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鲁王》编辑手记一接到《亚鲁王》稿子，觉得沉甸甸的，一部恢弘的、有关上古时期庙民族迁徙、征战的民族史诗。这是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民族，因为我少年时期成长于贵州苗族地区，但是有关她的历史与文化，却一直知之甚少。因此进入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时，伴随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展卷阅读，渐进深入，文本的叙事和东郎的唱诵场景不断地在想象中交织出现。亚鲁的开疆辟地，他的征战迁徙，他的臣子，他的女人，走马灯一样纷纷登场。我时而体会着他的血腥残酷，时而又体会着他的温情脉脉，惊心动魄。亚鲁王的成长、征战和迁徙的历程紧紧吸引了我。穷荒的深山里，亚鲁家族开天辟地和艰难造人的漫长过程，是那么的惊心动魄。亚鲁出生时的惊天动地，孤独的成长和成熟，和波尼桑情窦初开时的那无邪的一瞥，英雄的神性和人性展现的那样的淋漓尽致。亚鲁王统管疆域，和卢呙王血战，以火攻得到纳经，不战而得到贝京，和谷吉王和伊莱王的联军厮杀而得到坂经嶂经，通过环征，亚鲁确定了自己的疆域。他带领族人找饭吃 找水喝，凭借着“想吃热饭走不远，想喝滚水飞不高”的吃苦劲头，亚鲁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巩固了自己的疆域。在得到宝物龙心和盐井后，族人们更是安居乐业，亚鲁的王国渐渐强大起来。亚鲁王国的富足，眼馋了他的两个哥哥，觊觎亚鲁宝物与盐井的赛阳和赛霸挑起战争，亚鲁不愿亲人厮杀，步步退让，而其兄长赛阳、赛霸得寸进尺，最终夺走宝物，赶走亚鲁和他的族人。为了躲避追杀，亚鲁带领族人艰难地寻找落脚地，水源充足、粮草丰盛之地 躲避不了追杀，而狭窄的地域、陡峭的山区，虽然能够躲避追杀，但却养育不了族人。隐忍而坚毅的亚鲁和族人一路征战，最后用计谋落脚到了荷布朵的疆域。亚鲁是真英雄，在无数次的迁徙和征战的途中，彪悍的身影熠熠生辉。我完全被这部史诗所描绘的事件和场景所吸引，忘情地阅读和遐想。二很快我拉回飘扬出去的思绪，怀着深深的敬意，开始了作为本书编辑的该做的工作，正式启动了编辑流程。这部厚重的民族史诗，分用汉语、苗语记录。主编余未人先生，作家、编辑出身，稿子送到出版社时已是相当完备和整洁，而收集整理者杨正江是位年轻学者，生长在苗族山区，他把十四岁开始就萦绕在自己心中的那段神秘的唱诵，牢记心里，多年后终于用苗语书写符号完整记录下了这部恢宏的、长久隐藏在民间的民族史诗。书稿的汉文部分，诗句浑然质朴，在史诗程式化风格中保持了语言的多样性，这一点尤为困难，想必余先生花了大量心血。比如在复沓的唱诵中，表达“离开”意义时，余先生用了“转身”和“车身”，编辑之初，我曾想换掉“车身”，因为这是贵州方言，后来处理后记时看到余先生的整理札记，才知道这是她有意而为之的。为了维持史诗的口头语言和词汇的特色，余先生做了大量的“捉虫”工作，她把书面语言和现代词汇称为“虫子”，捉出这些虫子才能还原东郎口中唱诵的史诗特质，保留大量类似“车身”这样的口头词汇，也就保住了民间审美的基石。苗族没有文字，用苗文书写符号记录下这部浩瀚的史诗，没有对亚鲁王文化的热爱和尊重，难以办到。青年学者杨正江舍掉浮华，根植于深山，终于完成了这个庞大繁复的工程，功莫大焉。在编辑苗文部分的过程中时有发现同一人名或地名，前后拼写有不一致的地方，通过反复和杨正江老师请教讨论，才发现因为内容记录时间跨度大，前后使用了两个书写系统记录，造成一些词语拼写的前后不一致。我一一挑出来后汇总予其订正，到后期他还亲赴北京，在我办公室整整工作三天，最终完成了稿件中苗文部分拼写的一致性和统一性的修订工作。作为史诗文字内容的补充，凸版部分直观再现了东郎完成亚鲁王唱诵的场景，其中一些图片非常震撼，看得让人觉得惊心动魄。不过作为田野调查的摄影与新闻摄影、艺术摄影有很大区别，田野调查摄影应该尽量多、尽量完整的保留原始信息以备研究使用，此时如果为了艺术效果对拍摄对象有所取舍的话，会失掉宝贵的田野资料。此类现象在图版中多有出现，比如铜鼓和砍马刀的图片，信息容量就因为拍摄的角度问题受到了影响，丢失了一些较为重要的考察信息，稍有遗憾。以上是在编辑过程中所做工作的点滴感受。编辑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我的荣幸，这让我站在峰顶先于读者看到了绝美的风景，也让我结识了一批亚鲁王文化的专家和学者们，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够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我愿意向他们表达最深的敬意。三处理完书稿，下厂付印，一切妥当。编辑出版的工作结束了，完成了，但我没有停止对亚鲁王的关注和思索，并逐步对《亚鲁王》的生命力和文化价值产生了一些肤浅的思考和发问。在编辑完《亚鲁王》后，我一直关注着相关研究的情况，特意搜集、查阅了一些与史诗相关的论文，我发现这些论文大多都是从文化遗产角度去论述如何保护史诗，如何尽量还原和延续这种曾有文化的生命，多带学术抢救的性质。但是《亚鲁王》因其独特性，它一直活态地存在于田野，当地大批的东朗一代代唱诵亚鲁王的故事，几乎不曾间断，即便是“文革”中也只是转入地下而已。我一直在思考：在多个民族的史诗仅存在于文本，仅存在于学者研究中的今天，为什么亚鲁王还能如此鲜活地、生生不息地传唱在田野中？目前，有学者从纹样学和造型学的角度研究苗族服饰的纹样，得出了让人震撼的结论，他经过考证认为苗族服饰的纹样中隐藏着河图洛书的脉络，这是上古文明的标志，这表明苗民族在上古时期就掌握着正宗的中原文化，且绵绵延续、完整保留至今。这意味着苗民族自身有着完善和发达的文明，虽然经历许多磨难和大规模迁徙，都不能将其断裂和破坏，这样的文明足以抵抗汉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又一次裂变的影响。因为文化上的自足和完善，亚鲁王的生命力和文化价值得以延续至今。当然苗民族文化上的自足完善，是否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封闭，这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亚鲁王一直活态存在的原因？以上的思考让我非常兴奋，我从自己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中去回忆和印证，比如苗族的喜食煮菜，少有炒菜是否和上古时期开始他们就使用的青铜食器有关？因为青铜食器不便烹炒。这一生活习俗的一成不变，应该不仅仅是地处偏远封闭山区这一个原因导致，估计和苗民族完善文明的世代相传有很大关系。亚鲁王文化让人自豪和尊敬，苗民族让人自豪和尊敬，他们保存自己的文明，也传承着中华最古老的文明。能够如此地接近和研究它，让我无比自豪。作为《亚鲁王》一书的编辑，我既有阅读文稿时的酣畅和忘情遐想，也有编辑过程中对整理者用心的会心与理解，之后更有对亚鲁王乃至整个苗文化的停不下来的思考，这是我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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