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危机：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第一经济分析师谢国忠，解读潜藏在繁荣表象下的危机，预言中国经济最脆弱的时期已经来临！

前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通过对比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和刚刚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用大量的事实、数据和严密的推理，说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表象下潜藏的危机。

产生楼市泡沫飞涨、股市低迷、物价高涨、国内消费不足这些严重问题的根源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财富分配不均、信贷漏洞、国有企业参与投机和政府的无力。

谢国忠：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财新传媒特约经济学家；《新世纪周刊》首席专栏作家。 　　

1960年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和1990年分别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 　　

1990年加入世界银行，参与拉美、南亚及东亚地区、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业发展项目，并负责处理该银行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电讯及电力发展项目； 1995年加入新加坡的Macquarie Bank，担任企业财务部的联席董事；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任亚太区经济学家，其间被基金经理客户评选为亚洲排名第一的分析师。2007年，因为个人原因离开摩根士丹利。 　　

谢国忠早年之所以能赢得业界认可，是因为他作了三大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回归后的房价下跌和上世纪末中国的通缩。他的预测之所以应验，并无神秘之处，不过是他学术功底和批判思维自然而然的结晶。 　　
谢国忠对形势和趋势的准确判断，得益于国际视野下的思维方式——多角度，重国情，集历史、文化及传统的复杂因素于其经济分析的框架之中；得益于独立经济学家的立场——追求立意新颖，见解独到，绝不人云亦云；得益于极具挑战的个性——喜欢辩论时兴奋、新鲜的感觉，当预测成为现实时，他的成就感倍增。 　　作为一名具有思想者气质的经济学家，其写作不仅在知识与见解的广度与深度上超越众人，而且文采极具感染力，学养与才情兼备。

第一辑 年经济最大调整在即
最伟大的套利
向何处大转移
灾难的启示
双重调整无法阻挡
年经济最大调整在即
求诸效率
我们和日本一起变老
中国发展模式限制
政府应当为私营企业做什么
二次探底之忧

第二辑 楼市泡沫破裂时，我会通知你
中国房地产难题有解
诊断高房价
动真格才能缩小地产泡沫
房地产陷阱
中国政府有能力让房价降下来
最后的探戈

第三辑 走向滞胀
楼市泡沫破裂时，我会通知你
中国进入通货膨胀时代
通胀反击战
通货膨胀，政府何为？
地价“硬着陆” 经济“软着陆”
独特的泡沫
走向滞胀

第四辑 泡沫惊梦
中国没有巴菲特
泡沫难驯
降息幻象
流动性祛魅
宽松投机
泡沫惊梦

第五辑 人民币乌云压城
中美贸易失衡求解
中国不会让人民币贬值
先加息后升值
避免下下策
美元向好
美元会在什么情况下崩盘？
人民币乌云压城

第六辑　勿将更深的痛苦留给明天
苦捱“核冬天”
世界经济冰火两重天
勿把更深的痛苦留给明天
全球亦将失去年？
第二次衰退
信心把戏
“刺激—复苏”春梦难长
“绿芽”难长
不稳定的平衡
不同的退场

附录：
谢国忠网络访谈：中国应该给百姓发股票

8．中国发展模式限制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这种心理在社会、大学尤其企业界盛行。其原因是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最好的政策就是减 弱政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同时让研究型大学复归教研本位过去25年里，外资和廉价劳力拉动的出口，以及政府导向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 要动力。尽管中国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品和电子产品市场，但是在消费者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品牌，而且中国的投资依赖于外国技术。中国既未形成自己的一流 品牌，也未发展出主流技术。

最近五年，韩国从一个成本和数量主导的经济体，成功转型为品牌和技术主导的经济体。这对中国是一个刺激。中国政府可能会在2006年实施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本土品牌和技术的发展。这种初衷是良好的，但是政府的政策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政府可能会采取税收激励、标准设定、政府采购等手段。但这些手段无益于改变当前盛行的赚“快钱”的心理——中国消费者品牌和专利技术发展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受到此种心理的影响。

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是导致中国企业短期行为的主要原因。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我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政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

中国发展模式的限制

过去25年里，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达8.1%。该模式的成功要归结于两点：(1)海外华人掌握的出口专业知识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大军相结合，刺激了收入增长；(2)中国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

尽管过去取得了成功，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担心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产能明显过剩，尤其是在基础建设领域。这使中国政府动员资源启动大项目的经济回报受到影响。当前这种模式若延续下去，只能导致更多的浪费，最终使增长放缓。

其次，中国当前的出口规模已经非常大，在这个基础上，高增长率很难长久维持。1980年至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了41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6%。单从数学意义上来说，中国也不可能使如此高速的增长在未来25年内，甚至在未来十年内重复一遍。

假如当前的出口增势再延续十年，中国的出口将会比欧洲、日本以及美国的出口总额还要大。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美日欧是中国的主要消费者。在未来十年，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会从过去25年间的16%降至6-8%。因此，中国需要启动内需，以维持增长。

再次，数量主导的增长模式带来了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损耗。中国目前8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这可能会带来健康危机。中国去年消费了21亿吨煤炭，如果照当前的消费趋势发展，未来十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将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

据BP能源统计，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四十年内用光其所有煤炭储量。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更多关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十五”规划提出，要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但是“十五”期间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将于2006年三月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可能会继续强调这个问题。

但我担心的是，“十一五”规划可能仍然不能解决关键问题——政府相对于市场的强势。在我看来，只要政府仍然保持那种与市场导向背道而驰的行政干预做派，增长模型就很难转变。

应对韩国挑战

韩国在短短五年内就将其数量主导型经济，成功转型为质量主导型经济，这使中国官员们甚为不安。他们曾经以为韩国和中国不相上下；而现在韩国起飞了。就在五年前，韩国还被看成是依靠低劳动成本的典型东亚经济体。而今天，韩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世界领先的品牌和产品。

事实上，中国市场对韩国的转型起了推动作用。中国的增长为韩国向高附加值经济体的转型做出了贡献，而中国本身却未能转型，这让中国深感不安。这种对比凸显出中国体制的缺陷，中国政府想“做些什么”的决心越来越大。

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制定一批鼓励本土知识产权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力量来自政府。当政府想要“做些什么”，它通常会采取行政手段。中国政府最可能采取的方 案，是对特定产业和经济活动实行税收激励。在当前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它有能力慷慨地实行税收鼓励。

然而靠大量投钱来刺激知识产权发展，可能并非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中国知识产权创新的匮乏主要不是税收激励问题。

强势政府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之上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这是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缓慢，以及知识产权创新匮乏的主要原因。主导中国经济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市场规则。现有的市场规则往往会被官员随意更改。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长期规划没有太大意义。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在企业界尤其如此。这种心理背后，廉价钱的诱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当属政府的随意处置权。首先，私营企业担心企业本身会由于规则突然变化，而被取缔或遭遇破产。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做出长期规划，于是只有着眼于抓住短期发展机遇。

其次，对于私营企业来讲，怎么处理和强势政府的关系，往往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环节。同官员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能创造短期优势，就能赚更多钱。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私营企业直接或间接依靠政府权力来获利。

世界级公司成长于市场竞争中。当商界赢家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竞争来挑选，这种赢家很难进入世界级公司行列。中国政府应该接受这个逻辑，那就是大公司只能脱胎于有着固定游戏规则的竞争性市场。

因此，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培养一种基于市场规则的竞争性环境。有些政府干预是必需的，但在实施这种干预之前必须进行全盘而深入的考虑。否则投钱再多也只能是乱花一气，造成浪费。

建设研究型大学

当前技术创新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日本模式，这种创新基于大公司投入的大规模研发预算。韩国采纳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是美国模式，一些基本构想首先在研究型大学形成，然后由公司通过特许制度将它们商业化。这两种模式都可能成功。

中国地域辽阔，本来应该可以把两种模式都吸纳过来。但是，在包括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在内的华人经济体里，家族和政府控制的企业居于支配地位，这类企业并不是很适合公司型研发。政府控制的企业通常会把研发费用浪费掉，而家族企业则通常在研发上投入甚少。

我认为中国需要依靠研究型大学来进行技术创新。不幸的是，中国的大学正试图通过尽快赚钱来抬高自己的名声，而教学和研究则面临衰退。在我看来这也是赚“快钱”的心理在作祟，中国急需改变这种情形。

首先，中国需加强大学教学和研究。中国的大学一旦出名了，就会试图利用这种名气作为资本来赚钱。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应严格界定教授在大学教职之外所能涉 足的工作范围，此外应打消大学教授利用其和大学的隶属关系来赚钱的念头，使他们回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来。中国的大学需要让教授们更重视教学和研究，而不是 商业利益。

其次，中国应该采纳美国式研究基金体制。美国大学研究经费中的很大部分来自政府相关的机构，比如美国宇航局(NASA)、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以及国防部。这些基金带来了因特网以及基因拼接等各种技术。

我认为，建设大型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发展技术的关键，而全球范围内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可资借鉴。这一点中国有能力做到，但前提是必须让大学彻底消除赚“快钱”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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