放流畅的饮食风习
各具风姿的民居习俗
舟马车轿与交通行旅

二、民事：约定俗成而化成天下
聚族而居韵家族风俗
以义结缘的民间社团
协力同心的乡规民约
生产流通与商帮风俗

三、民礼：缤纷多姿的人生仪礼
迎接新生孩儿的风俗
养育有度的成年冠礼
谈婚论嫁的婚姻俗制
敬老崇文与尊老风尚
生命终结的丧礼习俗

四、民娱：四时八节的节日仪式
万紫千红的春季节俗
映日荷花与夏日节令
银烛画屏与秋季节日
暮雪辕门与冬日风俗

五、民艺：永不过时的民众游艺
语言民俗与口头文学
游戏人间与竞技弄潮
乡土美术与民间工艺
民间音舞与吹拉弹唱
乡音袅袅的地方社戏

六、神灵信仰：主宰万物的人格化身
开天辟地创世神
保佑平安守护神
图腾崇拜说祖神
神灵传播为俗神

七、鬼魂信仰：离开肉体的灵魂漫游
关于灵魂观念的幻想
阴阳与鬼精灵的构架
世俗生活的三个鬼节
灵魂与超自然的想象

八、多神崇拜：神灵信仰的实用表达
自然神灵崇拜与土地神祗
护佑一方老百姓的城隍神
炊烟袅袅的灶神与火神
恭喜发财人见人爱拜财神

九、巫术信仰：现实图景与未来展望
巫术信仰是文明的源头
巫术迷信是文化的产物
迷信类型与心理需求
驱鬼祛病与巫术功能
传统迷信与权力崇拜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产物，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含义。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发展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走过了漫长的时代。先民们在与人猿相揖别之时，从披着兽皮和树叶裹身，逐渐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了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然而，爱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可是说从服饰产生的时候开始，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信仰风习，都沉淀在服饰之中，构筑成服饰文化特有之精神内涵。
　　在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历史长河中，服饰文化源远流长。追寻中国服饰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考古发掘证明，早在一两万年以前，山顶洞人就会用骨针缝制兽皮服装。至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已开始了定居生活，产生了农耕、纺织，出现了以麻布、葛布制作的服装。此后，又发明了养蚕、纺丝和编织，于是，人们的服饰便在农业、手工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日趋完备、精致。战国时期，人们思想活跃，商业发达，服饰亦日新月异。隋、唐统一后，社会经济繁荣，服饰愈显华丽，形制也更加开放，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服饰发展的一个高峰。与此同时，各民族在服饰上的相互影响也不断扩大和深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六朝时裤褶裥裆等轻巧便利的北方服饰在中原地区盛行，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对中国服饰演变也起了重要影响。中国以其千姿百态、精美绝伦的民族服饰而享有“衣冠王国”的称誉，正是中华各族人民交流融合、亲密合作，共同创造了中华服饰文化的辉煌。
　　中国服饰在其五千年的发展变迁过程中，虽干变万化，但仍有规律可循。从样式上看，上衣下裳和衣裳连属为两种基本形制，两者交互使用，相容并蓄。商周以前，一般多用上衣下裳制，后世的胡服、裤褶、襦裙等，便是其遗制。上下相连的“深衣”最初出现在春秋战国之交，以后的袍服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图案纹饰、动植物和几何形纹最为盛行，其表现形式为：上古较简练、概括，饶有抽象之趣；秦汉以后，日趋工整、均衡，布局严密而规范；明清时期，注重写实，形象细腻逼真，栩栩如生。服饰色彩，上古时期比较单纯、鲜艳，后世则趋于繁复、协调，色调较为稳重、凝练。
　　从服饰的构成来看，主要有衣（包括上下衣）、帽、鞋以及发型发式等附属品；从职业和性别上来看，则主要有官场服饰、民间服饰（普通男子）、妇女服饰三种类型。然而，综观中国传统服饰，又有两个显着的特点是必须指出的：第一，进入阶级社会后，衣冠服饰不仅是人们的日常用品，而且成为统治阶级严内外、别亲疏、昭名分、辨贵贱的政治工具。夏商时，中国开始形成冠服制度，西周时，臻于完善。此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冠服之制，帝王后妃、文武官员、黎民百姓因其身份不同而在冠服的样式、纹饰、色彩上有了严格的差别。虽然其具体规定在历代有所损益，但以不同服饰区分身份等级的基本形制，却长期沿袭不变，对后世产生了深入人心的影响。第二，服饰还受到传统礼法的约束和传统伦理规范的强力制约，特别是宋、明以后，由于道学和理学的弥漫，服饰渐趋拘谨、保守，甚至还出现了诸如妇女缠足之类摧残肢体的陋习。
　　显然，等级服制与传统的伦理规范对服饰的发展是一种限制和阻碍，它与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美化生活的愿望是相背离的。因此，在社会文化条件急剧变化的近代，传统服饰的改革便势在必行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变革倾向是在鸦片战争后，伴随着清代统治的日趋衰落，西方文化影响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服饰也逐渐更新了。与前代一样，清代统治者也以法律形式对冠服的形制、纹饰、颜色等作了严格的等级规定。然而，至清代晚期，人们开始突破旧有的规范，如团蟒之纹、四开衩之袍等，多有不按品级而用者。禁止庶民使用的金绣、彩绣、狐皮等，富有之家也常常违例而用。这一现象在南方的苏沪地区尤为多见。王韬《瀛蠕杂志》载：“近来风俗日趋华靡，衣服潜侈，上下无别，而沪上尤甚。洋泾浜负贩之子，猝有厚获，即御狐貉，炫耀过市，真所谓‘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也。”又如红色风兜，本为一、二品官所戴，但至光绪年间，沪地用红兜者却比比皆是，故《沪北新乐府·红风兜》云：“绛云朵朵飞街头，十人而九红风兜。风兜虽红镶以锦，捐票官阶非极品。虽非极品，已非小民。职方如狗都督走，朝廷名器无乃轻。”这种服饰逾制的现象表明，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和等级服制此时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它实际上预示了服饰变革的潮流开始萌动。
　　鸦片战争后，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商埠、租界中出现了华洋杂居的现象。与外国人联系密切的买办、富商、洋行职员等，因受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常常仿效洋人，穿起西服、西裤。而一些与外国商人、水手接触较多的青楼娼优也纷纷着起“窄袖革履”的西式服装，用起手帕、围巾、手笼等域外舶来物品。这种效穿洋服的举动虽局限在城市，且波及面有限，但毕竟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其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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