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

本书是一项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同时也是一项关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中国人类学史研究。费孝通为20世纪中国人类学奠定了基础，他的思考和研究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的历史进程；只有理解了他，我们才可能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未来。理解费孝通意味着理解他的思考方式——“心史”，这一思考方式并非他个人主观的心理活动使然，其本身即具有客观的、集体的性质，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走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费孝通的“心史”，也是在理解这一代知识人所奠定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逻辑和特征。具体来说，就是要在费孝通身上看到中国学人内在的、延续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中表达自身的。

杨清媚，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发表“三本书，三种心态——如何探讨费孝通的人类学思想”、“指向心灵的阅读——读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从费孝通的‘海外杂写’看中国人类学的‘文化自觉’”等十余篇学术论文，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

前言001

第一章导论
1.1研究费孝通的主要方式及其问题
1.2如何研究费孝通：由“三圈”展开的论述
1.3如何拓展人类学史研究：总结、问题与启发
1.4从作品到思想：对思想史与心态史研究的借鉴
1.5资料整理与章节概要
资料搜集与整理
章节内容概要

第二章见证最后的绅士阶层：费孝通的人生史

第三章核心圈之书写：绅士与乡土
3.1《江村经济》与江村意象
马林诺夫斯基的序言：“活历史”与“文化动态论”
丝、航船与绅士：新地方志与帝国史
乡村社区研究谱系中的《江村经济》
费孝通的社会观：“文化”、“社会”与“社区”之关联
3.2类型比较与乡土工业实验
从江村到禄村：乡土工业与绅士的责任
乡土社会的伦理：消遣经济与宗教
3.3被乡土束缚的历史：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
盛名之下
制度与伦理
固定的乡土与漂泊的士人

第四章绅士：在历史与空间中的讨论
4.1中国社会结构的纵式探讨：皇权与绅权
4.2帝国的空间政治结构：城、镇、乡村之关系
4.3知识分子问题的中断及以后

第五章中间圈之书写：历史在帝国的边陲
5.1大瑶山：社会人类学者的初次旅行
患“土地饥饿症”的少数民族农民
在教化之地寻找绅士
帝国历史的延续
5.2不合时宜的辩论：“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
5.3中断的使命：民族访问团的“绕境巡游”
帝国心态下的文化多元
民族关系史的视角
如何定义“民族”
5.4民族、区域与历史：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第六章海外圈之书写：向西方寻找科学
6.1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
6.2世界另一端的帝国

第七章重归人文世界

第八章结论：在客观历史的断裂与心史的延续之间书写
8.1文明与心史
8.2继承与反思

参考文献
英文文献
中文文献
出版后记261

本书是一项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同时也是一项关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中国人类学史研究。费孝通为20世纪中国人类学奠定了基础，他的思考和研究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的历史进程；只有理解了他，我们才可能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未来。在我看来，理解费孝通意味着理解他的思考方式——我称之为“心史”，这一思考方式并非他个人主观的心理活动使然，其本身即具有客观的、集体的性质，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走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费孝通的“心史”，也是在理解这一代知识人所奠定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逻辑和特征。具体来说，我是要在费孝通身上看到中国学人内在的、延续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中表达自身的。
受到格尔兹《作品与生活》（Works and Lives，1988）一书的方法论启发，我在对费孝通的人生史进行理解的基础上，围绕他的文本展开论述。我主要关注的是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2003年这段时间的书写。王铭铭曾经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人类学的研究特点进行过总结，认为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历史沉淀为三个圈层——以汉人农村研究为主的核心圈、以少数民族研究为主的中间圈和最外圈的海外研究，并认为这三圈图式实际是中国士人“天下观”的延续。在他同时代的学人中，费孝通是少有的在这三圈都有实地研究和作品的人，同时他自陈是一名中国“绅士”，表明自己对中国士人的心史继承。因此不妨以“三圈”来看他的书写，则对他而言，这“三圈”既是现实的地理，也是他心灵的地理。
《江村经济》作为费孝通最早的一项较成熟的汉人社区研究，展示出他逐渐形成的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思考特点，即从乡村工业进而关注引导乡村变革实验的新绅士，并将后者视为他的现代化方案中的核心力量。实际上费孝通思考的是韦伯式的问题，他的社会转型方案沿着资本主义制度与伦理的关系思路而开出。乡村工业作为一种现代化制度，与之搭配的基础是乡土中国的社会伦理。他既描述了乡村在中国由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现实变迁，也描述了他观念中的乡土中国。其后他的《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国绅士》等从不同方面论述这一想法。在20世纪30—40年代这段时期，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均对他产生过影响；并且他从导师吴文藻那儿继承的带有德国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化”概念，也形塑了他的思考方式。
与核心圈所面对的客观历史的断裂不同，费孝通在中间圈看到的是帝国历史的延续。这些在山区、森林和草原上流动的少数民族仍然延续了在帝国时代的生活方式。在费孝通看来，帝国历史的目的是乡土化，进而才是本地工业化，因此内地农村面临的是乡村工业化的问题，而少数民族地区则面临的是乡土化或定居化的问题。推动中间圈的乡土化，也是一种中断客观历史延续性的方式，由此核心圈和中间圈的等级与整合都得到了保持。这一想法从1935年他对大瑶山的研究开始已经出现，也出现在他50年代及80年代以后的民族研究中。因为他仍保持着帝国心态，他对“民族”的讨论脱离不了帝国教化的历史，这一方面为文化多样性和地方自治留下了空间，同时也使他无法摆脱以汉人为中心的文化中心主义。
费孝通笔下的海外圈包括了西方和非西方；其中，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是他的讨论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一方面他希望从西方学习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他又质疑西方资本主义能否给人类带来美好未来。这一困境同时也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学人的共同困境。其原因在于这个天下图式中海外圈位置的颠倒——从过去离我们最远行至最近；它既是客观历史的断裂，也是中国学人知识视野的颠倒。
晚年的时候，费孝通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与作品。他将中国社会解释为一个“人文世界”，并回归绅士研究。通过重新阅读他的老师如马林诺夫斯基、派克、史禄国，以及著名历史学家如钱穆、陈寅恪等人的作品，费孝通试图理解自己所继承的思想脉络并将其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所说的“文化自觉”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提出期待，希望知识分子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和平共处。费孝通的反思或许是因为他意识到，要为中国现代化同时开出制度和伦理这个问题太大，要谈解决也为时太早，不如退而认清自己的历史传统更为现实。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费孝通在心史的延续与客观历史的断裂之间书写，他的思考应在学术的内在理路中获得定位，并且他的研究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必经阶段。诸如“乡土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等作为他的心史表达，与他对三圈的社会变迁书写形成对照。因为他对心史的坚持，使他完不成从天下到国族的转型。我们对他的心史的不了解，导致我们不断书写这一客观历史的断裂。尽管费孝通坚持绅士的道统，但他却不了解这些观念有其自身的历史，而且他仅关注了其传统中治平学的一脉。因而在他看来，绅士的道统意味着承担整个社会的责任；在他的现代化设计中，绅士的负担太重而无法解放。最后，我将反思格尔兹的人类学史研究，指出民族志并非仅是人类学家与文本的对话，人类学家同样要受到他者的影响。费孝通同时作为“土著”和研究者的身份，表明人类学家在思考的同时，“土著”也在思考。
这本书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本书的写作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这个过程使我开始了解什么叫做学术思考。严格地说，这本书的写作并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劳动成果。这个选题是2006年我初入中央民族大学师从王铭铭教授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不久，即听从王老师的建议而选定。他的严格要求使我三年来未敢懈怠；我也深知自己资质有限，实未能将老师思想之万一发挥尽致。然而承蒙同仁不弃，我不断得到周围老师、同学的教导和帮助，尤其是王老师、三位师兄——赵丙祥博士、梁永佳博士和张亚辉博士，没有他们，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的。他们给我的思想刺激和闪耀的观点，令我今后都受益无穷。我尤为感激张亚辉博士的无私帮助，与他的讨论时常令我茅塞顿开，思路更加明确。论文初稿还得到渠敬东教授非常细致的批阅和修改，给我莫大的鞭策和鼓励。此外，还有师兄张原博士、师姐汤芸博士，曾抽空阅览论文初稿，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使我能够更精细地琢磨我的论文。
同时，我要感谢那些关心我的研究并热情给予各种帮助的人。潘乃谷教授曾耐心接受过我的访谈；杨圣敏教授和王建民教授在百忙之中曾抽空和我谈过费先生的不少往事。2008年寒假我到广西金秀大瑶山重访费先生的田野地点，承蒙县委宣传部、党史办等热心接待，覃玲玲姐待我如亲人。六巷村村委会主任蓝奇峰一家接纳我住下，在冰雪封山之时给予我不少生活上的帮助和调查的重要信息。
我还要感谢在我论文开题和答辩时给予我指导的各位老师。杨圣敏教授、罗志田教授、杨念群教授、王建民教授和潘蛟教授听取过我的开题报告，并为我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不少宝贵建议。英国伦敦大学的Michael Rowlands教授作为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无论在答辩会上还是私下谈话中，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问题，并鼓励我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刘铁梁教授、翁乃群教授、赵旭东教授等作为我的答辩委员，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指导。
我非常接受这些善意的批评意见，也尽可能去照此修改。惜资质愚钝，这份习作仍有许多浅陋之处，远不令人满意。只是它作为一个脚印留下来，激励我继续向前走。也希望得到更多专家批评指点。
还有许多人给过我帮助，请原谅我无法在这里一一提到。我身边的老师、朋友、同学和远在家乡的亲人，一直教育我要学会坚强、宽容和理解。这是我求学中最大的收获。

◆ 出版后记 ◆————————————————————————————————————

出版后记
要了解中国人类学，必先从了解费孝通始。
基于这样的理念，作者以费孝通这一个案为研究对象，为读者呈现一幅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图景。作者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采取将费孝通的生平及其作品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人类学史的研究。在借鉴思想史研究的同时，重点关注费孝通的心史，正如作者所说：“对于费孝通来说，解读他的心态实际上也是在解读他对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之理解；我深信，这同时也是出于对他的最大尊重。”
作者借用“三圈”为框架更为清晰地考察了费孝通以“绅士”为中心看世界的思想表达，也即他的“家、国、天下”这幅观念图景在历史情境中的延续与变化。他的这种视角给中国人类学研究带来了什么不同于西方人类学的特点，由此引申出中国人类学是什么样的社会科学这个问题，是本书所主要关心的，并试图通过他这一个案来探索答案。
将思想史与心态史相结合，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这也使得本书更加客观而全面的反映费孝通本人的学术经历以及中国人类学史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