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是世界著名哲学家、文化史专家威尔·杜兰特历时四十余年写就的旷世巨著，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荣获196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77年自由勋章奖。这套书总共11卷，记载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种种文明成果。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领域，极具可读性。
作者对于“世界的”“历史的”这样的宏大叙事选择了从思想的角度切入，用文明的线索贯穿。奥斯卡·王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创造历史，却很少有人能记录历史。”杜兰特这两样都做到了。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为了体现文明的发展对人类进步的推动这一主旨。因此，《世界文明史》绝对不是有关历史的时间、人物、事件的一种堆积。杜兰特以文明的流变作为考察历史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横跨诸多世纪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图景，而历史也就在这样的举重若轻中赫然呈现。杜兰特用他那简练而富有诗意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事实：许多往昔的文明留下来的财富是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历史进程中最闪亮的主线。
杜威说，这是一套很有用的书。季羡林说，这是一套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宗教改革》分册。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美国著名学者，普利策奖（1968）和自由勋章（1977）获得者。他用50年时间完成了受到广泛好评的《世界文明史》（11卷本，后几卷是他和妻子阿拉尔合作的结晶）。92岁时，创作了《历史上的英雄》，这是他辉煌一生的最后作品。他的《哲学故事》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哲学。他终生热情的致力于将哲学从学术象牙塔中解放出来，让它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上】
第一部 从威克利夫到路德
第一章 罗马天主教会(1500—1517)
基督教的贡献
纳地尔之教会(1507—1417)
教皇的胜利(1417—1515)
改变中的环境
教会之受指控
第二章 英国：威克利夫、乔叟与大叛乱(1308—1400)
政府
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
大叛乱(1581)
新文学
乔叟(1540—1400)
理查二世
第三章 法国受围(1300—1461)
法国的情景
到克雷西之路(1337—1347)
黑死病及其他(1348—1549)
革命与革新(1357—1380)
疯狂的国王(1380—1422)
废墟中的生活
文学
艺术
圣女贞德(1412—1451)
法国得救(1451—1453)
第四章 法国的复兴(1453—1515)
路易十一(1461—1483)
远征意大利
庄园的兴起
法国诗人维庸(1451—1480)
第五章 15世纪的英国(1399—1509)
国王
英国财富的成长
风俗与习尚
威克利夫派信徒
英国艺术(1300—1509)
卡克斯顿与马洛里
英国的人文主义者
第六章 勃艮第之插曲(1363—1515)
皇族公爵
宗教精神
光辉灿烂的勃艮第(1363—1465)
勇士查理(1465—1477)
低地的艺术(1465—1515)
第七章 中古欧洲(1300—1460)
土地与劳力
秩序的组成
日耳曼反对教会
神秘主义者
艺术
古登堡
第八章 西斯拉夫族(1300—1517)
波希米亚
胡斯(1369—1415)
波希米亚的革命(1415—1456)
波兰(1300—1505)
第九章 奥斯曼帝国情势(1500—1516)
拜占庭的再兴(1261—1373)
巴尔干与土耳其遭遇(1300—1396)
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几年(1373—1453)
匈雅提(1587—1456)
满潮(1455—1481)
匈牙利的复兴(1456—1490)
第十章 葡萄牙开创商业革命(1300—1517)
第十一章 西班牙(1300—1517)
西班牙的景观(1300—1469)
格拉纳达(1300—1492)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
异端裁判所的措施
异端裁判所的进展(1480—1516)
犹太人出征记
西班牙的艺术
西班牙文学
王后与国王之死
第十二章 知识的成长(1300—1517)
魔术师
教师
科学家
治疗家
哲学家
宗教改革家
第十三章 海洋的征服(1492—1517)
哥伦布
美洲
苦海
新远景
第十四章 伊拉斯谟先驱(1469—1517)
人文主义者之教育
逍遥学派
讽刺家
学者
哲学家
伊拉斯谟其人其事
第十五章 路德前夕的日耳曼(1453—1517)
富格尔家族时代
城邦
日耳曼人(1300—1517)
日耳曼艺术的成熟
丢勒(1471—1528)
日耳曼的人文学者
伍利黑·胡藤
日耳曼教会
第二部 宗教改革
第一章 马丁·路德：日耳曼的宗教改革(1517—1524)
台彻尔
马丁·路德的诞生
宗教改革的形成
教皇敕书及宗教改革的爆发
沃尔姆斯会议(1521)
激进分子
信心的根据
马丁·路德的神学
革命家
第二章 社会革命(1522—1556)
崛起中的革命(1522—1524)
农民战争(1524—1526)
再洗礼派教徒试行共产主义(1554—1536)
第三章 茨温利：宗教改革在瑞士(1471—155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茨温利
茨温利的宗教改革
前进吧！基督武士
第四章 路德与伊拉斯谟(1517—1536)
路德其人
不宽容的异教徒
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
伊拉斯谟附录(1517—1536)
【下】
第五章 宗教战争(1525—1560)
新教的发展(1525—1550)
一连串会议之争议(1526—1541)
维滕堡之狮(1536—1546)
新教之胜利(1542—1555)
第六章 加尔文这个人(1509—1564)
艰困少年行
神学大师
日内瓦与斯特拉斯堡(1556—1541)
神权的日内瓦
反加尔文浪潮
加尔文之死敌(1511—1553)
对容忍的呼吁
日落黄昏
第七章 弗朗西斯一世与法国宗教改革(1515—1559)
大鼻子国王：弗朗西斯一世
1515年之法国
那瓦尔之后
法国新教徒
龙争虎斗(1515—1526)
战争与和平(1526—1547)
忘年之爱
第八章 亨利八世与红衣主教沃尔西(1509—1529)
一大有为之君(1509—1511)
权臣托马斯·沃尔西
沃尔西与教会
国王闹“离婚”
第九章 亨利八世与莫尔(1529—1535)
英国国会与宗教改革
莫尔的乌托邦
殉道典型
三后小史
第十章 亨利八世与修道院(1555—1547)
克伦威尔黑皮书
顽强的爱尔兰人(1300—1558)
暴君亨利
龙归大海
第十一章 爱德华六世与玛丽·都铎(1547—1558)
萨默塞特公爵(1547—1549)
窝立克摄政(1549—1553)
宽厚的女王(1553—1554)
“血腥的”玛丽(1554—1558)
第十二章 从罗伯特·普鲁斯到约翰·诺克斯(1500—1561)
不屈不挠的苏格兰人
王室历代志(1314—1554)
约翰·诺克斯(1505—1559)
耶稣基督的大议会(1557—1560)
第十三章 移民之改教运动(1517—1560)
斯堪的纳维亚的实况(1470一1525)
瑞典之宗教改革
丹麦的宗教改革
新教在东欧
查理五世与尼德兰(荷兰)
西班牙(1516—1558)
·公社分子之叛乱(1520—1522)／·西班牙的新教
·皇帝驾崩(1556—1558)
第三部 宗教改革之余响
第一章 俄罗斯的统一(1300—1584)
俄罗斯民族
莫斯科的亲王
“恐怖者”伊凡(1553—1584)
第二章 回教徒的天赋(1258—1520)
波斯的伊尔汗国(1265—1557)
哈菲兹(1320—1389)
帖木儿(1336—1405)
马姆卢克人(1540—1517)
奥斯曼人(1288—1517)
回教的文学(1400—1520)
亚洲回教国家的艺术
回教徒的思想
第三章 苏里曼大帝(1520—1566)
非洲的回教(1200—1566)
萨非王朝的波斯(1502—1576)
苏里曼大帝与西方
奥斯曼帝国的文明
·政府／·道德／·文学与艺术
苏里曼这个人
第四章 犹太人(1300—1564)
流浪者
受拷刑
第二次流徙
幸存的技巧
犹太人的思想
第五章 人民的生活(1517—1564)
经济
法律
道德
礼俗
第六章 音乐(1500—1564)
乐器
佛兰德斯人在音乐上的优越成就(1450—1590)
音乐与宗教改革
圣乐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1526—1594)
第七章 拉伯雷时代的文学(1517—1564)
关于书籍印制
学校
学者
法国的文艺复兴
拉伯雷
·拉伯雷小传／·巨人卡冈都亚／·庞大固埃
·国王的弄臣
龙萨与七星诗社
韦艾特与萨里
汉斯·萨克斯
伊伯利亚半岛的诗人(1515—1555)
第八章 霍尔拜因时代的艺术(1517—1564)
艺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法国文艺复兴的艺术
·建筑的狂热／·附属的艺术
彼得-勃鲁盖尔(1520—1569)
克拉那赫与德国人
都铎时代的风格(1517—1558)
小霍尔拜因(1497—1543)
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艺术(1515—1555)
第九章 哥白尼时代的科学(1517—1565)
秘教的盛行
哥白尼的革命
麦哲伦及地球上的发现
生物学的复兴
维萨里
外科医学的崛起
帕拉切尔苏斯及医生
怀疑论者
拉米斯与哲人们
第十章 天主教会与宗教改革(1517—1565)
意大利的新教改革者
意大利天主教的改革者
圣特蕾莎与修道院改革
伊格内修斯·罗耀拉
耶稣会
第十一章 教皇与会议(1517—1565)
教皇处于困境
检查制度与宗教裁判
特伦特会议(1545—1563)
结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
尤有甚者，我们都渴望生存，我们觉得大自然生生不息地孕育人类与心灵，而其目的却只是待他们发展成熟时一举消灭之，这诚难令人理解。科学给予人越来越大的权力，反而使人越来越微不足道；它改进了人之工具，但疏忽了它的目的；它对人类终极之起源、价值与目的，不发一言；它并未赋予生命、历史以意义或价值，这些是不因死亡或悠长时间而取消的。因此，人们宁取自己觉得可靠的感性，而不取并不那么确切实际的理性。他们在厌倦恼对凡世的思考以及探索自然所感到的惶惑无助后，乃竭诚欢迎一个权威教会之引导，悔罪之洗净以及历经考验后而长久建立的坚定教条。由于不愿失败，不愿所爱者被剥夺离去，再由于罪的阴影与死亡的恐惧，人们乃觉得自己为上天所救赎，因而洗除罪恶与恐怖，受到希望之慰藉与激发，并升到一种如神一样的永生境地。
同时，宗教也带给社会与国家错综而普遍之影响。传统的仪式抚慰了精神，并联系了世世代代的子孙。地方教会将个体集合成社群，成为一个大家庭。英国大教堂则成为统一自治区的产物与夸耀物。生命得到神圣艺术之润饰，而宗教音乐也将舒缓、和谐注人人类心灵与群体之中。宗教对与我们本性相违、对文明不可缺之道德典范，提供了超自然之制裁与支持——无所不见之神灵、永生受罚之威胁、万世至福之许诺，以及不尚人间脆弱之权威而尚天上神力之圣训。我们的本能乃经过1000个世纪之不安与追逐所陶铸而成；这些本能使我们适合成为凶悍之猎夫与贪婪之多妻者而非和平之市民；它们曾具有之活力胜过目前社会之需要；欲使社会文明，人们就必须每天百次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节制这些本能。远在史前时期，家庭与国家早已乞援于宗教以缓和人类野蛮之冲动。父母发现宗教可驯服任性的孩子使之趋于中庸与自制；教育家则珍视其为陶冶青年之无上法门；而政府亦久已寻求与宗教合作，以便从人类分裂之自我主义与自然之无政府状态中，陶铸出社会秩序来。倘若宗教不曾存在，则大立法家像汉谟拉比(Ham—murabi)、摩西(Moses)、莱喀古斯(Lycurgus)与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也必会发明出来。但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如此，因为宗教乃自动并不断地发自人类之需要与愿望。
从君士坦丁(Constantine)到但丁(Dante)，经过了千年风雨，基督教会终将宗教这份礼物赠给了人类。该教会将耶稣的形象铸成德行的神圣化身，借以使粗鲁的野蛮人归向文明。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种信条，使得每个不论多么卑微的生命，都成为一个崇高的宇宙剧的一部分；它将每一个人和创造他的上帝极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位创造者，曾经在《圣经》中训诲大家，并订出一种道德典范；他曾经降白天堂，为救赎人类的罪恶而备受侮辱甚至死亡；曾经建立教会，作为他圣训的宝库与他权威的世俗代表。这部伟大的戏剧年复一年地滋长着；圣者与殉道者为其教义而死，并将楷模留赠给一般信徒。各种形式的艺术与成千上万的作品在解释这一戏剧，而使其永生在每个人甚至不识字者的心灵中。圣母玛利亚因而成为“所有诗歌中最纯美的花朵。，成为女性温柔体贴与母爱的典型，成为最柔和的圣歌与祈祷的接受对象，也成为雄伟的建筑、雕刻、绘画、诗歌与音乐的灵感之源。感人的仪式每天从百万圣坛以及弥撒那种神秘而崇高的庄严中升起。忏悔与苦行净化了悔悟的罪人，祈祷则安慰并使其坚强。圣餐使他凛然与耶稣基督同在，而临终圣礼之洗涤、涂油，乃使其期待天堂。在对人类的服务上，宗教绝少发展成如此之多彩多姿。
教会之鼎盛，乃是凭着其教义之安慰、仪式之魔力、信徒之高尚道德、主教之勇气、热诚与圣洁；主教法庭之公正，乃取代了由罗马帝国政府所空出的席位，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中黑暗时代(约从524-年到1079年问)秩序与和平的主要源泉。西方经过野蛮民族涌人意大利、法国、英国与西班牙之后，欧洲文明之复活实得力于教会而非其他任何机构。教会之僧侣开垦荒地，其修道院赈济穷民，教育孩童，并安顿旅客；其医院则收容病患与无告者；其修女院则庇护孤寡妇女，将她们母性的冲动转移做社会服务之用；修女独力教养女孩子，达数世纪之久。古典文化之所以没完全丧失在文盲之洪流里，乃因僧侣们在允许着手对许多异教抄本予以摧毁之余，还抄录并保留了其中成千的作品，因而乃延续了用以书写的希腊文与拉丁文；文艺复兴时代之人文主义者便在圣高尔(StGall)、富尔达(Fulda)、蒙特·卡昔诺(Monte Cassino)等地的教会图书馆，发现了从未听过耶稣之名的灿烂文明的珍贵遗物。从安布罗西(Ambrose)到沃尔西(Wolsey)，凡千年之久，其间从事于训练西欧之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家与阁部大臣工作的，即为教会；欧洲中古之政治可以说是建立在教会之上。从阿贝拉尔(Ab61ard)之诞生算起，建立大学与哥特式教堂，以供知识分子以及虔诚之人们安栖者，亦为教会。在教会之保护下，经院派哲学家乃恢复古人试图以理性解释人生与命运之企图。几乎整整9个世纪，欧洲所有的艺术，几乎都受到教会的启发与资助；即使艺术染上异教色彩，文艺复兴时的教父们，仍然继续给予资助。音乐在达成较高的形式时，无疑是教会的女儿。
更重要者，当教会之发展如日中天之际，还带给欧洲各国一种国际道德规范与政府。恰似教会在学校里所教的拉丁文(人们)以之作为各国学术、文学、科学与哲学之统一媒介(人们)亦似天主教以教义与仪式带给尚未分成列国的欧洲一种宗教上的一统，罗马教会乃以其神圣建筑与精神领导权，倡言自己为一国际法庭，而使所有君主与国家，均须对之负起道义责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Ⅶ)拟订了欧洲基督共和国之教旨；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nryⅣ)则在卡诺沙(Canossa)一地向格列高利屈服而承认了此一事实(1077年)；一个世纪之后，较为强硬的君王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在长期的抵抗之后，也在威尼斯向那位较为软弱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Ⅲ)卑躬屈膝；在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Ⅲ)更大大地提高了教皇的权力与威望。这样，格列高利希盼着的一个道德上的超级国家理想，一时之间，似乎已经实现。
然此一美梦，终因人性而宣告破灭。教皇的司法人员同样讲人情、怀偏见、爱钱财，甚至敲诈勒索；而同样是人的国王与人民，当然也不满任何超国家之权力存在。法国日渐增加之财富，激发其国家主权之雄心；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Ⅳ)即为法国境内教会财产的所有权而向教皇博尼费斯八世(BonifaceⅧ)挑战并获得成功；国王之使臣将年老之教皇拘押于阿纳尼(Anagni)达三天之久，而博尼费斯不久之后也一命呜呼(1303年)。宗教改革的基本层面之一——俗世君主对抗教皇——乃于焉开始。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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