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

本书的目的是通过法国、英国和德国三个国家的情况来对全球化和欧洲化对欧盟成员国的影响作出客观和深刻的评价。本书完成于2002年，探讨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欧洲国家在全球化、一体化和现代化趋势下各国经济政策调整的深层因素和现实效果剖析了公共话语在各国政策实践中的多重影响力。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表明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到的问题具有前瞻性、普遍性和实用性因此越越多的人将此书称为学术经典。

[美]薇安•A.施密特（Vivien A. Schmidt），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和欧洲一体化研究让•莫内教授。

　　　　　　　　　　　　　　　　　　目　　录

序　言……………………………………………………………………………………………1
中文版序言………………………………………………………………………………………1
前　言　欧洲通向未来之路……………………………………………………………………1

　　　　　　　　　　　　　　 第一部分　经济调整政策
第一章　全球化与欧洲化的挑战——对国家主权和控制权的影响…………………………3
　　第一节　全球化……………………………………………………………………………6
　　第二节　欧洲化……………………………………………………………………………36
　　第三节　结论………………………………………………………………………………57
第二章　英国、德国和法国政策调整的动因和机制…………………………………………59
　　第一节　全球化与欧洲化的政策调整动因………………………………………………63
　　第二节　欧洲化的政策调整机制…………………………………………………………93
　　第三节　结论………………………………………………………………………………112

　　　　　　　　　　　　　　 第二部分 经济调整实践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三种模式还存在吗？——政策变化与压力增大对经济实践的影响…119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三种典型模式………………………………………………………126
　　第二节　资本主义三种模式的利弊比较…………………………………………………148
　　第三节　资本主义三种形态依然存在……………………………………………………160
第四章　英国、法国和德国经济实践调整的动因……………………………………………167
　　第一节　英国：深化市场资本主义………………………………………………………168
　　第二节　德国：管制资本主义面临压力…………………………………………………187
　　第三节　法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207
　　第四节　结论………………………………………………………………………………232

　　　　　　　　　　　　　 第三部分　经济调整的政治学
第五章　公共话语的分析框架——变革政策和实践的政策建构和合法化…………………237
　　第一节　政策话语的概念层面……………………………………………………………242
　　第二节　政策话语的互动层面……………………………………………………………261
　　第三节　话语的影响范围：政策话语的制度背景………………………………………271
　　第四节　话语的影响时效：政策话语的因果关系………………………………………283
　　第五节　结论………………………………………………………………………………289
第六章　公共话语的作用——英国、法国和德国调整的政治动因…………………………291
　　第一节　英国：构建一种转变话语………………………………………………………292
　　第二节　法国：寻求合法化的话语………………………………………………………307
　　第三节　德国：改变传统的公共话语……………………………………………………326
　　第四节　结论………………………………………………………………………………341

结　语　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344
参考文献…………………………………………………………………………………………352
附　录　欧洲政治经济格局——排斥劳工、国家回归与企业主导…………张　宁　译／387
译后记……………………………………………………………………………………………416

　　　　　　　　　　　　　　　　　　　　　　序　　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第一次开始撰写关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对各国经济影响的文章时，全球化已经成为人们讨论的重要话题。人们提出的众多担忧包括：如何约束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权力；如何避免在环境、劳工和社会标准上的“竞次竞争”（race to the bottom）（降低环境、劳工和社会标准）；随着国家主权和民主受到威胁，如何面对民族国家开始解体的现象。毫无疑问，欧洲化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超国家实践，这个进程过了较长的时间才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人指责说，欧洲化为成员国强制确立了不现实的经济与货币目标，因而加剧了成员国的失业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全球化和欧洲化对欧盟成员国的影响作出过客观和深刻的评价。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法国、英国和德国三个国家的情况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论点是：全球化和欧洲化是推动变革的重要的经济、制度和思想力量，但全球化和欧洲化并没有造成结果上的趋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欧洲化带来的压力面前，欧洲所有国家确实改变了各自的经济政策、经济实践和政策辩论内容。然而，这些国家面临的压力在时间上、程度上不同，其对压力的反应不同，造成的后果就更不同。虽然所有国家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政策，但这些政策仍然存在差异，只不过差异有所缩小而已；各国的实践继续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差别有所缩小；各国的政策辩论内容不仅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非常显著。我发现，在本书讨论的三个国家中，法国经历的调整量最大，也最有间断性，在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面前，法国不得不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改变其传统政策和实践，但其公共话语却缺乏法理基础（legitimizing）的充分支持。相反，英国应对全球化压力的调整开始较早，随后开始的公共话语成功地阐明了政策和实践变革的合理性，多数变革不仅满足了欧洲化的未来要求而且也符合英国的传统。德国的调整发生较晚，到90年代，德国的传统政策、实践和公共话语更符合全球和欧洲发展的需要。从那时起，德国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和实践，但至今也没有为其公共话语找到充足的法理基础的支持。
　　我原来计划出版一本可以汇集各国案例的书，但我很难找到既有时间又有经验的作者。我曾想组织6～7个研究欧盟主要国家的专家一起工作，但经过一番努力后，我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最后，我决定还是由我自己来做这件事。我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因为这几个国家不仅是最大、最有影响力、最能代表战后三种经济治理模式的国家，也是我最了解的国家。最初，我还准备考虑意大利，后来终于放弃了。对读者来说，对三个国家的情况进行的比较就已经很难理解了，不必再加上意大利这个更为复杂的案例。然而，我在全书中比较其他国家案例时会反复提到意大利。
　　作为一本关于欧洲的专著，本书尽量做到深度与广度相结合。本书对政治科学的主要领域均有所涉及，并试图缩小国际关系学与比较公共政策在政策变迁方面的分歧，试图缩小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认识上的分歧，试图缩小在思想与政策辩论文献中那些强调政策思路性质和起源的学者同那些更关注政策思想在政治与政策领域传导过程的学者之间的分歧。
　　在本书第一部分中，我试图用国际关系文献来说明：全球化和欧洲化造成的国家主权和控制权（national autonomy and control）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超国家机构的共同控制权（shared control）的补偿。随后，我对公共政策进行了比较，以便确认那些有助于说明全球化与欧洲化不同影响的调节因素和欧盟特定的制度性制约因素。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我补充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理论。我试图证明，欧洲国家仍然在沿着战后形成的三种资本主义原始模式所约定的方向发展，当然，所有国家都在向市场化前进。本书第三部分中有我在方法论上最大的创新。我为公共话语（discourse）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以便阐明各国在应对全球化与欧洲化时的政策和实践变革的政治动因（political dynamics of change）。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对书中归纳的欧洲资本主义不同调整路径的主要论点进行了总结，并预测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
　　本书力图做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我重点讨论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政策，本书中关于实践和公共话语的章节可以独立存在，主要描述的是所发生的事实。当然，在理论部分章节中，这些都为所发生的事实提供了原因和方式（why and how）上的理论依据。在理论章节中概括的实例又在实证章节中被进一步探讨。这种做法看似有些烦琐，但我的本意是通过由表及里、由外入内、由全局至细节的方式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全书探讨的内容。这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有机结合使本书不仅对专家学者、研究生、大学高年级学生具有可读性，而且对那些希望了解本书内容的普通读者也具有可读性。对于那些对用来说明理论的“故事情节”（stories）并不十分熟悉的读者来说，实证章节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资料，可以先读，如关于政治学的第六章、关于实践的第四章和关于政策的第二章。
　　本书虽然主要探讨三个领域的理论问题，但也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在整部书中，我不仅大量使用了间接的文献资料（secondary literature），而且使用了统计数据、调查结果和其他类型的原始资料。除了非正式的谈话和正式场合的讨论外，我还对来自欧盟、各国政府和企业界的高级官员进行了40多次的直接访谈。
　　这部书的孕育时间要比我原来预期的更长。在我决定独立完成而不是编辑一本书后，许多年过去了。1995年，我在《戴达罗斯》（Daedalus）发表的那篇讨论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对成员国影响的短文中首次透露出这种想法。为此，我必须感谢斯蒂芬•格鲁巴（Stephen Graubard）编辑。他坚持说，我应当写一篇不仅仅局限于法国的文章——当时我正在研究法国的案例，这使我找到了一个拓宽研究对象的借口。艾伯塔•史巴吉亚（Alberta Sbragia）1996年和1997年在匹茨堡组织的两次研讨会推动了我对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方面的探讨，我要感谢她和其他研讨会参加者提供的思路。我要特别提到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他鼓励我在论点中更多地考虑构成主义因素（constructivist elements），这成为后来对政策辩论研究的精髓；我还要提到弗里茨•夏普夫（Fritz W.Scharpf），他为我闯入这个禁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当时我们就取得共识：必须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单独研究（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我们共同完成的两卷本的《开放经济中的福利和工作》成为我推迟完成本书的一个借口）。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他们也在不同场合对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其中包括参加各种研讨会和小型讨论会的学者，这些会议的举办方包括哈佛大学、欧洲大学研究院、伦敦经济学院、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当然还包括其他专业会议的参加者。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加里•马克斯（Gary Marks）、 约瑟普•维乐（Joseph Weiler）、安迪•穆萨维茨克（Andy Moravcsik）、 马克•撒切尔（Mark Thatcher）、大卫•卡梅隆（David Cameron）、阿兰•古尤玛奇（Alain Guyomarch）、托马斯•里瑟（Thomas Risse）、佛兰西斯科•迪纳（Francesco Duina）、阿德里安娜•赫里迪亚尔（Adrienne Héritier）、马丁•肖恩（Martin Schain）、詹姆斯•卡帕拉索（James Caporaso）、约翰•基勒（John Keeler）和雅克•勒•卡休斯（Jacques Le Cacheux）。
　　在本书第二部分，即关于资本主义模式的部分，我从与此有关的形形色色的学术研讨会和小型讨论会中获益匪浅。我为此要感谢这些小型研讨会的参加者。这种活动的举办单位包括：柏林科学研究中心（Wissenscharfzentrum）、欧洲大学研究院、伦敦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除了上面提到的参加者外，我特别要提到以下参加者：沃尔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鲍勃•汉克（Bob Hancké）、苏珊娜•吕茨（Susanne Lütz）、保莱特•库尔泽（Paulette Kurzer）、琳达•韦斯（Linda Weiss）、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尤里希•格拉斯曼（Ulrich Glassmann）、彼得•霍尔（Peter Hall）、鲁卡斯•陶卡利斯（Loukas Tsoukalis）、戴维•索斯基斯（David Soskice）、米切尔•戈耶（Michel Goyer）和佩珀•库帕尔（Pepper Culpepper）。
　　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的是政策辩论在经济调整动因（dynam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中的作用，除了那些我已经提到的学者外，我还要感谢斯蒂芬•格鲁巴，他要求我将1997年发表在《戴达罗斯》上的那篇讨论调整政治因素的文章进一步扩展。在这篇讨论政策辩论的实证论文发表之后，我又进行了更多的理论探讨，这种理论探讨得到了斯蒂芬•韦伯的鼓励，他邀请我参加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讨论会，后来我又应约在其他不同场合发表了演讲。我要感谢参加伯克利讨论会的约翰•坎贝尔（John L.Campbell）、保莱特•库尔泽、克里斯•安塞尔（Chris Ansell）、尼克•泽格勒（Nick Ziegler）、埃利奥特•波斯内（Elliot Posner）、瓦纳•贡萨雷斯（Vanna Gonsalez）；科隆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的雷纳特•美恩茨（Renate Mayntz）和沃尔夫冈•斯特里克；欧洲大学研究院的耶维斯•门伊（Yves Meny）、马丁•罗德斯（Martin Rhodes）、毛里基奥•费雷拉（Maurizio Ferrera）和菲利普•施密特尔（Philippe Schmitter）；曼海姆大学的比耶特•柯勒-科奇（Beate Kohler-Koch）、米切尔•柯诺特（Michèle Knodt） 和法布莱斯•拉雷特（Fabrice Larat）；我还要感谢布鲁诺•乔博特（Bruno Jobert）、皮埃尔•谬勒（Pierre Muller）、布鲁诺•帕利艾尔（Bruno Palier）、让•雷卡（Jean Leca）、马克•布莱思（Mark Blyth）、凯特•麦克纳马拉（Kate McNamara）、科林•海耶（Colin Hay）、克劳迪奥•拉迪埃利（Claudio Radaelli）、乔纳斯•庞杜森（Jonas Pontusson）、阿米•沃登（Amy Verdun）和马丁•赫林（Martin Hering）。
　　这部书的写作花费了许多时间。我要感谢波士顿大学宽松的假期政策使我有时间在欧洲进行研究活动。我要感谢下列机构以访问学者的方式为我提供的帮助，包括巴黎的法国政治学院（Institut d’tudes Politiques）、牛津大学奈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院、科隆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 in Cologne）。
　　最后，我还要感谢布鲁塞尔和各国首都的政府官员、企业官员、新闻记者和学者们，他们在访谈和讨论过程中提供的思路对本书的写作很有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下列人员，他们是：卡雷尔•范•米耶特（Karel Van Miert）、戴维•威廉姆森（David Williamson）、菲利普•德•舒塞特（Philippe de Schootheete）、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米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路易斯•施维茨（Louis Schweitzer）、让-路易斯•贝法（Jean-Louis Beffa）、安德烈•利维-朗（André Lévy-Lang）、米切尔•波恩（Michel Bon）、让•甘杜斯（Jean Gandois）、米切尔•墨特斯（Michel Mertes）、乔舒卡斯•费希尔（Joschka Fischer）、甘特•霍夫曼（Gunter Hoffman）、赫斯特•艾哈麦克（Horst Ehmke）、沃尔夫甘•泽（Wolfgang Zeh）、汉斯-奥拉夫•亨克尔（Hans-Olaf Henkel）、阿尔布里切特•缪勒（Albrecht Muller）、诺伯特•魏泽雷克（Norbert Wieczorek）、汉斯-伊里奇•克劳泽（Hans-Uirich Klose）、哥特•珀普（Gerd Popper）、希尔玛尔•科佩尔（Hilmar Kopper）。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的名字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我要感谢蕾妮•哈费尔坎普（Renée Haferkamp）为我安排了剑桥的采访活动并提供了进入布鲁塞尔的机会。我还要特别提及：许多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提出的评论和观点都被用于本书的撰写。在我上面提到的朋友中，我还要再次提及他们，感谢他们所提供的学术帮助以及在反复阅读本书初稿中所表现出的巨大耐心，尤其是弗里茨•夏普夫和保莱特•库尔泽。最后，我还要特别衷心地感谢朱利昂•霍华兹（Jolyon Howorth）所提供的所有帮助。

　　　　　　　　　　　　　　　　　　　　　　　　　　　　　　　　　　　　　　　　薇安•A.施密特
　　　　　　　　　　　　　　　　　　　　　　　　　　　　　　　　　　　　　　　　2002年2月


　　　　　　　　　　　　　　　　　　　　　　中文版序言

　　2002年，当《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首次出版时，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正在独领风骚，全世界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在效仿美国和英国的成功经验，纷纷对金融市场实施自由化政策，放松对企业的管制政策，放宽对劳工市场的限制政策。那些传统上劳资关系协调和国家影响较普遍的欧洲国家，正在承受着福利国家成本、过度管制的劳工力量和过度干预的国家力量造成的沉重负担，它们被认为是“市场与效率之战”中的失败者。当时，许多人都曾预言过它们的衰亡，现在情况不同了。自从2008年金融市场崩溃和随后的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优越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那些从慷慨的福利国家政策中获得“自动稳定器”的国家能够更好地抑制失业的增加，也能更有效地减缓危机给劳动人口和穷人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些劳资关系组织程度高的国家能够更有效地通过协商方式改变工资和工作条件，那些国家干预更普遍的国家则能在全国范围内更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以应对危机。美国对危机的迅速反应能力并非全部来自其资本主义模式，而是来自其独具的特征，其中包括美国的全球经济领袖的地位，以及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工具的地位——这使美国能够继续从全球各地吸引大量的投资。
　　本书总的论点是：全球化与欧洲化的力量既没有带来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学者所断言的那种情况，即资本主义正在向新自由主义模式趋同；同样，也不像其他学者在21世纪初所断言的那样，资本主义继续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调控市场经济两种形态存在。至少，欧洲历史上形成的三种资本主义形态仍然存在，构成第三种形态的是国家增强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管制资本主义，今天，我将其称为“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SMEs）。在典型的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国家内，国家不仅在战后时期，而且在今日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国家的影响从8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减弱，但它对企业和劳工仍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在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内，不管怎样，国家的干预比自由市场经济（LMEs）和调控市场经济（CMEs）更为普遍，方式也更不同；同时，企业与劳工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同，尽管企业和劳工面临的全球化和欧洲化带来的体制调整和经济调整压力是相同的。
　　那么，哪些国家符合这三种形态呢？在本书中，我重点分析了欧洲的三个典型案例：英国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代表的管制市场经济和法国代表的国家影响市场经济。如果超越这三种典型案例和欧洲范围，我们的结论是，单纯从数量上看，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市场经济模式。自由市场经济当然存在，但在数量上没有那样多。它们主要包括英语国家，实际上，只有美国、英国——某种程度上还有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这种情况。调控市场经济国家的数量要稍微多一些，但也不那么多。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包括德国以及荷兰、丹麦、奥地利、瑞典和瑞士这样的欧洲小国，而在亚洲，可能只有日本。相比之下，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国家影响市场经济国家，在欧洲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亚洲国家中包括韩国，按理说也应包括日本，还包括拉美一些国家。重要的是，将资本主义模式分为两种形态的方法与将资本主义模式分为三种形态的观点并没有多少矛盾（除了前者坚持只存在两种资本主义外），因为被归入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范畴的国家恰恰就是那些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和调控市场经济两种模式要求的国家。然而，如果存在如此多的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国家，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超越典型案例的限制，也将那种强调金融市场趋同的观点和强调企业趋异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暂时抛开，这样不仅能够区别金融市场和企业的各种特征，而且能够区别国家和劳工的特征。
　　就特定的国家来说，我们必须承认，它不仅是规范私营政治经济主体行为的政治经济基础，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内的“自由型”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内的“促动型”国家和国家影响市场经济内的“影响型”国家（或国家增强资本主义）。国家也用各种方式制定着改革政策，这些方式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典型模式的要求，例如，自由型国家可能干预更多，促动型国家可能削弱调控，影响型国家可能促进调控或使调控自由化。同样重要的是，国家是规范改革进程的政治制度基础，无论它是以单一主体制度（或“简单”政体）的形式存在，还是以多元主体制度（或“混合”政体）的形式存在。在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单一主体制度内，控制行动是通过单一的权力机构来传导的；而在德国这样的多元主体制度内，控制行动是通过多种权力机构来传导的（见本书第一部分的讨论）。最后，国家也是改革的政治动力来源（本书第三部分有详细论证）。
　　本书不仅向读者证明，传统的方法常常低估（如果不是忽视的话）国家作为关键主体的重要性，而且也表明，传统方法的分析框架在强调连续性而非变化的同时却进一步忽视了国家的作用。这种分析框架包括历史制度主义方法（HI），认为国家仅仅规范着政治经济制度路径依赖的一些规则和规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RI），认为国家仅仅制约着政治经济主体理性选择的激励结构。为说明变化的动因，本书采用了另一种方法论，即话语推论制度主义，它的重点放在公共话语思想的本质内容和互动过程方面，认为通过这种公共话语，政治主体能对公共行动进行探讨、协调和沟通（本书第三部分将有专门论述）。
　　目前，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普遍加强了干预，特别是从对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方面看，因此，将国家作用重新纳入政治经济分析框架的时机很适宜。然而，这种无处不在的新国家干预主义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所有国家都在为稳定金融市场而进行深度干预（通过放任政策）的时候，资本主义各种形态之间的差异还重要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各国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背后的思想和公共话语，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差别依然明显存在。英国自由市场经济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最突出的对比。美国一度迟迟不动，听凭莱曼兄弟破产，众议院强烈抵制“金融社会主义”，然后才步英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后尘，开始股权收购。英国自由市场经济比美国能够采取更好的行动，这不仅是因为英国的政治制度因素，也是因为英国执政党理念上的差异（“新工党”对布什的白宫），以及深深根植于历史传统的对国家的态度（在英国，国家在有限领域中的强势地位有更多法理基础的支持）。法国的国家影响市场经济比英语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走得更远，它努力实现了欧元区在协调上的共识，提出了全球多边干预的建议，实行了更多的内部干预（在欧盟委员会的控制下）。在德国的调控市场经济内，情况非常有趣，国家也进行了干预，但比法国国家影响市场经济和英国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干预速度更慢也更谨慎。
　　最后，还有一个疑问。我们已经证明第三种资本主义形态的存在，并且证明了国家作用的重要性，那么，比较政治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仍然固执地无视国家的作用，而只看到一种或两种资本主义形态呢？在这里，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思想和公共话语的规范作用的话语推论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可能是有用的。
　　政治经济研究中的理性制度主义方法很容易得出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一种模式趋同的结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方法关注的是经济力量带来的压力和政治激励的内在逻辑，无论如何，这（必然）导致所有理性经济主体只以一种方式作出（理性的）反应。对于那些赞成向新自由主义一种模式趋同的人和反对者来说，这种情况为制定规范的推论策略提供了一整套理念，这种规范的推论策略的重点应当是使人们接受或抵制这种模式。
　　政治经济研究中的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虽然没有那样绝对，但却在表面上使事情变得不可避免。这种方法认为，由于各国长期受到不同的历史规则和规程的限制，结果只能是演变为自由市场经济和调控市场经济两种模式。对于那些试图反驳向新自由主义一种模式趋同的理论的人来说，这种方法提供了另一套理念，成为规范的推论主义策略的组成部分，这种规范的推论主义策略的重点是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有两种而不是一种存在方式。
　　那么，重新考虑国家因素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在指明第三种资本主义形态（即国家影响的资本主义形态）继续存在的同时，也证明了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一种模式的趋同或向两种形态的分化都不是必然的。其次，它在指出至少存在三种形态时，避免了让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当然还有大量处于发展阶段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因为它证明，无论如何，这些符合第三种范畴要求的国家在制度行为上采取的是不同的国家影响的政治经济模型。
　　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话语推论制度主义方法怎样呢？它们认为，一种、两种或三种资本主义形态既非绝对也非必然，因为未来将受到公共话语所传播的思想的影响。同时，它们也证明，所有三种资本主义形态之所以存在，不仅是由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结构和市场或协调的管理逻辑所决定的，也是由关于国家行为和企业与劳工互动关系的不同理念和公共话语所决定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话语推论制度主义将现实政治，即执政党和反对党政治重新放在一起考虑，说明为什么特定政体和政治经济内的政策是政治的结果，这种政治结果减少了理性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必然性。
　　因此，话语推论制度主义证明，所有市场经济的形态取决于公众的选择，选择不仅来自利益集团的权力冲突，也来自公共话语和商讨过程中的思想交锋。然而，话语推论制度主义也证明了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这种思想交锋采取了不同的推论互动模式。在本书列举的三个实例中，我们发现，制度结构使德国拥有一种协调性的公共话语机制（国家需要促使各种利益集团达成一致），使英国拥有一种传导性的公共话语机制（国家需要说服选民），使法国拥有一种协调性与传播性并存的公共话语机制（利益集团和中间选民或街头示威者的利益均需要考虑）。本书的规范推论主义策略是正确理解这些特定的思想——为了把政治重新归入政治研究框架内，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国家因素。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本书的论点有助于判断欧洲模式是否（或如何）适用于中国的制度。中国国家的强大作用决定了其制度有别于欧洲两种典型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和调控的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符合本书提出的第三种形态吗？我认为，这必须由中国读者自己来判断。重要的是，这要求读者不仅要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政策和政治学角度来思考国家的性质，而且要思考企业与劳工的性质。读者（他或她）也不应当受国家、企业劳工协调与路径依赖的理性逻辑分析的限制，这样才能考察在协调、沟通和讨论公共与私人行动时，公共与私人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政治动因。
　　中国的读者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制度最接近欧洲的国家增强市场经济模式，然而，中国形成的是独具特色的混合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与调控市场经济的要素与国家增强市场经济要素并存。地域上的广阔性和地区上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不容易被归入任何一种范畴。我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指出，今天的欧洲虽然在国家层面上可能被划分为三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形态，但未来是不确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在行业和地区上的形态很可能更加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形态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可能已经存在，我愿意将此留给读者来判断。
　　借本书中文版出版的机会，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裘元伦教授主持的重大课题“欧盟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选择我的这本专著，更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薛彦平教授和张敏教授，以及参加此书翻译工作的其他学者，感谢他们在翻译工作中表现出的认真负责态度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我也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祝得彬先生和其他编辑们。我感到欣慰的是，通过本书的中文译本，更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可以了解我的观点。同时，我也希望，这将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各种形态的特征和局限性开始新一轮的讨论。

　　　　　　　　　　　　　　　　　　　　　　　　　　　　　　　　　　　　　　　　薇安•A.施密特
　　　　　　　　　　　　　　　　　　　　　　　　　　　　　　　　　　　　　　　　2009年8月30日


　　　　　　　　　　　　　　　　　　前　言　欧洲通向未来之路

　　这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面临两个方面的诱惑：有人全面迎接变革，欢呼旧事物的终结和新事物的胜利；有人对这种变化不屑一顾，认为“万变不离其宗”（plus ca change）。在过去1／4个世纪里，这种争论同样也出现于欧洲国家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力量面前的政治经济变革。特别是全球化，它被人们欢呼为一种所向披靡的力量，消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所有国别差异，迫使各国政府接受同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和政治，因而实现了趋同。因此，他们认为全球性力量极大地破坏了政府决策自主权和对本国境内经济力量和经济主体的控制权；迫使政府将货币政策货币化（monetarize their monetary policies），对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化，取消对企业管制并实行私有化，分散劳工市场权利并使福利国家合理化；缓慢而稳步地迫使传统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让位于标准化的（one-size-fits-all）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推动所有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公共话语，进而消除了左右翼之间的差异。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的影响被无限夸大了，各国政策、实践和政治中的变化并不像人们原来设想的那样多。因此，他们的论点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大多来自国内而非外部，国家自主权和控制权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各国所采取的货币主义、自由化、私有化、取消管制和紧缩政策存在差异；资本主义在各国的表现形式仍然不相同；各国在思想和公共话语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在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方面。然而，无论学者们如何看待全球化的原因、范围、影响，无论他们是把全球化视为一种威胁、一种机会、一种国内力量的工具还是一种驱动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承认：各国对全球化的反应造成其货币、工业、劳工和社会等政策的变化；强调市场融资、公司利润和劳工弹性带来了实践方面的变化；利益联盟（interest coalition）、政党立场（party positions）、公共舆论和符合法理基础的公共话语（legitimizing discourses）导致了政治上的变化。
　　欧洲化虽然没有带来全球化那样的问题，但它同样也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有些学者认为，欧洲联盟利益优先于成员国利益，欧盟的共同政策造成了各国自主权和控制权的严重损失；另一些人则认为，各国从欧盟机构中获得的共同控制权已经抵消了这种损失。此外，有些学者认为欧洲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给各国货币、工业、劳工和社会政策造成的压力；另一些人则认为欧洲化抵制了全球化压力造成的极端后果。最后，有些人认为欧盟不仅造成了各国经济政策的趋同，也造成了各国经济实践和政治的趋同；另一些人则认为，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各国在政策体制、资本主义模式、思想和公共话语方面的差异继续存在。同样，无论学者们如何看待欧洲化的范围、影响和欧洲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一点，即各国对欧洲化的反应给各国政策、实践和政治带来的变化要比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更大。
　　本书在这些争论中采取了中间立场（middle way）。我的主要论点是：全球化和欧洲化批评者的忧虑被严重夸大了，但超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思想力量所带来的变化确实存在，它们虽然改变了各国经济政策、实践和公共话语，但却没有造成趋同。现在，各国政策更加接近，特别是当各国实行欧洲共同政策的时候，但这些政策并不是相同的。各国的实践虽然也在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但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些国家归入三类而不是两类或一类资本主义模式。各国公共话语诱发了政策和实践的变化并为这些变化提供了法理基础，这种公共话语不仅截然不同，而且十分重要。那么，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条件导致一些国家对全球化和欧洲化压力作出了比其他国家更有效的反应呢？什么样的长期政策遗产和政策偏好使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容易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呢？什么样的经济实践使一些国家能够在竞争压力面前继续保留过去的做法，而另一些国家则感到有必要实行重大变革呢？关键的政策主体如何才能摆脱妨碍变革的既得利益和制度障碍而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并通过为公共话语提供法理基础来使公众接受改革呢？
　　我们通过考察法国、英国和德国不同的调整路径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初步答案。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研究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影响的个案，主要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欧盟三个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在欧盟中是三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同时它们也具有明显的国别特征。长期以来，英国、德国、法国三国代表了三种典型的体系：在经济政策上，英国是传统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法国是中央集权主义（statism），德国是合作主义（corporatism）；在经济实践上，英国是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法国是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德国是管制资本主义（managed capitalism）；在经济公共话语和政策范式上，英国战后的公共话语推崇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范畴，法国战后的公共话语推崇的是国家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范畴，德国战后的公共话语推崇的是社会市场经济范畴。因此，我们通过对英国、德国、法国三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政策、实践和公共话语方面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比较，很可能解答最近20多年来一直困扰社会科学家的那些问题。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讨论各国面对全球化和欧洲化压力时的经济政策调整，第二部分论述经济政策变化对各国经济实践的影响，第三部分考察造成这些经济政策与实践变化并为这些变化提供法理基础的公共话语。在这三个部分中，我们用英国、德国和法国调整的实际经验来阐明理论观点。
　　在第一部分第一章中，我给全球化和欧洲化下了定义，分析了全球化与欧洲化的范围和局限性，指出了全球化与欧洲化的差异。本章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趋同压力和国家自主权与控制权的损失，这些都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争论的焦点。我的观点是：作为推动变革的一对经济、制度和思想力量，全球化与欧洲化确实限制了各国的政策选择，但这并没有导致政策上的趋同，因为各国政府仍然在小范围内享有选择权。各国政府确实失去了某些自主权和控制权，但它们设法通过单独或集体的行动保留或获得了另一些控制权，即重塑国家监管权力或影响或分享超国家机构的共同控制权，后一种情况造成了更多的自主权的损失。欧洲化是一个例子。欧洲化不同于欧洲一体化，它指的是欧盟决策在国内的影响，欧洲化造成的自主权和控制权的损失比全球化更大，但从超国家机构获得的共同控制权也比全球化更大，因为欧盟不仅是全球化的诱导力量也是全球化的屏蔽力量。
　　在第一部分第二章中，我探讨了全球化和欧洲化对各国政治经济政策造成的不同影响，重点放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政策调整方面。在本章中，我充分利用了比较公共政策学者的部门研究法（sector-specific work），试图对政策调整中的主要变量给予系统的描述。这些变量构成要素中包括用来解释某一时期政策调整动因的调解因素（mediating factors），如一个国家在全球化和欧洲化压力面前暴露的经济脆弱性，针对这些压力进行经济调整的政治制度能力，在政策和决策体制中决定着变革需要的政策遗产，决定着一个国家是否接受变化的政策偏好，通过影响人们对经济脆弱性、政策遗产和偏好认识来提升政治制度能力的公共话语。在本章前半部分，这些调解因素成为分析德国、英国和法国针对全球化和欧洲化经济压力所进行的货币政策、工业政策、劳工政策和社会政策调整的有效工具。但是，这些调解因素还不足以说明各国在特殊政策领域针对欧洲化造成的制度压力所作出的反应。在本章后半部分，我详细说明了欧盟各种调整压力（特定决策、决策建议、非决策建议）和潜在的调整机制（强制、模仿、监管竞争）等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欧洲货币一体化、金融服务以及电信、电力和运输等一系列部门的改革结果（维持现状、吸收、调整）。我的发现是：英国吸收了这些部门中同欧洲相关的变化，但货币一体化是个例外，在这个方面英国的反应是维持现状；德国接受了同货币一体化有关的变化，但对多数其他部门也作出了调整；法国对多数部门作出了调整，但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服务部门是个例外，在这个方面法国多半是维持现状。
　　本书第二部分第二章探讨的问题是，伴随各国对全球化与欧洲化压力采取的对策，各国资本主义模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章涉及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我的论点是：来自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压力造成了信奉战后三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内的经济实践的变化。“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将这些资本主义模式归纳为市场资本主义，即“自由主义”的国家为市场力量驱动的企业关系和依赖市场的劳资关系提供了保证，英国具备了这样的特征；管制资本主义，即“促成型”的国家推动着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性的劳资关系，德国是最好的说明；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sim），即“干预主义”的国家组织企业之间的合作并推行劳资合作，法国是一个缩影。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趋同，既没有像许多全球化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向一种资本主义模式趋同，也没有像“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当代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向两种资本主义模式趋同。资本主义三种形态仍然存在，但它们都在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变化。传统的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变得更加市场资本主义化；传统的管制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保留着许多基本特征但却通过吸收市场资本主义元素变得更具有竞争力；传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吸收了市场资本主义和管制资本主义的元素，但却没有因此就变成市场资本主义或管制资本主义。在本章中，我先简单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的三种典型模式和信奉这三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继续存在的差异，然后我比较了这些模式的利弊，这有助于解释过去30年中三种资本主义模式的演变。
　　第二部分的第四章详细考察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经济实践调整的动因，以便阐明这些国家在调整各自资本主义模式下的企业关系、国家与企业和劳工关系、劳工关系过程中所选择的不同路径。我认为，英国的模式原先并不是战后最理想的市场资本主义模式，但后来的发展使它更接近这个模式，其企业关系更具竞争性、国家关系更加疏远、劳工关系更依赖市场。我也发现，德国模式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多少变化，但目前正在向着更具有竞争性的管制资本主义模式过渡，德国的传统模式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因为企业关系网变得松散了，劳工关系的合作因素减少了，政府则在努力促进这些变革。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法国曾经是战后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缩影，但法国的模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国家已经大踏步退出，但并没有完全离开，而企业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我指导，劳工更依赖市场。
　　在第三部分第五章中，我分析了各国的公共话语（national discourses），这些公共话语导致了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下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实践的变化，同时也为这些变化提供了法理基础。本章涉及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等各个学科的思想和公共话语文献，以最大限度地、广泛地利用各种研究方法。我在本书中特别指出，公共话语确立了对变革的共识，在经济调整动因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义上的公共话语是指各种决策参加者彼此之间就某一特定的政策计划所形成的话语信息，或者是向公众传达的话语信息。我的观点是，取得这样的共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公共话语的构想（ideational content），即能否为制定政策措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找到有说服力的论据；二是互动过程（interactive process），即公共话语通过这个过程使各种决策参与者能够协调政策措施的制定，使他们能够就此与公众进行交流。然而，不同的制度性条件也制约着公共话语。有些国家的政策制定属于相对少数精英控制的领域。例如，英国和法国更强调的是与公众的沟通；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政策制定则属于广泛的决策参与者共同控制的领域，公共话语强调的是如何协调这些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与公众的沟通过程。最后，我从理论上阐明了公共话语的必然影响（causal influence），即公共话语的作用超越了不同公共话语条件（discursive contexts）内的利益、制度、文化的互动关系。我认为，在以沟通为主的公共话语（communicative discourse）环境下，这种必然影响可以通过政策出台后一定时期内的舆论转变和政策连续性清楚地表现出来。相比之下，在以协调为主的公共话语（coordinative discourse）环境下，公共话语的影响可以更迅速地被人们感受到，无论是否先实行了某种政策。
　　在第三部分第六章中，我阐明了公共话语为什么十分重要，并进一步说明了在英国、法国、德国调整的政治动因中，公共话语在何时、何处和如何发挥重要作用。在英国，右翼政府的沟通性公共话语很早就被证明具有推动改革的作用，它成功地阐明了1979年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至于现在的左翼政府又恢复了这些政策措施和这种公共话语方式。相比之下，法国的左右翼政府均设法使公众相信了1983年开始的适度的新自由主义（moderate neo-liberalism）政策措施的必要性，但却没能使公众相信其合理性。因此，法国政府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在寻找一种具有充足合理性的沟通性的公共话语方式。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德国，德国的左右翼政府在改变战后政策措施上遭遇到困难，更不要说阐明这种变化的合理性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组织的协调性公共话语很难使主要决策参与者和公众相信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总之，我的论点是：由于全球化和欧洲化施加的影响不同，英国、德国、法国三国的起点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最终的结果也不同。在欧盟内部，英国对全球化压力较早作出了反应，因此在许多政策上都走在了前面，它沿着传统市场资本主义的方向走得最远。英国在这方面的成功主要在于其能够推动变革的公共话语为政策和实践的变革提供充分的法理基础。相比之下，德国很晚才感受到全球化和欧洲化带来的压力，直到最近仍然坚持战后形成的管制资本主义模式，目前正在开始调整战后的公共话语方式，以便为变革提供法理基础，但德国的做法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最后，法国在全球化和欧洲化压力面前经历了巨大的政策调整，改变了战后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但法国同样直到最近也没有为自己的公共话语找到法理上的支持。
　　本书使用了多种方法。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在分析欧洲各国不同政治经济政策和实践时主要采用了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方法；在分析这些政策的和实践的利益基础（interest-motivated basis）时，主要采用温和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假设方法；在分析决定这种政策和实践以及利益观的不同的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s）上，采用了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方法。本书所有章节都有意混合使用这些不同的方法。我认为，当你的目的是探求一种复杂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为一种理论寻找案例或者证明一种方法论的时候，你需要尽可能多地使用各种各样合适的方法，这样才能充分探讨问题，因为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法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对现实的解释也不同。总之，我们不仅需要理解某些行为后面的利益动机，而且要理解构成这些利益的文化规范和价值，更要立即制约或促进这种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安排。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在阐明政治经济变化时，我们不仅要理解决定政策和实践的利益因素、影响政策和实践的制度因素、制约政策和实践的文化因素，而且要理解思想和公共话语因素，因为它们改变着利益因素，重新塑造着制度因素，重新规范着文化因素。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在本书第三部分提出，为了能理解经济调整背后的政治学因素，必须在公共话语分析中使用新的方法。我试图克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这三种制度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我发现，对利益、制度和文化的单方面描述并不能说明变化的动因，只有对行动的推论基础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说明这种变化动因。然而，我的选择是提出自己的分析方法而不是从日益浩瀚的思想和政策分析中选择某一种方法，因为这类研究多半受到分析对象的局限；或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过于规范。
　　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前言欧洲通向未来之路使用“公共话语”这样内涵如此丰富的术语作为本书的核心概念，我显然是踏入了某种雷区，因为使用同一术语的形形色色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定义和目标都不同，这使我在使用这个术语时颇感不安。然而，我确信自己避免了许多重要的误解。因为在使用这个术语时，我对这个术语给予了明确的定义，说明了这个术语在解释法国、英国和德国案例时在方法上的有效性，从实证角度说明了公共话语在何时、何处和如何影响政治经济变化。我不仅提供了公共话语本身的证据，即政治演说、党派纲领、政府声明、反对派立场、公共辩论和媒体评论表达的内容，而且提供了公共话语效果的证据，如选举结果、民意调查、专家评论，以及各种决策参与者达成的谈判协议等。我的方法既不从属于某种理论也不构成某种理论。从认识论角度讲，它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或社会学制度主义方法有类似之处，即只提供了一种描述语言和分析框架，使人们能够对存在的现象进行划分、描述和分析，这种方法只能用于某些特定条件，即能够产生理论并证明理论的条件。因此，我发现，可以将本人的分析方法定义为“推论式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这样就可以将它同形形色色的公共话语分析方法区别开来，同时也使它跻身于政治科学中其他“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方法之中。
　　简言之，本书试图使用政治科学若干领域不同的方法论，在政策、实践和政治学三个方面提出理论上的论据，这样就在分析比较欧洲国家面对全球化和欧洲化时的经济调整时采用了一种创新性的方法。从许多方面看，这种创新源于我所承担的任务的高度复杂性。
　　在一本以国别分析为主的书中，对政治经济政策、实践和政治的变化问题的描述很容易同对时代变迁的描述混淆在一起。然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欧洲和国别三个层面上对两个以上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活动进行比较，就必须注意政策、实践和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在此处面临的问题是：政策、实践和政治三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假如不参照其他两个方面，即使没有说明上的局限性，我们也不可能充分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果不了解政策背后的政治学，我们就不能说明政策变化，同样也不能说明伴随政策变化而出现的实践变化；如果不了解发生在实践变化之前的政策变化以及先于政策变化而出现的政治变化，我们也不可能说明其后出现的实践变化；如果不了解政治变化预示的政策和实践变化，我们也就不可能说明这些政治变化。此外，脱离政治学基础的政策可能将基于利益的理性选择（interests-based rationality）和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现象简单地归因于那些使未选择路径更加模糊的决定或行动的内在文化因素；脱离政策或政治学基础的实践可能使变化表面看上去更像是经济因素决定或依赖路径的；脱离政策和实践基础的政治学在提出思想和公共话语的同时，却不承认推动和制约着变革的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承认约束或推动决策参与者的制度性条件的作用，不承认那些激励着信奉不同思想和公共话语的决策参与者的“客观”利益集团的作用。
　　读者可以通过下面的论述，看到我是如何巧妙地论证三个方面因素之间的依赖性和差异性的。我希望说明：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分开，可以使理论和实证分析更加清晰，然而，若要充分认识全球化和欧洲化对英国、德国、法国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均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