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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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暴力革命易产生专政 难产生宪政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本书的思考即是就此而展开。

王奇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　　录

前　言……………………………………………………………………………………………001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001
同一个《新青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有相当的出入。
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
共同纪念，且持久而不衰。五四运动的意义，越纪念越深巨；而五四运动的本
相，则越纪念越模糊。
一　“普通刊物”…………………………………………………………………………002
二　“复活”与“渐兴旺”………………………………………………………………008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016
四　新文化形成“运动”…………………………………………………………………023
五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030
第二章　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039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
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社会主义则因被建构
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
一　个人、国家、社会……………………………………………………………………040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049
三　社会运动：群众与党…………………………………………………………………055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066
1920年代，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
全民革命”几乎并起。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
之争，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068
二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083
三　“革命”与“反革命”………………………………………………………………091
第四章　“北伐”“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102
《反革命治罪条例》的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
法律。此后，“反革命”既是一项受打击和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顶
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既具有法律的威严性，又具有相当
的随意性。
一　“北伐”与“南征”…………………………………………………………………102
二　“忠于职守”与“反革命”…………………………………………………………106
三　“杀鸡吓猴”…………………………………………………………………………114
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122
中共对帮口并未因其“封建”属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组织网络作为动员
工人的媒介，并转化其组织能量为党的目标服务。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
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
的直接联系。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124
二　“学生很危险”………………………………………………………………………133
三　工人与帮口……………………………………………………………………………137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143
五　团与党的竞争…………………………………………………………………………149
第六章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57
在“赤色乡村”，自雇农到地主都赞成革命，而在“白色乡村”，自地主
至雇农都反对革命。“赤色乡村”在进行武装暴动和屠杀反革命时，往往将与
自己有宿怨的宗族和村落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使阶级斗争的革命行动异化为
村落之间的械斗。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158
二　支部生活………………………………………………………………………………168
三　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177
四　地域社会、农民与党…………………………………………………………………188
第七章　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196
在国民党历史上,1924年的广州改组，比1927年的南京开府更具有界标意
义。就党治体制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继承和延
续。廖仲恺案和西山会议派，亦有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之面相。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蓝本……………………………………………………………198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206
三　国民党二大之后………………………………………………………………………215
第八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227
在西南联大这所具有自由主义历史传承的高等学府，竟有半数左右的教授
加入了国民党。时人誉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称许其兼
容并包的“宽容”精神。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
自由探讨之机会。与其说是“民主堡垒”，不如说是“自由堡垒”。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229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234
三　教授入党的情境………………………………………………………………………239
四　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247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256
六　比较中的审视…………………………………………………………………………262
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269
朱家骅承认：“军事胜于政治，政治胜于党务。”“在战地，最先瓦解的
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
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270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274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278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284
第十章　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289
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
湖南会战，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足证国军
对日军的积极出击。但国军士兵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日本兵，亦可见敌我
战斗力之悬殊。
一　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290
二　战略部署………………………………………………………………………………295
三　指挥与协调……………………………………………………………………………305
四　官兵素质与战斗力……………………………………………………………………308
第十一章　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317
在京兆农村，凡受过高等小学教育的人就不肯在田间工作。在江西寻乌，
一些地主子弟在城东小学混张毕业文凭后，就大摆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
“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煞是神气！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资格的秀才举
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学谷和胙肉。
一　传统士绅的没落………………………………………………………………………319
二　知识分子城市化………………………………………………………………………324
三　民国绅权的社会构成…………………………………………………………………330
第十二章　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338
县长置身于现代官僚群体与地方豪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上穷下拙，左右为
难。对上应付不当，动辄撤职查办；对下稍有不慎，反对控告随至。
一　铨选和任用……………………………………………………………………………339
二　资格与出身……………………………………………………………………………343
三　年龄、籍贯……………………………………………………………………………350
四　薪俸、待遇……………………………………………………………………………354
五　任期与出路……………………………………………………………………………360
六　职责与施政……………………………………………………………………………368
七　省权膨胀下的县长角色………………………………………………………………376
八　双重结构下的县长角色………………………………………………………………386
第十三章　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394
约从1934年开始，县以下开始分区设署，国家行政机构下沉到“区”一
级。1939年实行“新县制”以后，国家权力进一步由区署下沉到乡保，连甲
长也成为国家政权的“跑腿”。国民党政权的向下扩张，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
个僭取法理权威的绝好机会。
一　假托自治………………………………………………………………………………395
二　重建保甲………………………………………………………………………………398
三　“新县制”……………………………………………………………………………403
四　区长……………………………………………………………………………………408
五　乡镇长…………………………………………………………………………………417
六　保甲长…………………………………………………………………………………428
征引文献…………………………………………………………………………………………439

前　　言

战争与革命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首要特征。尤其是20世纪的上半期，战争与革命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战争古已有之，而革命则是现代的产物。战争有“热战”，有“冷战”；革命有“武革”，有“文革”。而在一般情况下，暴力是两者的共性。革命与战争紧密相连，有时战争是革命的表现形式，有时战争引发革命。革命的成败，往往是战场决胜负。
武人喜欢战争，文人喜欢革命。现代中国的职业革命者大多是文人。1927年6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民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势，可以归结为“文武主从之争”。社评认为，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随后袁世凯凭借北洋军与孙中山所凭借的国会相较量，最终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而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借鉴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以党权制约军权，以文人制约军人，意在恢复“文主武从”的政治。但北伐以后，文人制约武人的局面被推翻。国民党执政时期，军权独大，实际形成“武主文从”的格局。而共产党则始终是“党指挥枪”，维持“文主武从”的局面。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所以孙中山被迫发起“二次革命”。当此之时，梁启超发表感想，声称“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对国民党而言，北伐胜利，定都南京，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但党人仍然诵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共产党来说，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革命已经胜利，但仍然宣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并形成一种竞争态势。革命不仅为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青年尤其成为革命的崇拜者和讴歌者。五卅之后，知识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热潮。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当时革命青年的口头禅。
由于革命被建构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再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反对革命。当革命被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192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项最严厉、最令人恐惧的法律罪名，又是一个最随意，最泛滥的政治污名。亦因为此，“反革命”有时实实在在，有时则是虚无缥缈。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笼罩乃至葬身于这一罪名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废除。两年后，“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
20世纪中国有过两次被命名为“大革命”的时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两次“大革命”，并非仅是名称的相近，其实具有相当的历史连续性。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语词，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向导》周刊，就知几乎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产物。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挂胸牌、游街示众，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湖南农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用过。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及20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被并称为世界历史上三次最具影响的革命。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20世纪的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一般认为，法国革命1789~1799年，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俄国革命最早从1899年算起，最晚到1921年，也不过20余年。而中国革命如果狭义的算法，1911~1949年，长达38年；如果宽泛一点，往前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往后延伸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则长达80多年。前30年是国民党主导，后50年是共产党主导。前后基本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延伸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49年的“解放”，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结。1949年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中国的老百姓无一例外被卷入。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更复杂，经验和教训也更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已经成了一场“慢性革命”。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国革命还将持续半个世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初，相当多的中共党人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中共很快就可以夺取政权。这样一种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固然容易导致盲动主义，另一方面亦使一些革命者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仍然保持高昂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斗志。1927年国民党以武力“清党”反共，而中共革命仍能继续而不辍，与革命者的高昂信念有着莫大的关系。
中国革命既是“发生”的，更是“发动”的。而要动员广大底层民众起来革命并非易事。中共是一个最擅长组织动员、最擅长运动的革命党。这一点在中共早期就已崭露。1915~1925年间，由于日本的挑战与刺激，中国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政治抗争行动：一是1915年抗议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二是1919年抗议巴黎和会将山东权益转归日本，三是1925年抗议上海日本工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这三次危机姑且称之为“亡国”、“亡省”、“亡人”，也就是说，三次“危机”的程度其实一次比一次减弱，然而“动员”的规模却一次比一次增大。尤其是五卅运动的规模更是空前，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只有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中共的参与。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群众运动。是时的中共还是一个不足4年党龄、不足千名党员的小党。党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没有发动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经验。尽管如此，五卅运动仍能轰轰烈烈地持续达数月之久，充分崭露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运动方面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若说五四孕育了中共，五卅则堪称是中共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共正式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标志。
与中共的“群众”路线不同，国民党始终走“精英”路线。晚年孙中山虽然倡导“扶助农工”，仍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更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始终与下层民众相脱离，中共则很快成长为一个擅长群众运动的动员型政党。
然而，革命史的书写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其实革命并不缺少“鲜活”的史料，而是史家缺少“鲜活”的眼光。如1980年代中央档案馆和部分地方档案馆合编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细致生动，至今仍少为学界所关注。
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
20世纪上半期，国共两党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国政治的走向。20年代初，基于对中国“一盘散沙”现状的焦虑，两党不约而同地厌弃西方议会政党体制而选择“以俄为师”，仿效其“民主集权”的政党体制和“党在国上”的党治体制，其影响极其深远。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欧洲革命的目的不同。“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要为个人争自由，而是要为国家争自由。而要实现国家的自由，便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孙中山的这一主张，为国共两党所认奉。而在实践层面，共产党比国民党贯彻得更好。
1920年代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也在这一时期改组“再造”。西方议会政党体制经过民初短暂的尝试后即被认为行不通而遭到中国人整体性地否弃，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取而代之。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具有排他性，不容党外有党，多党并存。对国民党而言，要么“容共”，要么“清共”，不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只有抗战前期的短暂例外）。国共之争，要么全赢，要么全输，不可能共存双赢。
“以俄为师”的另一成果是军队党化。军队党化，本有助于破除北洋以来军队私有化的诸多弊端，但军队为政党控制后，政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导入武力之途。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的转移，最终由枪杆子来决定。不同的是，同样是“党军”，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而国民党则异化为以军控政，以军控党的局面。
战争几乎贯穿民国历史的始终，然而军事史堪称民国史研究最薄弱一环。这也许是和平年代文人治史的缺失。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如军队的层级构成与组织系统，军事集团与山头派系，战略战术与作战能力，武器装备与后勤给养，情报传递与通讯系统，政工制度与兵民关系，以及军官的出身、教育、待遇、人事升迁，士兵的招募、训练、素养、兵饷、晋升机会、官兵关系、生存状态与心理体验等等，均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军队的组织形态，以军事为切入点来理解社会历史，关注武装力量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均是军事史研究的可能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