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经济智囊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在三十年经济腾飞的背后，有一群人功不可没，他们就是中国高层经济智囊。他们的研究和建言不仅成为经济决策的参考和依据，更成为普通民众了解和预测经济生活的重要资源。
　　吴敬琏、周其仁、厉以宁、张培刚、樊纲、张维迎、张五常、林毅夫、杨小凯、陈锡文、茅于轼、陈元这十二位经济学家，他们处于政府与民间的夹层地带，不仅面临公众舆论和官方压力，同时也需要面对内心良知的拷问。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们是如何成为中国高层经济智囊的？在高层决策和人民利益之间他们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本书通过回顾他们的生平、梳理其学术思想的变迁，透射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转接以及经济思潮之流变。其中不乏名噪一时的社会热点以及围绕国企改革、市场经济、农业经济等重点事件的各种思想的交锋和碰撞，呈现出了特定年代荡气回肠的学术争锋。

　　杜博奇，财经作家，有多年平面媒体从业经历，现专职写作，兼任《管理学家》杂志“管理记忆”栏目撰稿人。秉持客观、公正的理念，长期观察、思考并记录中国经济变迁，对公司史及企业家尤为关注。   
　　唐寅，财经作家，企业精益管理咨询师。曾就职三一重工集团，从事生产管理工作，兼任公司讲师，主讲精益生产。对企业战略管理、创新、创意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已出版《物流工程》（合著）等多部作品。

第一章  吴敬琏：“经济学家的良心”
第二章  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
第三章  厉以宁：“一生治学当如此”
第四章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奠基人
第五章  樊纲：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第六章  张维迎：风口浪尖上的学者
第七章  张五常：西方经济学传教士
第八章  林毅夫：铮铮赤子的经济传奇
第九章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
第十章  陈锡文：深入“三农”的官方经济学者
第十一章  茅于轼：“经济学界的鲁迅”
第十二章  陈元：做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致谢

　　序言：改革时代的回音
　　漫长的走廊——你从未听过如此深沉的声音，
　　石上青苔，以及岁月。
　　你转过头——那就是寂静的含义：
　　你不是孤身一人。
　　整个辽阔的世界一倾而下。
　　——威廉·斯塔福德 《信心》
　　一
　　历史无往不在，任何人无时无刻不在历史之中，既见证历史，又装饰历史，最终化身为历史的一部分，随烟尘远逝，莫可分辨。
　　在伟大时代做一个安静的小人物，或许是件幸福的事情，但这幸福未免狭隘。与大多数人相比，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满怀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在他们还是少年的时候，就显现出特立独行的品格，历经无数次考验、磨难和抉择，最终进入学术殿堂，扛起经世治国这面古老的旗帜。
　　是的，他们的名字叫做经济学者——一个看似艰深、孤寂清冷，却必不可少的群体。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杆，而社会分工则创造了文明的繁杂与精彩。每一份职业背后都潜藏着责任、操守、信仰之类的词汇，身处理想的顶峰，面对逼仄的社会现实，经济学者或许更能感受两者的距离。
　　社会形态趋于复杂，阶层分化日盛——底层民众生存之多艰，中产阶级为自由、产权而呐喊，高处不胜寒，金字塔顶端亦非想象中风光无限，当利益诉求成为社会常态，各种力量交织碰撞，各种声音喋喋不休、嘈杂无比时，世界开始意乱神迷，甚至让人分不清真伪、主次。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者充当着一种社会观察家的角色，但又不是职责之全部。与其说他们是书斋里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柔弱书生，不如说他们更像是现实社会的卫道士和清道夫。
　　可以肯定，任何一位经济学者的灵魂深处都燃烧着信仰的火焰。他们的所作所为看似不同，其实都是在极力拉近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这样说来，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流动充盈丰沛。
　　经济大潮风生水起的时代，经济学人注定难以置身事外，他们探索、呐喊、奔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替往盛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他们的使命，难以摆脱，亦无可回避。
　　二
　　任何美好梦想的践行，都根植于时代土壤。中国改革曲曲折折的历程，呈献活生生的标本，恰为经济学人提供了思考基石，另一方面，他们的言论又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轨迹。
　　现今经济学界活跃的这批学者大多数都是伴随改革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成名与争议也是源于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与发言。个人经历、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视角，进而反馈到改革层面。
　　建国之初，国民经济一度出现暂时性的倒退。由于决策上的偏差，经济政策失当，在“超英赶美”口号下，重工业发展盛行一时，农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不期而至。
　　这一期间，荒谬现实屡见不鲜，时人生存艰难，令人感叹现实之吊诡。这段历史对知识分子内心造成的巨大冲击不言而喻。周其仁、茅于轼、陈锡文、张培刚等人日后秉持的重要观点就是要重视农业经济。
　　众多理论当中，张培刚的理论无疑最具穿透性和前瞻性。早在1946年，张培刚就写出了《农业与工业化》哈佛博士论文，为其赢得了巨大声誉，该论文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投射到现实社会，此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世界范围内工业化浪潮兴起呈送中国样本。
　　然而，在一个混沌初开、政治为纲的年代，过于超前、理性的思维注定遭受现实打击。于是，我们看到，张培刚学术研究出现30年断档。这期间，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人们无心从事生产，农业凋敝、工业破败，商业摧折、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国家岌岌可危。
　　建国之后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并未有根本改观。反观世界，美、日等发达国家出现大批优秀企业，拉动经济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工农业齐头并进，第三产业日益兴盛；拉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谋求经济增长，而作为基础的农业得到极大重视。
　　此间，发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智利学者来中国请教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却发现这个哈佛博士住在临时招待所，几本书似乎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他不知道张培刚已然脱离研究多年。
　　站在历史高度审视过往，前30年中国如此不振，发生如此之多的悲剧，在于意识形态牢笼束缚。
　　大多数时候，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其解释徒增苍白，但种种迹象表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低迷的本因。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按需分配，凭借指标、票证控制，无论农业还是工业，抑或始终处于地下状态的商业，都是残缺、扭曲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意义之一，在于打破思想禁锢，计划色彩逐渐消退，市场经济逐渐由商品经济过渡而来。于是，价格改革、国企改革成为重头戏，并衍生出倒爷、资产流失等诸多新问题。
　　顾准之后，吴敬琏或许是倡导市场经济最不遗余力的旗手。他继承并延续了顾准、孙冶方等老一辈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成为市场经济扛鼎者，一切现实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基于此。
　　关于改革路线，吴敬琏与厉以宁曾展开论战；围绕价格体系改革，吴敬琏又与张维迎等人意见不合；至于发展模式，在究竟是否应该回避重工业上，厉以宁、林毅夫和樊纲等人又站在了吴敬琏的对立面；面对权力寻租、权贵资本等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吴敬琏率先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放大到宏观层面，上述行为恰恰体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推行时面临的本土化障碍，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模式的结合。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厉以宁、林毅夫、吴敬琏等人论争才有意义。
　　单单从经济制度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30年，其实就是一部市场经济推行史。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底层民众上下求索，经济由冷转热，社会问题频发，到如今，农业问题再次凸显，这并非因为改革不够彻底，而是缘于人们心理上对农业的轻视。这期间，茅于轼、陈锡文、周其仁等频频发言，呼吁维护农民权益，甚至不惜亲身示范，以知识分子绵薄之力贡献建设性意见。
　　于是，中国经济在经历甲子轮回之后，回归农业底线，意味着土地重新被重视。而土地背后，正是产权这个经济原点的归位。撇开纷乱杂陈的事态，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区分和取舍。                     
　　三
　　任何时代，改革说到底都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打破旧格局，建立新秩序，新旧制度摩擦碰撞，以整易乱，势必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遭遇挫折、反复在所难免。
　　作为意见提供者、改革智囊，经济学者处于政府与民间夹层地带，不仅面临公众舆论和官方压力，同时也需要面对内心良知的拷问。在这个群情激昂、欲望膨胀的时代，能否保持学术操守，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巨大障碍。这不仅是对经济学者的考验，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质问。
　　中国改革史上，曾有三次波澜壮阔的大争议。第一次发生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接的更替期，争议对象是经济制度、所有权之类当时敏感的事情，判断的基准并非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制度能否承接、契合。换言之，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体系内可否并行不悖，且不引起社会制度变色？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这种不存私心、不带偏见的论争中度过，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单纯岁月。日后的一切纷争，都或多或少披上私利色彩，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争论、质疑。
　　1992年之后，“邓小平南方视察”搁置了姓“资”姓“社”的争论，经济建设成为共识，“一切向钱看”，争论焦点回归至发展路线、改革模式、轻重优劣等微观领域。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界并不安静，下海成风，暗流涌动，原本纯真的学术频频遭受蛊惑。各种基调背后，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论支持，但人们恍然发现诸多怪现象——学者常常在上市公司任职，亲属担任独立董事，或者干脆创办企业实体，学术操守在一点点地消磨殆尽，于是才有了“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质疑。
　　及至新世纪，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社会公众以及大众媒体开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一方面将学界劣迹揭穿，另一方面也直接或间接造成吴敬琏“间谍门”等诸多冤假错案，令人感慨万千、无可奈何。
　　争议之下，意志脆弱者容易两边摇摆，于是人们常会看到前后矛盾的论调；而那些不改初衷的发言又往往过于直接，被公众、媒体断章取义，被愤怒的气焰灼烧，进一步激发社会情绪。
　　无论事实如何变迁，也许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譬如周其仁对产权的执著，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呐喊，陈锡文对农业的热衷，陈元对金融业的遥望，而樊纲更为彻底，声称寻找普适经济学。
　　在中国这个国情复杂的特殊环境中，任何政策都很难让各个阶层满意，普适注定是一面理想主义的旗帜，可望而不可即。不过，正在是追寻理想的过程中，这群文人学者才发散出应有的光热，或可告慰身后的历史。
　　四
　　改革没有捷径可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甚至连“石头”都不知道在哪里。时代激流汹涌，作为瞭望者，经济学者任重于山，他们的只言片语或许难以撼动时代巨轮，却常常给社会引来喧嚣。
　　历史往往由一系列偶然事件堆积而成，这正是其可怕之处。人们身处其中，不知不觉成为宏大时代的叙事背景。时间冷酷无情，不以人力为转移，一切美好想象流于形式，愈行愈远中积重难返。蓦然回首，真理隔岸观火，嘲笑着人类世界的无知与渺小。
　　然而，无论往事多么不堪，现实怎样迷乱，争议质疑不绝于耳，总有一群人在密闭的时光隧道中踟蹰前行，寻找那不足道的微光。时间疾驰，他们化为尊尊雕塑，在风声起落中兀自回音。
　　第一章  吴敬琏：“经济学家的良心”
　　改革风云激荡，身为意见提供者的经济学家势必会被牵连进各种力量的角逐过程，很多人因为惧怕是非，常常在关键时刻缺位，回避发言，吴敬琏却从来不肯撤退。
　　改革初期，吴敬琏“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为市场经济摇旗呐喊。当市场无序扩张，他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面对张扬放肆的权贵资本，吴敬琏大胆放言，戳破基金黑幕，预言股市泡沫。
　　大多数情况下，勇敢者注定是孤独而不被理解的。吴敬琏的直言常常为他引来麻烦，成为别人攻击的靶心，遭受非议和诘难，他不仅从未退缩，反而一再出现在需要的位置，让人看到经济学家的“良心”。
　　人物简介
　　吴敬琏，1930年生。江苏南京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均为《新民报》创办人，其母邓季惺是民国著名女报人。
　　吴敬琏自幼多病，20岁考入金陵大学经济系，两年后因高等院校调整，转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至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其间曾担任苏联经济学家阿·毕尔曼的助手，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年之后，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寻找思想上的出口。次年夏天，回国伊始，应马洪等人之邀，参与《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意见书撰稿，为商品经济正名，中国市场经济理念逐渐萌芽、成型。
　　吴敬琏态度鲜明地主张市场取向，与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建了比较制度分析学科。通过分析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吴敬琏是市场经济的热情呼吁者，并因此获得了“吴市场”的绰号。2000年，他提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敲响警钟，因此而得到另一个称号“吴法治”。
　　此后，吴敬琏多次对公共热点问题建言献策。面对地方政府好大喜功，频频上马大型项目导致过度建设、能源浪费的现象，他主张抑制过热投资，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与厉以宁等人展开激烈论战；针对波谲云诡的证券市场，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所谓“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1．此间的少年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一度看到和平希望的中国再次笼罩于战争阴云之下，万马齐喑。
　　局势千变万化，令人无所适从。对于刚迁回南京的邓季惺一家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作出选择的非常时刻。作为一家报馆的所有人，她与丈夫陈德铭不可避免地要对政治发言，表明立场。
　　陈邓二人都是名噪一时的报人，他们招贤纳士，大批成名记者闻风而来。一时间，《新民报》人才济济。加之邓季惺经营有方，《新民报》得以迅速壮大，成为与《大公报》  齐名的全国性大报。
　　邓、陈都是温和的改良派，支持和平、反对内战。由此，《新民报》持反战立场，对国民政府进行严厉批评，深为国民党所痛恨，以致上海、南京等多个地方版被停刊或查封，并经常发生编辑、记者被捕或遭殴打等恶性事件。                     
　　有一次，陈德铭的亲戚劝他少批评国民政府，否则可能遭到毒手。一向性情温和的陈德铭居然一改常态，涨红了脸，愤怒地大声回应：“你让他们拿枪打死我吧。”
　　陈德铭不曾意识到，16岁的吴敬琏怔怔地看着他，画面从此印入少年心中。
　　家庭的境遇令吴敬琏过早地接触政治，而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则让他对国民党政权心怀失望。这期间，通过阅读《资本论》、《在人间》等进步书籍，他成了一个左翼青年，其最“大胆”的事情是“偷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有一次，他悄悄记录下毛泽东讲话，复制多份在熟人中传播。
　　吴敬琏是这个改良家庭唯一的男孩，加之自小体弱多病，被家人视做珍宝，但谁也不会想到，孱弱的他甚至比父母更加激进，而他头脑中潜藏的能量更是在多年之后对国家的改革进程屡屡产生影响。
　　年少时的经历常会打下无形烙印，影响人的一生。吴敬琏日后经世治国，或许与他的身世和际遇不无关系。
　　吴敬琏出生于有着深厚商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和继父陈德铭都以办报扬名，祖父和外公则都是乡间有名的实业家，外公邓孝然还当过成都中国银行的行长。
　　这样的家世不仅可以提供良好的教育，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吴敬琏，使他像父母那样思索宏大的社会问题。不过，那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至于学经济实在是无奈之举。
　　1948年，18岁的吴敬琏考入南京金陵大学，被他喜欢的机电系录取了，但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休学。期间，他意识到凭借自己的身体条件根本无法完成理工科学业，更不用说胜任辛苦艰巨的科学工作了。考虑到经济这门学问与实业救国还有“那么一点关系”，复学的时候，他就选择了文学院，攻读经济系。
　　大学期间，报国情怀与激进思想使吴敬琏成为一名积极的“造反派”，一呼百应，颇有些学生领袖的味道。
　　1951年是吴敬琏大学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一年。年初，金陵大学进行反文化侵略运动，他不但积极参加，还负责组织展览会。最终，学校不再教授英文，系里的西方经济学也停课。随后在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吴敬琏担任学校增产节约办秘书，带领同学们“打老虎”，直到那些“重点斗争对象”坦白为止。
　　不久，运动升级，开始流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俗称给知识分子洗澡。表现积极的吴敬琏成为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带领革命青年们给教授“洗澡”。随着活动愈演愈烈，年轻的吴敬琏掉进狂热的陷阱，多年后才清醒过来，后悔不已。
　　2．从激进到怀疑
　　1953年，吴敬琏大学毕业，不巧因查出肺病未康复不能分配工作，于是留在学校康复楼中养病，一年后才拿到毕业证书，被分配至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这样，他回到了北京的家中。
　　激进的吴敬琏对这个家庭来说似乎有些陌生了，他的言论常常令家人感到震惊和不安。有一次，吴敬琏对母亲邓季惺说：“你以后不要坐沙发了。”邓问：“为什么呢？”吴敬琏回答：“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呢？”母亲无言以对。还有一次，吴敬琏在家里公开表示：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过惯了优裕生活的邓季惺和陈德铭对此目瞪口呆。
　　进了经济所，表现积极的吴敬琏成为重点培养对象，被任命为首届团支部书记，还被派去给苏联经济学家阿·比尔曼当助手，学习国家财政等宏观经济理论。阿·比尔曼是苏联赫赫有名的财政专家，作为援助中国建设的学者，他奉命前来推行苏联财务管理模式。苏联财务管理强调经济核算，原材料和产品均以定价流通，带有鲜明的国家干预色彩。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参加经济实践工作，他的任务是每天到国务院主管经济的财务司抄写历年的财务报表，从而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随着实践的深入，聪颖激进的吴敬琏越来越觉得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缺陷。他后来这样写道：“片面依靠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而没有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有关经济杠杆的作用，使经济管理过分集中和僵化，不能发挥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正因为窥见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吴敬琏日后才义无反顾地倡导市场经济。不过这时的他并没有接触市场经济思想，只是对现状产生了怀疑，备感苦闷、困惑。与此同时，政治上的遭遇也令他焦灼不安。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经济所的青年们积极响应，却遭到上级部门压制，吴敬琏替被批判的乌家培说了几句话，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风波过后，吴敬琏抑制住内心的怀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计划经济理论的论证当中，由于他根底深厚、头脑聪敏，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那一批青年经济学者中的佼佼者。
　　作为“向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吴敬琏有机会参与他生平最重要的一场论战。由于研究能力出众，吴敬琏得以担任“理论反击员”的角色，而他的对立面正是他的师长——当时经济所的所长孙冶方。此人是一个有着独立精神的经济学者，属于最早意识到计划经济弊端并公开批判的那一批人。他和另一位经济学者顾准第一次提出应按照价值规律发展国民经济，对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构成挑战，为保守派所不容。
　　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市场规律与行政管控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但却是最引人瞩目的一次，围绕经济体制问题，日后经济理论界还会出现数十次论战，而这一次，令吴敬琏终生难忘。
　　1964年秋天的一次座谈会上，主张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孙冶方成为批判的对象，随后升级为猛烈批斗，他被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还因有“里通外国”的重大嫌疑，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期间，作为理论上的反攻，吴敬琏、陈吉元与周叔莲联合署名发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一文，提出“生产要么是为了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要么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这显然是在针对孙冶方所言的价值规律。
　　如果说对孙冶方的批判是形势所迫和理论分歧，那么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让吴敬琏对形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还无意中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已有经济理论的机会。
　　1969年，林彪下达备战“一号命令”。中科院各学部响应号召，全体人员集体下放，经济所所有人员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 。吴敬琏与另一位“老右派”顾准被分到了同一个排里。
　　检举“五·一六分子” 期间，曾经的革命青年吴敬琏成为被揭发和批斗的对象。一次，有人向组织告密说，自己曾让吴敬琏帮忙修理收音机，修好之后，打开一听，竟然是“美国之音”。于是，他便有了“偷听敌台”的罪名，隔三差五就被批斗，最多时一天会被斗三四次。
　　这场空前大批斗中，经济所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成为“五·一六分子”，其中很多人因为不堪忧愤而自杀。羸弱的吴敬琏不肯低头，他“秉公直言，绝不乱咬别人，不无中生有”，最终挺了过来。从此，经历劫难的吴敬琏开始对时代产生质疑，并与“同病相怜”的顾准逐渐亲近起来。
　　思想上的碰撞常常令人茅塞顿开。此时的吴敬琏尽管怀疑，但仍存有幻想。顾准尖锐的提问捅开了厚茧：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顾准所提的问题正是他自己苦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它们敲碎了吴敬琏心中的硬壳。他开始跟随顾准一起，以另一种更宽广深远的视角思考国计民生。
　　每当前行遇阻，人们便回头期望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屡屡遭受命运捉弄的顾准决意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他摒弃了孙冶方等人所持的修正观点，以大历史的眼光，从古希腊一路溯流而下。在其指引下，吴敬琏思路顿开。从息县到明港，再到北京。顾、吴一直保持思想上的交流。每过一段时间，两人便见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和见闻，在对历史的不断梳理和思考中，现实的答案呼之欲出。
　　1974年秋天，贫病交加的顾准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临终前，他在病床上交代遗嘱：把自己遗稿中“有关希腊城邦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顾准还提到狱中的孙冶方，并嘱咐一旁的吴敬琏：“他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当天夜里，顾准睡过去后再也没有醒来。吴敬琏和一位护士一起把他推进阴冷的太平间，然后骑车回家。他先是一言不发，然后号啕大哭，经久不止。
　　顾准去世后的第二年，4月的一天，坐了7年牢狱的孙冶方突然被释放了。车把他拉到熟悉的经济所，孙冶方打开门，面对前来迎接的人群，慷慨激昂地说：“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可是当吴敬琏向他转达顾准的致意时，他眼中的光华骤然散去，沉默良久。
　　吴敬琏还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他对孙冶方说：“我代表周叔莲他们向你道歉，那时候我们参加对你的批判，其实你是对的，我们完全错了。”孙冶方大度地扬扬手说：“这个事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错误。”
　　对孙冶方观点的认同意味着吴敬琏否定了之前的计划经济理念，这是在顾准影响下自我反省的胜利，但吴敬琏甚至比孙冶方还要彻底，当后者一遍遍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稿》，试图修正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时，他已经意识到一条路走到了尽头。
　　3．路线之争
　　时代悄无声息地推进演变，让身处其间的人们既兴奋又忐忑。
　　1976年的一个秋天，吴敬琏骑车走在三里河的一条大街上。经济所的同事胡瑞梁迎面过来，将他拦下，对着他的耳朵，难掩激动地说道：“中国最坏的那些人已经垮台了。”已经47岁的吴敬琏与老胡相拥而泣。这一天，他们已经等了太久。
　　“四人帮”的倒台令人燃起新的希望。是年冬天，赋闲在家的于光远联合吴敬琏、周叔莲等人，在经济理论界掀起按劳分配的大讨论。尽管经常参加诸如此类的会议，但此时的吴敬琏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对这个刚走出政治斗争的国家还缺乏把握。他和当时的中国，都迫切需要学习的对象。
　　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道路“此路不通”。社会主义阵营中，只剩下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 可供借鉴，学习东欧模式盛行一时。人们很快发现，东欧模式尽管在理论上标新立异，本质上仍未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架。
　　茫茫黑夜，中国去往何处？一时间无人能答，经济学家们希望到西方“取经”。送走东欧的同人后，经济所的几位学者得到批准，到西方学习经济学。
　　已经53岁的吴敬琏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寻找兴国良策。吴敬琏怀着经济改革的诸多疑问，投入到艰苦的学习中，希望用西方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改革寻出一条出路。7个月后，当他携带一套崭新的理论回国时，经济改革已行至微妙的十字路口。
　　时值改革路线的第一次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采取何种经济体制。当时的语境下，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但之前的经验已经证明计划经济在中国行不通，中国要发展似乎只有采取市场经济，这显然与政治体制有悖。一时间，改革陷入两难境地。
　　在有关领导的授意下，马洪 、周叔莲和张卓远等“改革派”决定重提“商品经济”，刚刚归国的吴敬琏应马洪之邀参与撰稿。
　　1984年10月，“商品经济”的提法出现在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结果令马洪、吴敬琏等人兴奋不已，但随着经济的复苏，他们很快有了新的焦虑。
　　脱胎于“计划”的中国经济带有很深的历史烙印，一旦不受约束，容易走向过分开放的另一个极端。1985年，中国经济“一放就乱”的毛病犯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趋势日趋明显。吴敬琏等经济学者迫切需要找到病根，对症下药。
　　表面看来，物价飞涨的原因在于“价格双轨制” ——体制内外实行两种价格，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内部价格。从而催生大批倒爷，把体制内的产品倒腾到市场上出售，赚取差价。1985年，在倒爷的折腾下，经济秩序混乱。长春的君子兰被炒到60万一株，海南走私倒卖汽车上万辆之多，福建农村还出现震惊一时的假药案。
　　稳定市场秩序，并不在于抓几个倒爷，也不是废除“价格双轨制”那么简单。关键的问题是，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价格双轨制”本身意味着对计划经济的摒弃，如若对之进行调控，是否会因政府过度干预而有违市场经济的初衷，倒退回计划经济？这令吴敬琏等人苦思冥想，莫衷一是。此时，那些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也趁机发难，形势异常严峻。
　　毋庸置疑，改革是一个无数次优化选择的过程。如果说“商品经济”提法的确定是岔道口前的一次折中选择，那么关于改革路线的争论还远未画上句号，未来吴敬琏等人还将面对一次又一次艰难抉择，而这一次只是刚刚开始。
　　吴敬琏主张政府适当调控，以抑制通货膨胀。吴敬琏认为，调控与否并不是区分经济制度的标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经济是否按照价值规律运行，在此前提下所进行的调整都是政府的职责，并不会引起经济制度的退步。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厉以宁则持反对意见，理由是，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均会损害社会各方利益，可能招致人们对改革的不满。支持吴敬琏的人与厉以宁的支持者展开激烈争论，但双方各执一词，僵持许久，谁也说服不了谁。
　　到秋天，论战还没有结果，但形势已不能再拖。9月的一天，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连同许多世界知名经济学者，一起在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轮船上举行会议，为中国经济把脉下药。
　　此次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从保存至今的会议记录资料来看，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有必要采取从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会后不久，决策层决定实施宏观调控，为吴、厉的调控之争画上句号。在接下来关于改革主线的争论中，吴敬琏与厉以宁再次相遇。
　　中国经济学界，厉以宁最早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革，素有“历股份”之称。在他看来，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核心，应坚持以企业制度改革为主线，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故又被称为“企业主体改革派”。吴敬琏并不认同“企业中心论”。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靠“单兵突进”的改革方式会造成诸多短板，必将拖慢整体改革进程，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全局思考，整体推进。厉以宁称吴敬琏是“价格改革主线派”，而吴敬琏更愿以“整体协调改革派”自称。
　　今天看来，两种声音的背后是决策层不同改革思路的交锋。但改革激流暗涌，时局瞬息万变，日后无论“企业主体”还是“全面推进”，均没有得到彻底的弃置，也未得到根本的推行。两种思路随局势反复，较量多年都没有分出高下。而理论界之外，改革实践在不断变化的步伐中摸索出了契合的节奏。
　　回到1985年，围绕改革总体思路，吴敬琏和厉以宁这两个“1930年出生的江苏人”据理力争，互不相让，孰优孰劣，一时难以分辨。不过，论战的双方却因为闹出很大动静，反而互相成就了对方，渐渐在经济界之外建立起各自的名声。
　　4．市场经济的旗手
　　时局如棋，变幻莫测，谁也不会想到，刚敲定的中央经济政策会在春夏之交突然转向。
　　1986年3月，中央突然改变政策，放弃执行半年的宏观调控，接连颁布宽松的经济政策，并开始大规模放贷。数月后，已被批准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突然弃用，改革的主线转向企业。
　　这种转变大大超出吴敬琏的预料。作为主张宏观调控的“整体协调改革派”，他感到无所适从，并隐约预感到一丝不祥。
　　果然，随着政策的宽松，“一放就乱”的毛病再次发作。银行大肆放贷，货币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固定投资比暴涨；与此同时，物价大幅攀升，刚抑制下去的通货膨胀又露出苗头；没有得到彻底根治的“价格双轨制”催生大批“官倒”，诱发省际原料大战。因为承包国企，辽宁本溪一个叫关广梅的女性引发租赁企业姓“资”姓“社”的大讨论。
　　紧张危急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两年。期间，吴敬琏、马洪等人多次警告，呼吁进行宏观调控，但并未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他们的观点也未得到领导层采纳。到1988年春天，形势已经非常严峻。
　　这年5月，决策层突然决定进行“价格闯关”，试图在短期内理顺价格体系  。此举招致薛暮桥、马国光和吴敬琏等人反对。他们认为，通货膨胀局势下，不应急于“闯关”，而应先治理经济环境，然后再进行价格改革。从当时的经济状况看，这个建议是富于理性且极其合理的。任何时候，在整体环境未加改善的情况下，贸然进行改革只会把经济推入更加混乱无序的状态，即便最后改革成功，也将付出巨大代价。
　　但从管理者的角度考虑，价格错乱带来的经济混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等到整体环境修复再推行新的价格制度，势必造成更大的损失。权衡再三，决策层最终于8月在未设任何防范预案的情况下，正式对外公布“闯关”政策。
　　吴敬琏等人的担心很快变成现实。政策发布后，引发全国恐慌，各地出现抢购潮。当时的报纸写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甚至连滞销产品大家也不放过，而这进一步催高了物价。到秋天，抢购风潮和物价暴涨已把中国拖入泥潭。经济失控、政策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沮丧颓废的气息，令人紧张不安。
　　接下来的1989年，受“闯关”失利影响，政策一律从紧。银根紧缩，消费低迷，企业大面积倒闭，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迅速上升。萧条冷清的气氛中，关于改革路线的争论再次被搬上前台，“计划派”向商品经济发难。                                    
　　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称：“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这实际上是把造成困顿局面的原因指向市场经济，大胆提出“市场经济”的吴敬琏理所当然地成为攻击的对象。                                  
　　11月的第一个周末，吴敬琏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会议。他一迈入会场，主张计划经济的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许毅就开始演讲。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归根结底就是反对市场经济。吴敬琏接过话头，针锋相对地也讲了一个多小时。吴敬琏对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条分缕析，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市场经济本身无错。
　　那天上午，吴敬琏和许毅争论不休，直到会议结束，只有他两人发言，谁也没说服谁。然而，全国范围内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与日俱增，并于1990年初达到顶峰。一篇文章用不容乐观的语气写道：“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从前一年受打压开始，私营经济进一步萎缩，这是吴敬琏所不愿看到的。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令人感到紧张不安。春天，吴敬琏去英国访问。归途中看到“苏联剧变”后衰败的景象，对计划经济又产生新的认识。
　　1990年7月5日下午，吴敬琏应邀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
　　会议开始后，“计划派”打头阵。他们认为改革出问题，是因为有方向性错误，应该以计划取向却搞了市场取向，是喧宾夺主、南辕北辙。吴敬琏第二个发言，针锋相对地指出，改革遇挫的原因不是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而不彻底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方针不妥，应该明确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这是吴敬琏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倡导市场经济，他的讲话引起反对者不满，被打断多次，但最终坚持讲完。
　　会后不久，便传出吴敬琏受到批评的消息，他还得了一个明显带有贬义的绰号“吴市场”。
　　理论上的纷争难较高下，反而是现实给出了答案。1990年9月，吴敬琏到江苏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随后一路南下，到浙江、广东和海南。看到乡镇企业在懵懂中绽放的活力，吴敬琏越走越有信心，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过临界点，没有回头的可能，而且经济形势会很快好转。
　　事实证明吴敬琏的判断是正确的。接下来的1991年，政治气候悄然转暖。2月和3月间，《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为“皇甫平” 的系列文章，探讨路线问题。其中《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一文写道：“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实际上出自邓小平春节期间在上海的谈话。
　　吴敬琏似乎从空气中捕捉到了变化。5月初的一次研讨会上，他自信地说：“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现代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方式，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越过了临界点，绝不可能拉回到旧体制去了。”接下来，他投入到既紧张又兴奋的理论研究中，相继发表和出版《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理论在政经两界引起巨大反响。
　　随后发生的事情将吴敬琏推到舞台中央。1992年春，87岁的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一路发表许多关于改革的讲话，掀起思想解放的新高潮。此时，吴敬琏的《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这场思想解放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依据。其中再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五万册迅速脱销。由此，吴敬琏的观点传遍天下，“吴市场”之名众人皆知，由“贬”转“褒”。
　　1992年秋天，十四大即将开幕。吴敬琏希望借助这次大会确定“市场经济”的提法和地位。这年的4月和9月，他连同李剑阁等人，两次写信给中央，建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写进政府报告。
　　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至此，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宣告结束。吴敬琏这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承前人之功，携同人之力，最终把改革推进市场经济的快车道。
　　5．改革的守护者
　　1992年，改革卸下枷锁，翩然前行。已经62岁的吴敬琏迅速成名之后，又很快投入高度紧张的观察研究中，为刚刚站稳脚跟的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此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空前混乱的状态，亟待理顺。邓公南方视察激发了改革热情，使一度停顿的经济又高速运转起来，但受本已紊乱的经济环境制约，改革陷入盲目扩张的误区，很快便出现膨胀的趋势。
　　由于侧重点不同，对宏观经济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改革派认为，经济“不热”，而保守派则认为“已经过热”。但吴敬琏看来，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有些地方热，有些地方不热，不能一概而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主张调控。作为主管经济的决策者，他一到北京，就批评有些地方该热的改革没有热起来，不该热的反而太热了。所谓不该热的，一个是基础建设投资，另一个就是股市。朱镕基采取严厉手段，大刀阔斧进行治理整顿。重压之下，过热势头很快得到遏制，到秋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下降一半，生产资料物价指数也大幅跌落，通货膨胀的压力倏然减小。
　　中国经济在政策的反复间动荡、反复。经过数年的调整，决策层也意识到只靠“单兵突进”行不通。1993年下半年，有人提出采取“整体渐进，阶段突破”的方针，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据此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与吴敬琏的整体改革思路不谋而合。
　　从1994年开始，整体配套改革在金融、财政、外汇、税务、社保等各个领域全面推进。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经济驶上高速、健康、稳定的“黄金车道”，运行十多年都不曾膨胀。
　　作为“重点突破”对象，国企改革成为重头戏。关于国企改革，当时站主导地位的思路是放权让利。其最高实践形势是承包制，即把国有企业部分或全部承包出去，允许私人经营管理，所有权仍属国家。
　　对于国企改革中放权让利的思路，吴敬琏并不赞同。在他看来，企业改革的出路是充分市场化的公司。单靠经营模式上的细微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企现状，唯有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让生产资料在以公司为单位的市场中自由流通，才能推进改革进程。1993年，吴敬琏与钱颖一合写《关于公司化》一文，建议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进行公司化改造。这个建议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间接促使《公司法》在1993年底通过。
　　从1994年开始，中央政府按照《公司法》在全国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到年底，正式确立31家试点企业。但形势并未随之好转，反而滑入深渊。1995年后，国企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相关数据显示，国企亏损面超过40%，负债率高居不下，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每当改革遇阻，保守势力便会重新抬头。随着国企改革陷入困境，反对的声音又悄悄传出。1997年3月的两会期间，原本不允许散发材料，有人却违规发放指责国企改革的文章。一篇四处散发的文章认为，中国这些年的改革非但没有强化国有制，反而使它的比重不断下降，至于国企改革更是一种渐进式的私有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改革进入深水区，势必会触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作为改革重点的国有企业，蕴藏大量不为人知的非常地带。保守派为固守已有利益，企业承包者也因为获益不菲，势必要阻挠国企公司化进程，为此甚至不惜全盘否定改革。
　　1997年2月，邓小平在北京去世，改革派失去最大的靠山。中国何去何从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经历过多次政治斗争的吴敬琏对形势已有明确的把握。为保住改革成果，他给中央高层写了一封建言信。针对国有制比重下降导致社会性质变化的观点，他在信中提出：“只要国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无论国有经济成分是多是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随后，吴敬琏等人在报纸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倡导市场经济。与此同时，在辽宁考察国企的朱镕基提出了著名的“三年脱困”改革策略：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吴敬琏隐约意识到，中央高层似乎已经下了彻底改造国有经济体系的决心。因此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他大胆地指出：“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想开倒车，而某些初期的改革者成了既得利益者，不想进一步改革，更有一些浑水摸鱼者认为现在的体制最好，他们不希望有公正竞争和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最后，他还希望“十五大”后，以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竞争中迅速成长，促使改革力量壮大，推动改革尽快到位。
　　一周后，“十五大”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减少，不会对社会性质构成影响。江泽民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这次会议之后，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彻底平息，国企改革得以深化。这正是吴敬琏乐意见到的。

装　　帧：平装

页　　数：304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