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李期耀与“启微”：在大社里创业，他做出了一个学术品牌

本书应该说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一个实践，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能够帮助我们不仅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对认识20世纪中国城市、城市社会以及与中国政治之关系都将有所裨益。微观历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茶馆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起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王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

中文版序…………………………………………………………………………………………001
英文版序…………………………………………………………………………………………001
引子——早茶……………………………………………………………………………………001
第1章　导言——城市、茶馆与日常文化 ……………………………………………………011
城市和茶馆…………………………………………………………………………………014
茶馆的攻击者与捍卫者……………………………………………………………………018
城市史视野中的茶馆………………………………………………………………………028
茶馆叙事中的地域论………………………………………………………………………030
茶馆的生态与环境因素……………………………………………………………………033
资料与文本解读……………………………………………………………………………039

第一部　茶馆与社会
第2章　闲茶——悠闲与休闲 …………………………………………………………………059
坐茶馆与吃闲茶……………………………………………………………………………062
社交——一个社区和信息中心……………………………………………………………075
茶馆文化——茶馆中的语言和惯习………………………………………………………087
茶馆休闲的多重角色………………………………………………………………………095
第3章　娱乐——戏园与观众 …………………………………………………………………105
茶馆——民间艺人之谋生地………………………………………………………………108
剧目与地方戏改良…………………………………………………………………………120
茶馆戏园——新的公共舞台………………………………………………………………129
观众…………………………………………………………………………………………135
娱乐控制……………………………………………………………………………………139
大众娱乐与休闲政治………………………………………………………………………143
第4章　群体——阶级与性别 …………………………………………………………………156
商人和小贩…………………………………………………………………………………157
人以群分……………………………………………………………………………………165
阶级畛域……………………………………………………………………………………168
性别歧视……………………………………………………………………………………175
公共生活的集体选择………………………………………………………………………184

第二部　茶馆与经济
第5章　经营——小本生意的管理和竞争 ……………………………………………………195
数据分析……………………………………………………………………………………198
资金和财务…………………………………………………………………………………201
经营和管理…………………………………………………………………………………207
税务负担……………………………………………………………………………………219
环境和卫生…………………………………………………………………………………221
小本生意的生命力…………………………………………………………………………233
第6章　公会——周旋在行业与国家之间 ……………………………………………………249
组织结构……………………………………………………………………………………253
价格控制……………………………………………………………………………………255
组织抗税……………………………………………………………………………………262
协调关系……………………………………………………………………………………266
限制数量……………………………………………………………………………………268
国家控制与行业利益………………………………………………………………………272
第7章　堂倌——艰难环境中的挣扎生存 ……………………………………………………285
“茶博士”…………………………………………………………………………………288
在男人的世界讨生活………………………………………………………………………292
茶社业工会…………………………………………………………………………………295
艺人工会……………………………………………………………………………………301
性别冲突与性骚扰…………………………………………………………………………302
男女茶房的社会形象………………………………………………………………………307
性别、劳工与国家…………………………………………………………………………312

第三部　茶馆与政治
第8章　讲茶——超越国家的控制 ……………………………………………………………327
袍哥大爷……………………………………………………………………………………329
摆茶碗阵……………………………………………………………………………………334
茶馆讲理……………………………………………………………………………………340
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345
第9章　混乱——日常生活的冲突 ……………………………………………………………351
日常纠纷……………………………………………………………………………………354
为生计而挣扎………………………………………………………………………………360
“借刀杀人”………………………………………………………………………………363
茶馆与邻里的矛盾…………………………………………………………………………366
暴力阴影下的茶馆生活……………………………………………………………………369
军人和战时混乱……………………………………………………………………………373
公共生活的末日？…………………………………………………………………………375
第10章　秩序——公共空间的政治……………………………………………………………381
从改良到革命（1900～1916）——重新打造茶馆………………………………………386
军阀统治（1917～1936）——政治动乱中的茶馆………………………………………390
抵抗的政治（1937～1945）——“吃茶与国运”………………………………………394
从“休谈国事”到“茶馆政治家”………………………………………………………403
一个时代的结束（1945～1950）——严密控制茶馆……………………………………407
千变万化的政治万花筒……………………………………………………………………410
第11章　结论——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421
一个微观世界………………………………………………………………………………422
日益增强的国家干预………………………………………………………………………425
比较视野中公共领域与公私关系…………………………………………………………426
时空转换中的公共生活……………………………………………………………………431
茶与酒的对话………………………………………………………………………………436
小商业和日常文化的凯旋…………………………………………………………………440

尾声——寻梦……………………………………………………………………………………453
附　表……………………………………………………………………………………………459
征引资料目录……………………………………………………………………………………476
译后记……………………………………………………………………………………………505

中文版序

我对茶馆的兴趣，应该说是始于1980年代写《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时，但当时所有到手的关于茶馆之资料，不过是傅崇矩晚清所编《成都通览》上的寥寥数语（也是人们广泛引用的资料）和1980年代初陈茂昭在《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上的一篇回忆，虽然资料的缺乏使我难以对茶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这个课题一直在我脑中萦绕。在为《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不断发现关于茶馆的记录，遂逐渐萌生了专门就茶馆写本专著的念头。1998年，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权力、文化与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Global Studies in Power, Culture, and History），宣读了我第一篇关于茶馆的论文《闲人和忙人——20世纪初成都茶馆与公共生活》，这篇论文2000年发表在美国《城市史杂志》上，修改后的中文本次年又以《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发表在《历史研究》上。2001年当《街头文化》英文本交出版社后，我便全力以赴进行这本《茶馆》的写作。
2003年初稿成形后，便开始了漫长和艰苦的修改过程，其间众多学者耳提面命，还在国内外利用演讲该主题的机会，听取大家高见。稿子每从头到尾大改一次，我另存一份电脑文件，等书最后定稿，整整12个版本！虽然不能说我对本书完全满意了，但最后与最初版本相较，真有天壤之别。从第一篇论文到专著出版，其间刚好经历了10年。
西方历史学家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人类学者，对一个地区进行孜孜不倦的长期田野考察。写作《跨出封闭的世界》使我对四川的社会和文化有了宏观的理解，但《街头文化》和本书以成都为中心，这个城市的微观世界令我心醉。我现在正在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茶馆与公共生活，也是以成都为焦点。这三本书可以算是一个中国城市微观史和成都叙事的“三部曲”吧。在《街头文化》中，我的焦点放在精英和大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抗上。但本书的中心则是两个基本线索，一个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另一个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刚开始这个研究计划时，由于资料的缺乏，原来是打算利用有限资料写一本百年成都茶馆的历史，但由于从成都市档案馆发现的丰富的有关茶馆档案，使我决定以1950年（成都被解放军接管是1949年12月27日）作为分界，写两本书。我至今仍然记得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有关茶馆档案时的兴奋之情，甚至回美国时也不放心将资料托运，一直随身携带，不敢让其须臾离开自己的视线，生怕丢失。在英文本出版后，便想尽快能使本书与中国读者见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十分高兴中译本顺利完成。这里借用中文本出版的机会，简要将我研究这一课题的现实与理论思考作一些交代。

强国家与弱社会
在这本书中，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要用简单一句话，就是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国家”这个词在本书中经常出现，本书导言部分对这个词进行过解释。在英文中，与中文“国家”一词相近的词至少有三个是常用的，即country、nation和state。但这三个词在英语中有明显区别，country是从地缘的角度讲“国家”，nation是从民族的角度讲“国家”，而state是从国家体制和国家机器角度讲“国家”。在本书中，我所讲的“国家”是state，因此经常又是政府的同义词。作为state的“国家”，在本书中有时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当相对人民而言，它是“政府”，可以是中央政府，也可以是地方政府，在军阀时期也可以是军阀政府；当相对地方而言，它是“中央政府”，具有state和“全国的”（national）的双重含义。
这里还有必要对本书中的“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进行一些解释。我认为所谓地方文化，就是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地域的一种文化现象。由于过去交通不发达，社会相对分离，所以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国家文化”是我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英文我用的是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state所推行的文化。而对国家文化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时空的转移，特别是近代由于交通的发展和政治的冲击，地域间的交流不仅更频繁，规模也在扩大，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意思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两个概念之间经常发生游离。但是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国家文化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现代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步调统一，但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以今天的中国城市为例，虽然建筑是丰富多彩的，但城市外观和布局日趋千篇一律。中国今天地域文化逐渐消失，现代化使中国文化日益趋向同一。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国家情结，认为只要为国家的大一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对地域文化的衰落以及消亡是不会有一丝半点的遗憾的。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民族文化，宏大的国家叙事，无疑在建构强势的国家政权中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能满足那些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人们的野心。
国家政权深入社会底层的努力，是从晚清开始的，民国时期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的失败，新政权的建立，使国家机器的强化达到顶峰，这是20世纪现代化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近代中国，爱国者们所憧憬的“国富民强”的“国”，是作为民族（nation）的国，而非国家机器或政府（state）的国。一个过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是经常与“国富民强”背道而驰的，甚至使民权进一步弱化，人们只好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出现一个“好政府”上。其实，作为民族的国家和作为政府的国家的强弱经常是成反比的，例如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是最强大的，但作为国家机器是相对很弱的，因为国家的权力被“强民”（或社会）所分化，特别是公民手握有选票这个民主制度最强大的武器，而只有在“民强”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但是在中国，整个20世纪基本上都走的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的路子。公民与国家（state）始终是一对复杂的关系，前者始终是弱者，是保护公民利益，还是保护国家利益？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矛盾，是保护地方文化，还是保护国家文化？无论这些关系对人民和民族有利还是有弊，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国家有着无法挑战的绝对权威，那是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的。当国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么国家无非成了剥夺公民利益的工具。在现代化早期，需要加强国家权力以推动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但如果国家权力大到任何力量都无法制约的时候，社会则无法发展，民权则无法伸张。
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着眼点。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美国学者冉枚烁（Mary Rankin）、罗威廉（William Rowe）、全大伟（David Strand）使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概念来研究近代中国时，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认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概念不适合于中国。我在撰写《街头文化》一书时，主要考察公共空间是怎样演变成社会政治空间的，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公”在地方政治中的角色。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了，不是“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是否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而是采用这个概念来研究中国时，怎样定义这个概念的问题。其实冉枚烁在研究浙江、罗威廉在研究汉口、全大伟在研究北京时，不存在所谓哈贝马斯的概念的误用问题，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同哈贝马斯使用同样的概念，而且事先申明与哈贝马斯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事实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并非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样总是一个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它同时也是指物质空间。我将在本书的结论中对这个概念进行具体讨论。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即使退一步，按照比较严格的哈贝马斯的概念，即把公共领域视为与国家权力对抗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茶馆仍然不失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正如在本书第8章中所讨论的，我们看到国家的司法权是怎样在社会基层被分化，一个“最民主的法庭”（虽然这种说法理想化了这种社会活动）是怎样在发挥着稳定的作用。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欧美城市史学者对公共聚集场所，诸如咖啡馆、酒馆、酒吧间等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那些地方，陌生人聚集，交流信息，进行家庭和朋友之外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间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种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从事着日常生活活动。但是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长期为城市史学者所忽视，因此，我希望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考察，揭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探索国家（state）在公共空间的政治话语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便处于有“国家”无“社会”的时代，国家掌握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切资源，这是前此任何政权所未能实现的。传统的“公”的领域也几乎不复存在。在城市中，从街道到单位，都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由各级政府任命的领工资的党和行政部门的大小官员，主宰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事务。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社会组织，所有名义上的社团，都仅仅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部分，无论是同业公会、工商联，还是各种文化协会，都不再有任何独立性。社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包办，但实际上国家又无力包办，社会没有了能动性，失去了活力。只有到了1970年代末之后，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及中产阶级逐渐兴起以后，才出现了部分自治的商业联合会、专业协会、联谊会、慈善会、宗教协会以及各种自愿组织等，“社会”才逐渐走向复苏，虽然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和缓慢的。
国家怎样控制社会和日常生活，是20世纪中国一直存在的问题，本书无非是从公共生活的角度，以茶馆作为窗口，系统考察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个过程。从20世纪开始，茶馆一直被政府和改良精英认为是鼓励懒惰、滋生罪恶的地方，在国家强大的话语霸权下，即使是那些为茶馆辩护的微弱声音，即使是那些茶馆和茶馆生活勇敢的捍卫者，也显示了他们的内心深处对茶馆的未来缺乏信心，虽然他们反复强调茶馆的功能，但似乎也同意茶馆是“旧”的东西，社会“进步”之后，最终新的公共设施将取代茶馆，茶馆终将消亡。但他们完全始料未及的是，经过了共产革命的胜利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国际化等，社会的确已经有了巨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中的许多东西都永远不复存在了，但茶馆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充分反映了地方文化的顽强。

新文化史与微观史
本书应该说是以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实践。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能够帮助我们不仅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对认识20世纪中国城市、城市社会以及与中国政治之关系都将有所裨益。这个研究力图回答：当传统的日常生活和休闲的方式逐渐消失，为什么茶馆能够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幸存并更加繁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考察茶馆的历史、茶馆的经济功能、作为社区中心的茶馆以及茶馆所蕴藏的丰富日常文化和政治文化。微观历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茶馆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那些细节看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对茶馆的考察给我们提供了把城市社会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的机会。虽然难以像C.金兹伯格（Carol Ginzburg）那样利用系统的宗教裁判所档案对一个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但我仍然通过挖掘茶馆——这个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的各种有关记录，以尽量详细的叙事来重构过去人们日常和公共生活的历史。事实上，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没有其他机构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有如此多的茶馆。如果把茶馆视作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无疑会使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我试图对茶馆这个“肌体”进行全面考察，从茶馆生活到经营、同业公会、雇佣以及茶馆政治、政府发布的关于茶馆的政策等，揭示茶馆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商业，怎样与城市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考察其独特的活力和文化。这个对茶馆的研究有三个内容：其一是对日常休闲的作用，其二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功能，其三是它们的政治角色。
我研究公共空间、日常生活和微观世界，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到西方新文化史、微观史的影响。新文化史从1980年代以来渐成气候，加入这个阵营的学者把普通人作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他们也从过去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方法。虽然大事件仍然是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心，但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记忆语言、大众文化等得到明显的发展。
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理论渊源的，如A.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便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认为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是看革命党能否成功地把新的文化观念传播到民众之中。但他也认识到，新旧文化经常交叉重叠，很难明显划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新旧杂存的形式显示出来。这种理论趋向在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E.P.汤普逊（E.P.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名著中体现出来。汤普逊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源于产业工人，而是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工匠。这个背景当然也影响到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行为和工人运动，因此早期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手工工匠，而非产业工人。被认为持“新劳工史”取向的贺萧（Gail Hershatter）关于天津工人和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关于上海工运的研究，便受到汤普逊研究的启发。总体看来，关于中国工运的研究，焦点仍然放在占很小比例的工厂工人身上，但在这本关于茶馆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近代城市中，手工工人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本书便通过茶馆考察小商业中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命运。
南亚下层的庶民研究学派给我们考察下层民众以极好的范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在西方的印度裔学者就南亚特别是印度庶民社会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们的成果集中在系列丛书《庶民研究》中，其代表人物是印裔的澳大利亚人R.古哈（Ranajit Guha）。当然庶民研究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如G.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便批评古哈将庶民视为一个同一体，而忽略了底层之中的不同性。斯皮瓦克有一句名言，即“底层人能说话吗”？这里实际提出的是底层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古哈表示，庶民一定要而且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可能是微弱的。这项对成都茶馆的研究证明，我们可以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声音，以他们自己的声音来考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研究下层和微观世界的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努力。
新文化史也得到人类学很大启发，例如人类学家C.吉尔兹（Cliford Geertz）的《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通过对尼加拉的研究，揭示生态、地理、政体、宗族、婚姻、结盟、村落与国家、庙会、梯田组织、灌溉会社、庆典、祭祀、权力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人类学家关注的，也是新文化史家的兴趣所在。在这里，国家庆典被隐喻为剧场表演，“国家”只有在举行仪式之时才展示出来。因此，巴厘通过公共戏剧化，即举行庆典场面来建构一个国家概念。所以实质上尼加拉只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结构，并非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实体。吉尔兹的另一部为新文化史学者津津乐道的著作是其论文集《文化的阐释》，特别是关于巴厘斗鸡的那一篇，从村民的一种日常活动中，他观察到了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他发现，虽然搏斗的是公鸡，但实际上是男人间的竞争。对吉尔兹来说，斗鸡是了解巴厘社会的一个文本，即民族文化的文本。从同样的意义来说，茶馆便是我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文本。
与新文化史齐头并进且相互影响的是微观史学。C.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应该说是微观历史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全书篇幅不大，只着眼一位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经营磨坊的农民。研究微观历史，首先需要系统的资料，宗教裁判所的详细记录为这个课题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个农民因“异端邪说”而被宗教法庭起诉，在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审讯后被处死。宗教法庭对他的审讯记录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作者从这些完整的记录中，竭力挖掘他的内心世界。例如从其在受审中所交代材料的书籍入手，分析这个小磨坊主怎样理解那些文本，从而使金兹伯格能够通过研究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建构一个小磨坊主的心灵史，并由此去解读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文化，展示意大利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金兹伯格研究的焦点，实际上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历史，从微观角度研究前现代的意大利社会和文化可谓得天独厚。G.鲁格埃罗（Guido Ruggiero）从微观史学的角度，以老妇玛格丽塔奇怪的死亡为分析案例，探讨了17世纪初意大利宗教、大众文化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这个研究利用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记录，探讨当时人们是如何解读疾病、身体以及人们所生存的世界，从而进一步理解早期近代的文化世界。对作者来说，玛格丽塔的死亡不仅是一个医学上的神秘故事，而且也是探讨一种被遗忘的文化和前现代医学实践的窗口。作者像写侦探故事一样，把我们一步步带入事件内部，把各种细节拼在一起，从而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个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微观史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当然也并不是说没有宗教裁判所档案就无法进行微观历史的研究了。B.达顿（B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以及法国文化史的几个插曲》，从不同的资料来源和侧面讨论法国社会和文化，包括民间传说故事、手工工匠的自传、城市指南、警察密探报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读者与出版社的通信等。该书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研究在资料利用和解读方面的经典之作。该书共有六章，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第二章，即作为书名的关于屠猫故事的解读。该章根据一个印刷学徒工所记叙的杀猫取乐活动，进行文本分析，来观察阶级冲突、师徒对立等问题。印刷学徒工的生活百无聊赖，平时经常酗酒甚至斗殴。在这里，师傅夫人最喜爱的猫是资产阶级的猫，吃得比学徒好，还叫春引人讨厌，因而引发了虐猫的恶作剧。而达顿的杰出之处，是力图追溯这个恶作剧的文化渊源，当时民俗便有虐猫的传统，如在狂欢及其他各种仪式中，对猫进行折磨。而且猫在大众文化中经常暗示巫术，民间便存在着免除猫魔的仪式，包括使猫致残的各种办法，如像割尾、断腿、火烧等酷刑。有的人在新房落成后，把活猫封在墙壁里辟邪。在法国通俗文化中，猫还影射生殖和女性性欲，因此在民间故事中，经常描述女人在恋爱中像猫一样。通过虐待女主人的猫，也就暗示欺辱女主人，使女主人象征性地受到性侵犯。杀猫行为，也是一种猎杀女巫行动，或暗喻反抗或造反。
如果我们试图在中国史领域找到与微观历史相通的研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可能是最为接近者。该书以乡村底层人民的生活为中心，描写了贫穷的山东郯城从生态到农民的艰苦生活。从一场地震开始，然后看当地的自然状况、疾病、饥荒、暴力、满人征服，讨论土地、天气、农业、赋税、人口、行政机构等。史景迁还重点描述下层人民的生活，例如寡妇如何把儿子抚育成人、地方上的各种争斗等；最后从一桩杀人案的原原本本，来看妇女的遭遇和地位。王氏是一个贫寒农民之妻，与人私奔，数月后因走投无路而返家，丈夫恨其使他颜面尽失，在大雪之夜将她掐死，还嫁祸邻居。多亏知县黄六鸿发现破绽，侦破疑案。不像欧洲的微观史研究，史景迁并无系统资料，只好主要根据《郯城县志》、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不多的文献，重构几百年前一个北方贫穷村庄的社会和生活，显示其运用资料的高超技巧。史景迁前些年出版的《书的叛逆》，以讲故事的手法，记述了雍正时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出笼的前因后果，也非常接近微观史的写作手法。
所有上述著作对我研究茶馆都或多或少有所影响，都可以看到我与这些研究在学理上的联系。不过，我关于茶馆研究又与上述所有研究在关注的问题、使用的资料、解读文本的思路、分析事件的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宏大叙事与日常取向
是否地区或地方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识，是历史学家关心的问题。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为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层次而提供个案分析，其不仅能丰富我们对地方的知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由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应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当我们研究大众文化、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的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知之不多的社会底层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津津乐道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
刚去世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节目制作人D.荷维特（Dan Hewitt）有句名言：“告诉我一个故事”（Tell me a story），以讲述故事的手法来进行新闻报道和分析，他对美国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有着重大影响，其所创造的电视新闻周刊《60分钟》（60 Minutes），开创了新闻报道的新里程。在我的历史写作中，也持有类似的原则，讲述在茶馆里发生的故事，揭示了关于茶馆的许多细节。这些细节，是我论证人们怎样使用公共空间、国家如何控制和影响日常生活、地方文化怎样抵制国家文化等更宏大问题时所不可或缺的。引子和尾声这两个部分实际上是对半个世纪成都社会和茶馆变迁的概括，有的细节是根据历史记载的一种逻辑重建，如果读者读完本书，再对照我在《街头文化》中对成都的描述，就会发现这种逻辑重构完全是有历史依据的。
本书既是一本微观史，也是一部叙事史，亦是一部大众文化史。不过采取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对中国进行研究时，有若干问题还值得进一步讨论。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受人类学影响甚深，但由于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日益“侵入”历史研究领域，不少学者感到了危机，担心历史学将因此被“解构”。其实我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多学科交叉不仅没有给历史学带来危机，而且开拓了新方向，给历史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过去历史学无法进行研究的课题，或者有些老课题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但由于多学科、新思维、新方法的引进，从而使许多新课题得到开拓，老课题有了新发展。其实，如果说许多其他学科“侵入”了历史学领地，那么历史学实际上也“侵入”其他学科的“势力范围”。
新文化史和微观史使我们从宏大叙事转到日常取向。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风云人物的一举一动，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精英人物身上，视个体的小人物如沧海中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研究日常、大众、下层，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是人民推动了历史前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十分轻视。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研究农民战争不也曾红极一时？但很清楚，这些农民战争的研究基本是以领导者为中心的。当一个普通农民一旦振臂一呼成为起义的领袖，便成为我们历史撰写中的“英雄”，他们的事迹不过是进一步为英雄史观提供更多的脚注和事例罢了。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唯恐这样便降低了我们历史研究的意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而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其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们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一位我十分钦佩的成就斐然的前辈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曾经告诫道：“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言下之意是要选重要题材才可能成就杰出历史学家，所以他所做选题，都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大题目。他的这种看法，引起不少国内史家的共鸣。但是我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所谓“一等题目”或“二等题目”。我想在那些崇拜“一等题目”学者的法眼中，巴黎圣塞弗伦街印刷作坊中学徒工的杀猫，巴厘岛上土著居民的斗鸡，成都穷街陋巷边茶馆里的清谈……应该都是末流题目了。其实，每天的日常生活，较之突发的政治事件，难道不更贴近我们的命运吗？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就可以从那些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历史和文化的有意义的内涵。如果我们的读者从茶馆这样一个“无聊”的题目中，能够得到哪怕一丁点有意义的启发，那么我这十来年的心血也算没有枉费了。

2009年5月初稿于加州伯克利
2009年11月定稿于得克萨斯大学城


英文版序

本书缘起于1998年3月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权力、文化与历史研究所所宣读的一篇论文。我要特别感谢罗威廉（Bill Rowe）在研究这个课题漫长过程中对我的启发、鼓励以及许许多多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周锡瑞（Joe Esherick）,作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他两次通读全稿，提出了最为全面、最为详尽、极有建设性的意见，使我的一些重要论点更为清晰、更加尖锐。我还想感谢另外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我很感激黑田明伸2005年邀请我到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7个月的访问研究，那段时间我对书稿的修改有了极大的进展。在本书写作的各个阶段，不少学者以各种方式对这个研究给予帮助，在此我要感谢齐慕实（Timothy Cheek）、岸本美绪、林培瑞（Perry Link）、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村田雄二郎、韩书瑞（Susan Naquin）、欧中坦（Jonathan Ocko）、坂元弘子、司昆仑（Kristine Stapleton）、司马富（Richard Smith）、孙江、铃木智夫、王硕、麦吉福（Jeffrey McClain）、叶文心、吉泽诚一郎、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等。我感谢美国全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2006～2007年度研究员对我书稿的建议，包括R.比奇（Robert Beachy）、F.波多格那（Francesca Bordogna）、C.博郎宁（Christopher Browning）、J.格德斯登（Jan Goldstein）、S.弗斯（Sally Hughes）、B.科南（Benedict Kiernan）、S.科恩（Sheryl Kroen）、J.帕斯勒（Jann Pasler）、W.舍维尔（William Sewell）、S.谢尔兹（Sarah Shields）、J.斯威特（James Sweet）、R.维尔（Rachel Weil）等。我在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包括T.安德森（Terry Anderson）、T.比科汉姆（Troy Bickham）、O.卓尔（Olga Dror）、C.达宁（Chester Dunning）、A.哈特费尔德（April Hatfield）、C.海汉（Carol Higham）、A.克肯戴尔（Andrew Kirkendall）、A.内尔森（Adam Nelson）、D.瓦特（David Vaught）、L.维登索尔（Lora Wildenthal）等，我感谢他们或阅读我的部分初稿或提供其他帮助。感谢历史系主任W.本格尔（Walter Buenger）和文学院执行副院长B.克劳奇（Ben Crouch）对这个课题一如既往的支持，包括提供研究经费和学术休假等，使我能集中精力完成本书。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应邀到一些学术机构就这个专题进行演讲，包括中研院（台北）、南开大学（天津）、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南京大学（南京）、一桥大学（东京）、东京大学、加州大学尔湾校区、四川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得州大学（奥斯丁）等。感谢那些出席我演讲的学者和学生，他们所提问题对我都很有启发。我还要感谢老成都人和老茶客姜梦弼和熊卓云，他们告诉我许多在茶馆里的亲身经历。感谢来约翰（John E. Knight）先生允许我使用传教士那爱德（Luther Knight）1911年和1912年在成都教书间所拍摄的照片，感谢王玉龙先生帮助我得到使用这些照片的许可。我感谢J.约翰逊（Jean Elliott Johnson）女士提供和允许我使用她父亲H.依利罗特（Harrison S. Elliott）1906年和1907年间在成都所拍摄的照片。我特别要感谢摄影家陈锦先生慷慨允许我使用他所拍摄的许多关于茶馆的精彩照片。我还要感谢画家刘石父、李万春、谢可新、潘培德、熊小雄、孙彬、张友霖允许我使用他们所作长卷风情画《老成都》的一些局部。我感谢A.克勒特（Ann Kellett）的书稿校对。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M.贝尔（Muriel Bell)对本书编辑出版整个过程的指导和所做的努力，助理编辑J.苏厄热斯（Joa Suorez）和K.奥斯特（Kirsten Oster）在本书编辑过程中的帮助，资深编辑J.希巴德（Judith Hibbard）负责对本书的精心制作。特别感谢R.甘地（Richard Gunde）对最后文稿的仔细编辑和所发现的问题。
这个研究得到了各种基金的资助，包括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国家人文研究基金（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霍普金斯—南京中心中美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t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等。我的这个研究还得到得克萨斯A&M大学的资助，包括国外研究旅行资助基金（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avel Assistance Grant）、历史系/人文研究中心基金（Department of History/Center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Fellowships）、促进学术和创造活动基金(Program to Enhance Scholarly and Creative Activities)等。我感谢全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提供了优裕的研究和写作条件，使我2006～2007年度在中心撰写茶馆研究的第2卷(即《社会主义下的公共生活——革命和改良下的成都茶馆，1950～2000》)的同时，能对本书进行最后修改定稿。感谢成都市档案馆允许我使用其卷帙浩繁的档案资料，当我在那里阅读资料时，得到了非常优良的服务。我感谢得克萨斯A&M大学的埃文斯图书馆（Sterling C. Evans Library）、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另外，本书第3章和第7章（译注：即本书中文本的第7章和第9章）的初稿在《20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和《欧洲的东亚研究》（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上发表过，本书的若干插图也在《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发表的我的一篇文章中使用过，感谢这些杂志和编辑允许我将这些资料包括在本书中。
我将本书献给我的朋友和老师韦思谛教授（Steve Averill，1945～2004)。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9年他正在四川大学作研究之时，后来他与密歇根大学的杨承恩（Ernest Young）一起，申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下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青年学者基金，我于1991年作为访问学者到密歇根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研究。我早期在美国的学术生涯中，是韦思谛引导我初步熟悉西方历史学，帮助我由一个中国学术训练的研究者，转化为中西兼修的历史学家。在我离开密歇根后，他继续在学术上给予我全力支持，他认真阅读我寄给他的每一篇论文，提出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见。他还无私地将关于东亚史的课程资料给我使用，使我从他的教学经验中受益良多。在他患病以后，还花了大量时间编辑我的关于“茶博士”（“Masters of Tea”，即本书的第3章［译注：中文本的第7章］）的论文，发表在他生前主编的最后一期《20世纪中国》上。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4年在圣地亚哥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虽然他当时身体已十分虚弱，仍然出席了我的关于茶社业公会的论文（即本书第2章的初稿［译注：中文本的第6章］）宣读，还在会上要大家注意我即将在《20世纪中国》发表的那篇文章。他对本研究寄予很高的期望，并为此花费了很多精力，他的鼓励使我为完成这个研究工作更加努力。
最后，如果没有我家庭的支持，这个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为此，我对妻子李薇和儿子王也的理解和支持深怀感激，在我致力于这个课题研究的这些年来，是他们使我的生活更有趣和更有意义。我衷心感谢父母和哥哥，他们总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