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群龙无首，派系林立，谁能胜出？

相比于胡汉民、汪精卫等，蒋介石只是“党内后进”，“一大”时连中执委候补委员都不是；相比于其他军事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到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也并不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在他向“党国领袖迈进的过程中，不仅党内元老们大大地不满和不服，就是军事将领们也时不时地要挑衅一下。既要紧抓“军权”，又要争取“党权”，这就是蒋介石要做的事情。围绕着“军权”与“党权”，蒋、胡、汪三方不断演绎出分分合合、上台下台的复杂故事、一旁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地方实力派，也伺机而动……

本书选取了从1931年2月28日夜胡汉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年零一天的历史截面作为考察重点，细致梳理了这一时期国民党高层内的派系政治斗争，以及卷入其中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之间、地方实力派相互之间的种种利益较量。对处于斗争核心的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各人心理，和派系斗争中的地城色彩，都有很精彩的论述。

金以林，1967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研究系（博士）；199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任副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著有《近代中国大学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

绪论

第一章　蒋、汪、胡分合回顾
　一　孙中山逝世后的继承权之争
二 “廖案”结果：胡汉民逐出广州
三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四 宁汉对峙：元老们迎汪抗蒋
五　蒋汪联手反对特委会

第二章　蒋胡由合作到分裂
　一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了胡汉民
二　蒋胡合作的基础
三　党权和军权的较量

第三章　约法之争和胡汉民被扣
　一　约法问题之由来
二　胡适挑战“党治”，鼓吹约法
三 《太原约法》的真实意图
四 国民党四中全会上的交锋
五　汤山事件

第四章　国民会议的本质
　一　国民会议的召集
二　历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之比较
三　国民党内外对《约法》的反应

第五章 “非常会议”和广州开府
　一　扣胡引起的风波
二　胡汉民为什么选择在广东发难
三　党内各派联合反蒋局面的形成
四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响
五　广州开府
六 陈铭枢态度的转变

第六章　北方反蒋的再次兴起
　一　石友三率先反叛
二　阎锡山返晋风波
三　甘肃雷马事变
四 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第七章　上海和谈
　一　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二　国难当头，被迫和解
三　宁粤广州会议
四　初步统一的上海和谈

第八章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南京，蒋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会
二　粤方内部的矛盾和分化
三 广州，胡汉民调停下的四全大会
四　上海，汪精卫另起炉灶

第九章　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
　一　蒋介石被迫下野
二　北方秘密联合倒张
三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第十章　蒋汪合作
　一 内外交困的孙科内阁
二　特委会的成立与金融风潮
三　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四　蒋汪合流，重掌中枢

第十一章　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一　孙中山粤籍观念在国民党中的运用
二　江浙派对粤籍“党统”的首次挑战
三　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
四　地域观念淡出党内权力斗争

结语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征引参考资料索引
后记

第一章　蒋、汪、胡分合回顾

一 孙中山逝世后的继承权之争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间的分合之争，始自孙中山逝世后。首先爆发的是汪、胡二人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
自1905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起，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深得孙中山器重。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汪、胡二人分别以精卫、汉民为笔名，在《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推动革命高潮的掀起，由此声名大著，被孙中山视为左右手。而蒋介石直到清王朝灭亡前的1910年，才在陈其美的帮助下得以谒见孙中山。
在早期的反清革命生涯中，汪、胡二人情同手足，胡汉民曾说：“入同盟会以来，余与精卫共事至多，相亲逾于骨肉。”尽管两人性格不同，互有长短，但彼此合作无间。正如汪氏致函胡氏所云：“弟知人之明，素不如兄，故同志间谓兄精明，而弟长厚。”胡氏得函后则谦虚地表示：“精卫察言观人，或不如我，而处事条理周密，我不如也。我露锋芒，而精卫蕴藉，故时人有精明、长厚之评。”
1910年，汪精卫赴北京刺杀清廷摄政王未遂被逮入狱。胡汉民获悉后立即全力营救，甚至在睡梦中亦不忘汪之安危。某夜，胡恍忽梦见汪被清廷宣判死刑而大哭，哭声惊醒邻室。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在狱中的汪精卫从报纸上看到胡汉民的死讯，当即哭至晕倒，醒后曾写下“却怜两人血，不作一时流”这样发自肺腑的诗句。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汪精卫、胡汉民二人都积极予以支持。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按得票多少宣布当选名单时，胡汉民第一，汪精卫第二。而此时包括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内的17名候补委员名单中，并没有蒋介石的名字。可见直到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在党内地位仍属后进，并未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着手创办黄埔军校，自兼总理，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以此显示党权高于军权。此举一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并拒绝就任校长之职，离粤赴沪。从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长函中，可以看出蒋自认为权力受到限制，有不被信任的感觉。他以陈其美过去对他“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来作比较，认为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不及陈，甚至向孙表示：“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他更质问孙：“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
好在孙中山气量恢宏，不以为意，并招蒋赴粤，接任新职。蒋也没有固执己见，终将黄埔军校办得有声有色，并由此开始了他在国民党内新的政治生涯，逐步成为不可代替的军事领袖。
1924年10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当时汪精卫以中山先生去世时随侍在侧，得为遗嘱起草人，在心态上不免以中山继承人自居。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是很顺理成章。不过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已经明白汪先生会当第一任的国府主席，只是当日空气中充满汪先生再三辞谢的消息。”
当时，国民党还执行着孙中山提出的联俄政策，苏联的态度是决定孙中山继承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孙中山病危期间，苏俄驻华公使加拉罕（Lev Karakhan）和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即开始物色国民党的未来领袖。他们最初拟定的人选有三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最后确定为汪精卫。胡汉民对此曾回忆说：
他们详加考虑之后，便各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过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中选了。
5月初，汪精卫办完孙中山丧事后立即返回广东。但他没有直接回广州，而是先到潮汕会晤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参谋长蒋介石。此时蒋率领黄埔学生军已完成第一次东征，手握军权，在党内地位今非昔比；许崇智同胡汉民长期不和，汪此行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取许、蒋的支持。
除上述因素外，廖仲恺对汪精卫的支持也是相当重要的。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汪、胡，三人“同是国民党元老，有总理左右的三杰之称”。汪精卫到潮汕后数日，廖仲恺也赶到潮汕，同汪、许、蒋等人会商。廖此行是为了转达已由北京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意见。随后，汪同廖一起返回广州。
此后，在讨论国民政府主席人选时，许崇智首先提议汪精卫，并得到廖仲恺、蒋介石的积极支持，汪氏顺利当选。
此外，胡汉民的家庭关系和性格因素，对其政治上的影响颇大。据同胡私交较好的傅秉常回忆：
展堂（胡汉民）一生之事业，受其兄弟牵累不少。长兄清瑞，嗜赌。展堂宿广州北关清瑞家中，凡欲拜见展堂者，必须能陪清瑞豪赌，否则不得其门而入……清瑞不愿做高官，但以财厅一科长身份，常与包商勾结。虽廖仲恺任财政厅长，亦对清瑞无可奈何。
展堂之结识中山先生，乃在日本经其弟毅生所介绍者也。毅生个性顽强之至，亦常与包商勾结，唯不如其长兄跋扈。中山先生曾有两句笑话：“欲令展堂革命，必先杀其兄弟；要使精卫革命，须使先同太太离婚”……
精卫之渐对展堂不满，终至决裂，其另一原因恐为展堂对精卫、仲恺均压制过严，而展堂之兄弟亦令汪、廖失望所致。有一时期精卫尚能忍受，而陈璧君已极不耐。汪、廖之终于反胡，受妻子之影响甚大。鲍罗廷之操纵自亦为重要原因。
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还有一则小插曲：共有11人出席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汪精卫因对自己当选缺乏信心，乃自投一票，而独得11票。据邹鲁回忆：
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然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这样便揭穿了汪兆铭自己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面红耳赤。
在确定国民政府委员时，汪、廖、许、蒋暗中决定以他们四人的最后协商为定案，而胡汉民则被蒙在鼓中，甚至在决定国府委员时，胡汉民还是在报纸上看到名单后才得知真相的。对此，他曾愤怒地对汪精卫和廖仲恺说：“政府组织名单，原来已这样定了，我还没有知道，外面却已宣布了。这是闹得什么玄虚？……我与你们之间，只就历史关系来说，也不该这样相欺。”汪精卫就任国府主席后，胡即解除代理大元帅之权。这是汪同胡发生裂痕之始，而蒋介石在此期间实则偏袒汪精卫。
二 “廖案"结果：胡汉民逐出广州
汪精卫、胡汉民两人间真正的分裂，则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当时廖仲恺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汪、胡，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和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他坚决支持孙中山提出的容共政策，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廖曾发表过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针对党内一批元老的反共行为指责道：“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不在资格之深浅，而在行动之真伪。”他并进一步说：“哪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廖氏的这种种言行，自然激起党内右派的强烈不满。“廖案”的发生，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举动。正如参加廖案检查委员会的陈公博所说：
右派认定廖先生是中央党部的把持者，认定廖先生是共产党的卵翼者，认定廖先生是消灭杨、刘的主动者，认定廖先生是改组国民政府的幕后者，更认定廖先生是排斥胡先生及右派的有力者，积累种种原因，而廖先生于是乎不得不死。
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顿使国民党“陷于危疑震撼的境地”。汪精卫更将此比喻为：“丧了慈父，又丧了最亲切的兄长”。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负责处理廖案及应付时局。
特别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调查，确信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其主要成员有胡毅生、林直勉、赵士觐、魏邦平、朱卓文等人。蒋介石又派兵“搜查胡先生兄弟的住宅，捕去胡先生的哥哥胡清瑞和极有关系的林直勉”。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因此人们自然认为胡汉民与廖案难脱关系。尽管汪精卫称：“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付法律上的责任。”但胡汉民从此威望大损，难于安居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