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药的是是非非：哲人石丛书•当代科技名家传记系列

本书是“千年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十大人物”之一（也是唯一在世的）、“避孕药之父”卡尔·杰拉西的自传。按照他的传奇身世，他把自传的叙述放在二战前的逃亡、战后全球面临的人口爆炸以及与此相关的“虫口夺粮”、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国际科技合作和第三世界的发展等广阔的现实背景上，给人以真实的感受。他获得的殊荣不仅与他的发明有关，还与他对国际科学发展作出贡献分不开。 作者是一位阅历丰富、才思敏捷的人。科学家传记作品中难以回避的专业的理论和乏味的术语，在他的笔下丝毫没有败坏读者的阅读兴致。他把叙述的重点放在怎样利用哪怕是毫无知名度的团队的力量，怎样妥善处理研究、经营、教学的关系，怎样在遇到困难时不懈地为社会做点什么，甚至怎样在无奈的生活现状面前调节情趣上面，让每一个不懂化学的人都能对这些智慧产生兴趣并从中得到启示。

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人工避孕药之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发明家名人堂成员。1923年生于奥地利，1945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1959年起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杰拉西在化学领域卓有建树，共发表过1200篇学术论文。他是唯一一位先后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和美国国家技术奖章的科学家，并获得首届国际沃尔夫化学奖、美国化学界最高奖——普里斯特利奖等多项荣誉，1999年被《泰晤士报》评为“千年最有影响力的三十大人物”之一。杰拉西在退休后，致力于用文学形式帮助公众了解科学界的“部落文化”，先后出版5部小说和3部剧本，赢得了国际性声誉。

开场白
第一章 弗洛伊德与我/1
第二章 亲爱的罗斯福夫人/15
第三章 对诺伊曼的探究/27
第四章 没有降低/43
第五章 PILL的诞生/63
第六章 有其父必有其子/83
第七章 你是什么化学家/97
第八章 幕间休息：遗失的巨款/139
第九章 20岁的PILL/153
第十章 送给老师的避孕套/175
第十一章 你是怎样让蟑螂吃药的？/195
第十二章 帕格沃什会议/237
第十三章 “重组”1970/267
第十四章 矮黑猩猩/279
第十五章 40岁的PILL：现在怎样？/311
第十六章 幕间休息：浮华服饰/339
第十七章 德加的马/355
第十八章 撒骨灰/367
第十九章 重返维也纳/387
第二十章 意念空隙/391

书摘

我总是一成不变地要求学生从米德的角度出发提出支持它或反对它的意见。认为米德的论点合理的学生被要求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用以改善所谓的男性在节育研究中的支配地位的建议。几年以后，当斯坦福大学引入了一项特别的女性主义研究计划时，我决定开设一门题为“女性主义关于节育的观点”的专题课程。现在我已经开了5次课了，其中一次是在纽约的巴德学院，因为我对于比较东部的小型学院的学生与他们西部大型大学的同学的观点之间的区别很感兴趣。除了唯一一次例外以外，所有选择这些课程的学生都是女性。
男人们突然不再相信节育了?“雅皮士化”——当前这一代的学生对于物质财富和专业进步的专注——是否已经使男人们把节育归为不太需要优先考虑的事了?我相信真正的原因是80年代的学生都是服用Pill的一代母亲的孩子。Pill已经作出了重要的社会贡献，最重要的是，节育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晚餐交谈话题。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它也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氛围，即更多的责任(此处是指避孕)落在了女性的肩膀上。当然许多女性会急切地把它作为一种从男性的支配中得到解放和自由的重要标志而接受它，但是这项成就的一个后果就是男人们对此只是耸耸肩——我深感遗憾的后果。
既令我沮丧又令我高兴的是，正是我班级里的女生在使避孕套可在斯坦福大学内获得的工作中作出了最大的贡献。鉴于现在所有避孕套购买者中有约40％是女性，我认为鼓励研究“女性主义观点”的一些学生专注于那种形式的避孕方法是很合适的。在AIDS仍被认为是减肥药AYDS拼写错误的结果的年代里(即艾滋病被发现以前)，我在一篇关于美国的十几岁少女怀孕的文章中写道，如果高中和大学能使学生们很容易地得到避孕套，那么它们不仅是对公共卫生作出贡献，同时也有助于教导处于最敏感阶段的年轻男性承担避孕的部分责任。在我班级里的女生写的文章中，有对于避孕套广告和促销的批评性的女性主义评价。例如，为什么使用以男性为中心的词汇如酋长、拉美西斯(Rmnses)或特罗詹(Troiarn)，或者为了那一目的而在肯尼亚避孕套(《人物》周刊的作者报道的)盒子上使用投掷标枪的马赛人这样的图案，而不把一种品牌的避孕套称为克娄巴特拉((Cleopatm)?我的一个女性主义勇士提出，为什么除蓝色、绿色、橙色以外，不能把这些克娄巴特拉们涂成金色呢?
1980年，两名女性调查小组成员调查了将避孕套自动销售机引入斯坦福大学的需要——并且很好地体会了学院的官僚作风。学生事务长要她们前往公共设施和设备管理的代理副总裁处，后者建议她们先去面见大学的一名法律顾问，再去找体育主管，因为她们认为体育馆是一个可能的场所。甚至是学校的民政官员也无法提供任何帮助，当时学生们向他报告了在她们建议将图书馆厕所作为合适的地点后图书馆馆员的惊骇反应。“想象一下所有的高中生中有谁会到图书馆来买避孕套?”馆员大叫。我几乎无法想象避孕套更好的用途：减少十几岁的少女怀孕的同时增加教养，甚至不惜以在书库的地板上发现一两个用过的避孕套为代价。直到1987年一个女性主义“五人帮”——她们研究不需处方就可合法出售的避孕品，由我的学生雪莉·王(Shirley Wang)珍妮弗·于(Jenifer Yu)领导——才成功地使斯坦福大学的行政部门感到疲惫不堪，并使第一批避孕套自动贩卖机出现在一些厕所中。要不是我多年以前接受了我所鼓吹的输精管切除术的事实，我也许就是第一批顾客。因此，来自肯尼亚的那个盒子仍然原封不动地留在我巨大的避孕套收藏中，这收藏是我为了课堂演示的目的而能从中取用。我也许是少数几个可以因我作为一名教师的专业行为而主张将避孕套的花费作为所得税扣除额的人之一。
P.19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