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好书的助产士，也是普普通通的读者——4·23，最了解书的人推荐了这些经典作品

《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是花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谁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古代海图看世界》的姊妹篇；关注的仍是古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最初的全球化进程，与前一本书不同的是，它不是讲外国的故事，而是讲中国的故事。
    
作者通过解析古汉字中的方位字词、古代的天经地义、早期的方国形成、后来的天下一统，以及交通穿越与军事防线……讲述古代中国天下观的文化来源；通过“王在世界之中”到“西方传教士入华”的历史演进，描绘中国与世界的主动与被动的接触，分析封建王朝在历史关口“关门大吉”式的应对，和后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体用”攻略；展现了由于对自身的错误认识和对世界的错误判断，中国被一步步拖入挨打、割地、赔款的可悲境地的历史脉络。
    
本书从人文地理的角度，以文化随笔的形式，在普及知识的过程中融入文化上的反思，实为一部别样的古代中国的成长史。

梁二平，专栏作家，毕业于东北师大，现就职于深圳媒体。
    
曾在《深圳特区报》《香港商报》《星岛日报》《城市晚报》《新文化报》《深圳晚报》《凤凰周刊》《深圳青年》《新航空》《航空画报》等多家报刊开设专栏。
    
著有散文随笔集：《关东风情》《花样生活》《肢体的游戏》和《身体的迷雾》。

自序  中央之国的文化由来
    
第一章  远古方位天经地义
遥远的地平线
头顶一片天
双凤朝阳
先上后下
左右逢源
不识东西
南北贵贱
插旗立中
十面埋伏
风神统帅的四方
以天分地的天经地义
细分方位的二十四向山
司南疑似指南物
指南针的历史乱相
河图洛书中的方位谜团
河伯献图与大禹铸鼎的地图梦
    
第二章  方国天下华贵夷贱
在水一方
倾国倾城
大禹何时定九州
摊一张“畿服”的大饼
周人初定“宅兹中国”
大中华概念的形成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黄帝梦游华胥国
六亿神州尽舜尧
东夷的大人之弓
西边的胡子，东北的匪
丝之贵与南之蛮
被嘲笑的不知有“汉”
楚河汉界一沟分
最早的全国行政地图《九域守令图》
    
第三章  山河湖海王道地德
大河文化的源头——黄河
文化共生的佐证——长江
“三山五岳”中的王朝地德
“威加海内兮”的中原视野
“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探海情结
五湖尚在，四海缺一
华夏海洋文明的发祥地——东海
虚写的海，实录的湖——西海
最早进入天朝行政版图的海区——南海
一个海区的伤心史——从“北海”到“北洋”
    
第四章  大王之城天下都心
禹都，传说中的夏王城
殷墟，中国都城的雏形
京都，从两都制到五都制
洛阳，王在天下之中
开封，“城摞城”的都市
长安，汉唐风范千古存
偏安，不得已的国都之选
北京，八百年不老的国都
    
第五章  家即天下万国来朝
古代中国的“天下”有多大
云一样游动的“行国”
“西域”到底有多远
远西“大秦”的时空定位
妖魔化的“西游”
西方之极谓“泰西”
天涯海角“下南洋”
不辨东西“下西洋”
“东洋”入“西”的错位幻影
忽近忽远的“佛朗机”
自娱自乐的“万国来朝”
从有“国”无“际”到国际
    
第六章  穿越阻隔海陆通达
长城的“自然背景”与内外防御之功
大运河，两千年的内陆物流传统
秦直道，一条没能高速发展的“高速路”
通西域，为招兵买马而开的丝绸之路
海上探索，丝绸仅是个美丽的开头
唐宋市舶司，开放口岸的伟大开端
    
第七章  蒙元扩张东学东来
蒙元帝国的陆海扩张与国际视野
开发海道北运漕粮
“官本船”创建海上商贸新模式
敢为天下先的澉浦杨氏远洋贸易
汪大渊：“中国的马可·波罗”
先于西学东来的“东学东来”
    
第八章  恩威四方西学东进
误读多年的郑和下西洋
海商变成倭患的历史脉络
中国人最早绘制的世界地图
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世界地图
西儒送来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理》
西文善本的中国传奇
大明王朝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
    
第九章  帝国日落师夷之长
闭关锁国的“鸵鸟”策略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通译班底与西学东来
大清王朝为何拒绝和惧怕西学
走出国门与认知世界的观念之痛
面朝大海，一曲悲歌

    大中华概念的形成

    如果说，西周何尊的铭文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是选一个中央的位置建都立国；那么，最早进入史书中的“中国”二字，讲的则是执政中国的任务与目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梓材》中的这段话，没有具体说中国的位置。但既是周公之言，所指当是关中、河洛地区，用现在的行政地理来论，即陕西河南一带。
    周人的地盘不大，但“中国”这种说法却被后世普遍接受。春秋战国，列强分立，但都不排斥“中国”之说，如齐、楚这样的“边缘”大国，都在历史演进中接受或自觉使用了“中国概念”。
    《管子·轻重乙》记述了管仲为齐国相时，曾说了一套治国与称王称霸的理论：“请在国家四方建立‘壤列’制度，天子在中央，统治地方千里，大诸侯国的土地三百里，普通诸侯约有百里，靠于海有子爵、男爵约有七十里。这样就像胸使用臂，臂使用指一样方便。这样就可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物价了。”
    战国七雄不仅以“中国”自居，也相互认可皆是“中国”。所以，随着各诸侯国的“另立中央”意识曾强，皆称中国，进而使“中国”的疆域越变越大。到了汉时，连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皆称为“中国”。
    在2009年的深圳博物馆举办的国宝展上，我见到1952年于湖南长沙出土的“中国大宁”汉代鎏金铜镜（图2.7）。周边刻有铭文：“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钢。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这件铜镜，再次证明，汉时“中国”，已是大一统概念。
    虽然汉以后，曾有过西晋东晋，有过南北朝的割裂局面，但南北政权都争以“中国”为正统。隋唐两朝，天下再度走向统一，在修史的过程中，将历史上分裂的南北政权，皆归入“中国”，纳入正史，从而在道统上，强化了中国的统一意识。
    综观“中国”之意，不出下面几种：从文化本位与传承上讲，是指夏裔居住之地；从正统上论，是指京师首都，或天子直辖地区；泛而言之，可指华夏或汉人所建立的所有政权。
    久而久之，“中国”就成了我国的通用名号，也形成了中国人的中国观。宋代一士大夫说：“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就是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观，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点点演进的。正如梁启超的“中国三段论”所言，先是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中国人以自己为世界的核心，其实，西方世界也以自己为中央。中国被他们称之为东方。其称谓五花八门：秦、汉、丝国、茶国、陶瓷国……更奇怪的是：从西周初青铜器上始刻“中国”之名，到最后一个王朝大清的绝灭，3000多年竟没有一个王朝以“中国”为正式的国名。明中晚期以后，世界各国渐渐统一使用“CHINA”来称呼中国，但直到那场改天换地的革命降临，“中国”才有了伟大的命名。
    通常人们都讲，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的时间是1912年元旦。其实，还应更早一点。1911年，趁清政府调湖北新军赴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号召全国推翻清政府。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正式定国号为：中华民国。2月12日，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国家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国文课本第一课《我国》，说得清楚明白“中华，我国之国名也。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就这样“中华”和“中国”正式成为了我们的国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如果仅从题目上看，《诗经》中有好多诗是写山的，有东山、南山、北山。但细读这些写山的诗篇，又都不是山水诗，而是借山言事。比如，《东山》写的是服兵役，背井离乡去打仗，久久不归；《节南山》写的是君权旁落，坏官当道；而本文要说的《北山》，尤其是那常常被引用的经典段落，写的几乎就是江山社稷。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汉初《诗经》已立为博士，成为经典。秦时对其“断章取义，予取所求”的研究之风，更是进一步“光大”。《北山》经常被引用的这段，即是个鲜活的例证。其实，它的前边还有诗的首段：“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土子，朝夕从事”；它的后边还有“四杜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等几个段落。
    这首以山为名的诗，实是一首讽刺诗。它讲的是一个人上山去采枸杞，一天忙到晚，也干不完国王的差事，这样做还不一定能养活家中的老娘。天下的土地，都是国王的，所有的人，都是国王的臣民。那些当官的办事不公，让我干这苦力活。国王的事，永远干不完……
    应当说《诗经》创作和编辑的时代，是个言论自由的时代。这些诗若是写在乾隆王朝，作者和编者早没命了。不过，《诗经》之所以能成为经，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它某些内容显然符合了某种需要。比如，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即是对王道的高度概括与认同。这种思想被一代代儒生以“经”的名义，不断放大，反复引用，长久强调，就成了臣民们自觉接受的“帝王逻辑”和“国家主义”的现实，就成了臣民们认可的“王即天下”的世界观。
    秦始皇（图2.8）之后，天下一统。中国成为一姓天下的“家天下”，如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识，自然是统治者和统治集团所乐见，并极力张扬的。郡县制之后，中国进入了“化家为国”的漫长历史阶段，在此阶段中，一切贵族家庭与集团都瓦解了，全国之保留一个家，这一家就是国王之家。国土的“王化”，使国家也“家化”了。
    将“国”与“家”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特的概念，这是中国所独有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经过长期的鼓吹，渐渐深入人心。民众亦天真地认为：臣民天生就没有上地，土地天生就是王的土地。在王道之下，民众只知“王道乐土”，不思“民道乐土”。一切归王所有的生存格局，就这样假经典的名义，植入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中。而“民贵君轻”的话，也只有孟子敢说，但亚圣的观念，即使列入“四书”之中，也没被王朝所重视，甚至还被刻意遮蔽。如，朱元璋就曾把孟子从圣人的庙堂中赶了出去。
    “诗”是“礼”的前奏曲，孔子编辑《诗经》之后，它一直是被当作祖先的“规章制度”来推广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而学诗的人在《北山》中看到的则是：一个没有土地的人，一个饱受压迫的人，却在认可王道，忍受剥削。两千多年来，只有汉文帝，搞过一次免除地租，历时十一年。此后，老百姓就在“王土”上，天经地义地为王而耕作。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传承了两千年的“经典错误”，但这个人类原始阶段的世界观、生存观，却伴着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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