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教训

这本《二十世纪的教训》是卡尔·波普尔在生命中最后几年发表的两个演讲和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蒂（Giancarlo Bosetti）访谈的记录。和他的其他作品不同，这本书更多地表达了卡尔?波普尔对过去的这个世纪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苦难和希望的关怀。他谈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谈了波斯尼亚战争，谈了媒体的危险，谈了知识分子的责任……

他在本书中提醒我们：为了保护我们深爱的民主体制，我们必须认清自己的责任。创造明日世界的乃是我们今天的行动。

卡尔·波普尔（1902—1994），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证伪主义创始人，“开放社会之父”。主要著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3）、《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1972）、《无尽的探索：思想自传》（1976）、《开放的宇宙》（1982）、《二十世纪的教训》（1992）等。

出版说明、
中译本导言  卡尔?波普尔的贡献与意义（刘擎）
第一篇  访谈录Ⅰ（1991年）?
第一章  和平与战争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批评
第三章  1962年：萨哈罗夫、赫鲁晓夫与苏联衰落
第四章  当前政治议题：法治与孩童
第五章  历史主义的再批判：开放的未来
第二篇  访谈录Ⅱ（1993年）
第六章  我们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中
第七章  电视腐化人心，一如战争
第三篇  演讲文稿?
第八章  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
第九章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后记
人名索引

中译本导言
卡尔·波普尔的贡献与意义
刘擎

2004年9月17日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在20世纪的思想家当中，波普尔的命运显得格外悖谬：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过如此显赫的声誉，却又如此迅速地被人淡忘。
波普尔拥有白金汉宫授予的“爵士”（1965年）和“勋爵”（1982年）头衔，是英国皇家协会会员、英国学术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去世前拥有20个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被翻译成40种语言。他在学术界的社交名单几乎是一本微型的世界名人录，也有政界的仰慕者前来拜访或邀请会面，其中包括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和日本天皇。而撒切尔夫人将波普尔和哈耶克视为自己的“两位老师”。波普尔的弟子中不仅有杰出的学者如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和阿加西等，也有亿万富翁索罗斯（他为表达对导师的敬意，创办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在波普尔去世的时候，欧美的各种报纸发表了无数充满赞誉的悼念文章。毫无疑问，波普尔生前获得了一个学者可以想像的最高的世俗荣誉。
而在他去世不过10年的今天，波普尔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地衰落。在欧美大学的哲学、政治理论和思想史课程中，他的著作正在被教授们从“必读”转到“参考阅读”书单，甚至被忽略。即使在科学方法论的领域，“证伪主义”的地位似乎也慢慢被库恩的“范式转换”或者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所取代。而既具讽刺意义又有象征性的事情是，在波普尔任教长达23年的伦敦经济学院，他曾用过的办公室并没有被改建为“波普尔纪念馆”，而是改建成了一个厕所。
对于容易兴奋又容易疲倦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波普尔似乎已经过时很久了。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翻译出版了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他的学说20年前就流行过了，已毫无诱人的鲜泽。而在今天应接不暇的思想盛宴中，波普尔这道过气的“凉菜”早已被撤下，让位于各种新鲜的“热炒”。今天在科学哲学专业领域之外，没有多少人再去认真阅读和研究波普尔。他的只言片语虽然仍被人谈及，却往往与“右翼政治”甚至“科学至上论”相提并论。更有严肃的学人公开鄙薄他的工作为“二流货色”。在我深为敬佩的两位学人中，一位曾在行文中使用“波普尔之流”这样的蔑称；另一位在其论著中转述了施特劳斯对波普尔极端的鄙视——“不学无术而欺世盗名的典型”。如此看来，卡尔波普尔不过是学界的一名流行歌手，曾经当红而受一时追捧，然后被迅速抛弃。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纪念波普尔？这位“速朽的明星”真的有所谓“思想遗产”值得我们探讨和纪念吗？这篇导言无意对其学说作全面的回顾和评判，而是力图表达一己之见：卡尔波普尔是一位极为卓越而独特的思想家，也许，恰恰是他的卓越与独特才造就了他在思想界悖谬性的命运。
波普尔的生平
波普尔的一生是一个化绚烂于平淡的故事。这位犹太裔思想家于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10岁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工作过。早年崇拜的这些思想大师都成为波普尔后来怀疑与批判的对象，唯有爱因斯坦是一个例外。1919年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演讲对他的一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波普尔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与著名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接触。1932年完成《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手稿在维也纳小组中传阅。1934年在石里克的推荐下，手稿的压缩版《研究的逻辑》用德文出版。后来两年中，波普尔访学英国，结识了哈耶克、罗素和伯林等学者，又到哥本哈根会见了物理学家玻尔。在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压力下，波普尔计划离开奥地利。1936年末，他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在英联邦地区的学术机构获得工作。他的推荐人当中有爱因斯坦、玻尔、李约瑟、罗素、卡尔纳普（R. Carnap）和摩尔。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在剑桥大学为他安排了一个临时教职，但波普尔同时获得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一个永久职位。1938年波普尔到新西兰任教，开始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前者在1944年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上发表，后者1945年在英国出版，使他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在哈耶克的帮助下，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授予波普尔高级讲师的职务。他于1946年初抵达英国就职，教授“逻辑与科学方法”。1950年应邀访问美国，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其间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会面。1959年出版英文版的《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是25年前德文版著作的扩充。1963年出版《猜想与反驳》。1969年波普尔放弃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全职工作，专注于研究和写作。1972年发表《客观的知识》。1974年，由席尔普（Schilpp）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发表了两卷本的《波普尔及其思想》（上卷为自传，后来以《无穷的探索》单独出版）。1977年与艾克尔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脑》。19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开放的宇宙》和《量子理论与物理学的分裂》。
这本《二十世纪的教训》汇集了在他去世前两三年接受采访的对话录，以及1980年代末的两篇演讲，可以看作是他生前最后的思想和看法。
作为思想家的风格与意义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现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心研读柏拉图、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的学者敢于评论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筑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文学者在理解和评价波普尔思想时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准备而不感到困难？
在我看来，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够方便地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简单的论点。这使他的著作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进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上，马吉（Bryan Magee）的评论是颇有见地的，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在获得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与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被忽视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出了世俗的代价。
当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种优异的学术风格，绝不是所谓“一流工作”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条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辨析。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作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只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自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所谓波普尔“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从何谈起？我的观点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做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了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后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梅达沃（Peter Medawar，他称波普尔是“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edinger）、玻尔、莫诺（Jacques Monod）和艾克尔斯，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Ernst Mayr，Alister Hardy，Konrad Lorenz，Alfred Landé，David Bohm，JeanPierre Vigier，John Bell，Herman Bondi，Percy Bridgman和Dennis Gabor。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哲学家。
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使这种异端学说在今天甚至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而是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历史观与社会演进观的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作为哲学家的成就
波普尔作为思想家的意义也许还比较容易澄清，但对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则有非常多的争议。虽然波普尔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哲学家，但在专业哲学领域中他的声誉是相当可疑的。许多人轻视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资格。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以下的分析将着重于指出，对波普尔哲学成就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与他的研究领域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有关。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的知识论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休谟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6.363）。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63631）。”〖ZW（〗［奥］维特根斯坦著，郭英译：《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8月，第93页。〖ZW）〗所以，就归纳问题的提出而言，前有休谟提出，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再论，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波普尔早在193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无疑是具有原创性的。但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是可以商榷的。也许，可资对比参照的是维也纳学派的工作。
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精神领袖的维也纳学派，聚集了许多极为优秀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遍，而是两遍！），当然早就充分意识到归纳问题的困难所在。也就是说，他们和波普尔面对的是同样的难题。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仍然坚持在实证的方向上予以解决。其中，卡尔纳普以概率诠释来拯救归纳方法的路径起初看来颇有希望，但后来遭遇到许多（包括波普尔在内）有力的反驳，因看不到更有希望的进展前景而放弃，卡尔纳普本人最终转向语义学研究。维也纳学派也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石里克被刺身亡）而终于解体。
波普尔在其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声称，正是他“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虽然他不是有意的，但还是要对当时这个重要哲学流派的破产“负有责任”。这虽然有自夸之嫌，但以下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没有人（包括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在内）完成了足以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相竞争的可能的解决路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虽然可能难以称作“第一流的成就”。
波普尔人格倾向中的偏执与固执可能多少影响到哲学家对他的评价。比如，他坚定地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200年来困扰着哲学家的休谟难题，这是个被布罗德（C. D. Broad）称作“哲学的家丑”的问题。但这个自信的论断受到许多哲学家和一些科学家的质疑。特别是波普尔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经验中仍然依赖归纳方法的问题［在艾尔（Ayer， A J）看来，这才是休谟难题的关键所在］。波普尔为此作了大量的自我辩护，包括对科学发现的心理过程与逻辑基础做出区分。许多辩论的确带来了理论的完善，但如果波普尔能够更为谦逊，或许会获得更多的肯定。
在“猜想－反驳”机制的实践有效性问题上也是如此。拉卡托斯后来发展出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释，虽然这更多的是技术性的修正和补充而不是在哲学上另辟蹊径，但波普尔不能容忍学生对自己的批评性继承，最终导致他们友谊的破裂。而对专业哲学家来说，或许最难以接受的是波普尔对维特根斯坦的攻击。他傲慢地宣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研究，以及由此发展出的语言哲学完全是误入歧途。无论如何，波普尔的人格中有着与他自己倡导的开放与宽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独断特征，以至于有人戏谑地称波普尔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学家青睐的另一个原因。他在《开放社会》上卷中对柏拉图的阐释，从希腊文的翻译细节到具体文本段落的理解，到对柏拉图意图的整体把握，都受到了许多激烈的批评。希腊哲学专家莱文森（R B Levinson）特别发表专著《保卫柏拉图》，对波普尔进行了全面的抨击。而波普尔在第4版中特别加了一个附录对此予以反驳。当然，也有哲学家支持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解释。牛津大学著名分析哲学教授赖尔（Gilbert Ryle），自己曾发表过研究柏拉图的专著，他在《心》（Mind）杂志上发表书评指出，波普尔“对希腊史和希腊思想的研究显然是深刻而富有原创性的。从此对柏拉图的解释不再会是老生常谈了”。而罗素也说，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虽然有悖于正统，但在我看来完全是成立的”。要对这样的争论做出恰当的评判，没有对柏拉图和希腊哲学深入的专门研究是不可能的。况且，怀特海有句名言，“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不同注脚之间的争论也很难有明确的结论。但有一点事实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在专业哲学的研究中，波普尔对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阐释不会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观点予以认真讨论。
总的来说，波普尔在人文学术界最热衷的赞赏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波普尔在一次访谈中曾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反省我们不自觉的偏见，并明确反对哲学在专业化的问题上“仿照现代科学的模式”。在现代的学科建制中，波普尔的专业身份是颇为暧昧甚至尴尬的。这也对评价波普尔的学术成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逻辑和科学方法”方面的课程甚至不设教授席位。这在当年使这位“国际知名”的高级讲师晋升教授的问题都颇费周折。直到1948年（《开放社会》一书出版3年之后），在哈耶克的动议下，校方同意为波普尔专门设立一个“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终解决了他的“职称问题”。
波普尔的研究主题大多处于专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专门性研究中。例如，在1958年维也纳国际哲学大会上，波普尔提交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莱布尼兹对笛卡儿的批判如何影响了物理学从原子论到“法拉第－麦克斯韦场论”的发展。这篇论文在极小的圈子里获得盛赞，但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知所云。他与艾克尔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也有类似的命运。波普尔更像是莱布尼兹时代的学者，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展开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当代是没有多少同行的，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
对波普尔的两个流行的误解
对波普尔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有必要予以澄清。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低级的误解。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有着尖锐的冲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的和科学（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它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他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另一个对波普尔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为认真地讨论。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慑人的批判”。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推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具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放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迪意义的。
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
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丧失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巩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自由左派”。
结语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备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
对于20世纪人类经历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
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
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第一章 和平与战争
访：我想，我们应该用如下的观点开始这次访问：在你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曾经完整呈现你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你的核心观点是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的？我们在你1945年的巨著中，清楚了解了你的思想体系，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必须要强烈抨击从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以降的“假先知”（false prophets）？
答：这个问题得回溯到好久以前，1919年7月吧，那时我还没满17岁。当然啦，距离我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那本书里形成的观点，还有好大一段距离。但是，在1919年7月，17岁生日过后没有几天，我决定从批判的角度，重新衡量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没过多久，1920年2月，影响我一生的看法，其实已经隐隐成型。你看嘛，这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我敢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当时的事情了。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刚刚结束而已。
访：你对战争的态度为何？
答：我自幼就是和平主义者，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开打。我的父母也主张和平。我父亲在他的图书馆中，收藏很多和平主义者的作品，他个人是强烈反对奥地利的军国主义。战争一爆发，我只觉得害怕，而且发现我身边的许多人——我家的朋友，诸如此类的熟人——态度突然有了180度的大逆转，变得支持战争起来。1914年7月底，我的父亲从维也纳寄了一封信给我，信里面说，他没法来跟我们会合了，因为很不幸的（他在信里就是这么说，“很不幸的”），战争就要爆发了。这封信是在我生日的前一天写好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战争就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开打。他在几个小时前，就预知战争终将难免。没过多久，我返回维也纳，发现学校里的每个人都支持战争。
访：你受到当时气氛的影响吗？
答：我当然也不能完全免疫，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影响。我只希望欧陆能尽速恢复和平，当然啦，我是认为同盟国（Central Power）终究会获胜。同时，我也独排众议，认为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
访：你是否还清楚记得，你当时究竟对战争保持着怎样的看法？
答：其实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写了一首诗，现在还记得几句，题目叫“庆和平”（The Celebration of the Peace）。我在诗里面希望敌人全部回家，我们终获和平；但是，诗里面不敢说和平就是胜利，也没有类似的大话。我还记得那首诗是在1914年10月前后写的，但也不过到了新年，我就发现我们取得的胜利，根本不能击溃敌人，让他们回家——诗里面其实就暗藏了这层意思。没过多久，我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战分子，不再认为会有敌人将战败返乡这种事了。
访：什么原因让你变成一个激进的反战分子？
答：我记不清楚是1915年还是1916年，我与父亲长谈良久，讨论未来的局势。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正义的一方，终将获胜——这当然是很天真的看法。不过，早在1915年，德国入侵比利时之后，我就觉得德国不遵守条约，同盟国不是正义的一方，迟早要尝到失败的苦果。
访：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些，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十月革命”的理念？
答：大概是苏俄与同盟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商讨和约的时候。我那时候大概15岁，对于俄国人在那里发表的演说，印象格外深刻。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当然是首席发言人。奇怪的是：当时几场重要的演说词提要，竟然可以在奥地利印行（好像是德文的，我有点记不清楚了）。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共产主义。我有一个俄国朋友，1905年革命的时候，是学生领袖；他就警告我说，共产党人为了党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那时对这番话有点怀疑，就是因为我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演说深信不疑的缘故。
访：共产主义吸引你的地方，是不是演讲中提到的和平以及痛斥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态度？
答：我那时已经面对一个日后深深吸引我的核心课题：共产主义，好还是不好？
访：你就因此成了共产党员了。
答： 1919年，大战结束后没多久，我跑到共产党的办事处，跟他们说，我可以替他们跑腿。那儿除了一群领导人之外，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艾斯勒（Rudolf Eisler）的三个孩子也在那里——格哈特（Gerhardt）、汉斯（Hans）、费绿蒂［Frirri，埃尔弗丽德（Elfride）的简称］。费绿蒂那时好像已经离婚了，但依旧冠夫姓弗里德伦德尔（Friedlnder）。格哈特日后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美国驱逐出境。他的弟弟汉斯是民主德国赫赫有名的音乐家。费绿蒂弗里德伦德尔化名露丝费雪（Ruth Fischer），则是德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访：在你的自传中，好像没有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你只概括称呼他们为“共产党朋友”，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把他们的名字交代得那么清楚？
答：我跟他们相处的那段日子，其实很有意思。他们对我很好，甚至于有点宠我。起初，我也信赖他们。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只要莫斯科来一通电报，他们的态度就可以有180度的转变，前一天才说过的话，到第二天可以整个倒过来。对人的态度也是这样。换句话说，他们只有一个原则：坚决支持莫斯科，不容一丝一毫的动摇。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对共产主义就产生了信心危机。
访：据我了解，艾斯勒兄弟都有点知识分子的坚执。所以，他们善变的行为，迫使你绕开个性上的缺点，直接归因于幽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说，《开放社会》是你思考的终点，那么，当时就是你怀疑的起点吗？也许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解释一下你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答：没错，你说得对。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我在这里先不区分两者的差别）终究会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态出现。只要研读历史和经济学，就会明白这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进程。这番道理是可以证实的。共产主义终将降临。
资本主义是一种邪恶的社会形态；它必须终结，要被共产主义推翻。
共产革命一定会发生，革命成功之后，我们就会享受完美的生活，拥有崭新的社会：人人互信互爱，世上永远没有战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主要诉求。所以，我把这种主义称做是“陷阱”、“捕鼠器”，而我就是那只老鼠。
访：在你的自传中，你说你终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要”。“包括了，”你是这么写的，“历史预言和一个隐隐约约的道德律（moral law）：携手共创历史的必然！”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你所谓的“陷阱”？
答：共产主义预言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它的哲学基础来自于所谓的历史法则。很明显的，这是每个人的责任，特别是我这种痛恨战争跟暴力的人，更是责无旁贷，应该加入共产党，早日促成共产社会的来临，而且不管发生怎样的周折，共产主义都是终将实现的。如果你意图抵抗，那么你就是罪犯。因为你抗拒一个终将实现的梦想；你就会成为帮凶，让共产主义在创建过程中，无法摆脱自己所憎恶的暴力和死亡。
共产主义终将诞生，共产社会终将稳固。他们只希望在这过程中，抵抗越少越好，牺牲越少越好。
所以，只要大家明白，社会主义是经过科学证明的历史演进铁律，就自然而然会投入革命的行列，促成共产社会的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员会做一大堆怪事的缘故。他们再怎么颠三倒四、自我矛盾，都可以找到解释：创建共产主义政权，是历史的核心重点，他们的行为、选择，都要以这个目标为依归。大家心里都清楚，就算是领导者，难免也会犯错，但这都只是无关紧要的微枝末节。共产党员的奋斗重点，是终将实现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谓的捕鼠陷阱，而我当时就掉到陷阱里去了。
访：也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你的心思就改变了。除了你的共产党朋友言行游移之外，还发生了什么事？
答：好几件事情，我都觉得蹊跷。
在维也纳，几个共产党员被拘禁在警政大楼，共产党决定号召示威人群，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参加游行的多半是年轻人。警察开枪了，6个年轻的示威群众死亡。我目睹全程：我在现场。于是，我开始想，那些共产党领袖是故意把情势说成那么坏的，其实不然；但是，把情况说得糟一点，群众的情绪才会激动，这是革命、大革命必备的要素之一。看到悲剧发生，他们不会后悔，可是，我觉得那6个年轻人的死，我应该负一些责任。
访：不管是在你的自传中，或是在刚才有关你个人早年经历的描述里，有一件事情，你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你说，你之所以与共产党逐渐疏离，是因为6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维也纳警方射杀。但是，在这起悲剧中，共产党员是被害者，不是开枪杀人的人，而你却因为这样的理由放弃了共产主义，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答：我觉得我有些责任。我觉得牺牲自己、让自己冒生命的危险，这没问题；但是，我们是在鼓动别人置身险地，甚至被人枪杀，我们没有这种权力。政党领袖也没有权力叫别人牺牲，叫别人冒生命危险。这些年轻的示威者是工人，他们相信我们对情势的判断，相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扬。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我们是学生，读得懂好厚的书，自认有权利告诉群众怎么做：事情的道理就是这样，共产主义终究会实现，我们应该为建立共产社会而斗争。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负责任之后，我扪心自问，事情真的是我们说得那样吗？我怎么知道共产社会终将到来是真的呢？
马克思思想我弄明白了，我可以跟你们保证，马克思的学说是对的，他的理论没错。共产主义终将实现，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只要共产革命成功，我们就会拥有美好的社会！
访：接下来，你怎么做呢？
答：我决定把马克思的著作彻底读一遍，我以前没有痛下决心。我引用过他的说法，我也必须要引用他的说法，但那都是很肤浅的知识。从那时开始，我下定决心要弄明白他的理论到底有没有根据。

装　　帧：平装

页　　数：173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