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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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现在则要反对此上述两种观点。当你清晨起床，可以到园中或户外去散步，但也尽可不散步。当你午饭已毕，可以约友去看电影，但也尽可不约友不去看电影。这全是你的自由。
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选择，则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该有高下是非之分。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只要不妨碍你自然人生的求生目的，只要在你于求生目的之外，能节省得这一笔本钱，你什么事都可干。这是文化人生推类至尽一个应该达到的结论。
人类一达到这种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头来看自然人生，会觉索然寡味，于是人类便禁不住自己去尽量使用这一个自由。甚至宁愿把自然人生的唯一目的，即求生目的也不要，而去追向这自由。所以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自杀寻死，也是人的自由。科学的机械论，宗教的目的论，都管不住这一个决心，都说不明这一种自由。
自杀是文化人生中的一件事，并非自然人生中的一件事。自然人生只求生，文化人生甚至有求死。求死也有一目的，即是从自然人生中求解放，求自由。
若专从文化人生之自由本质言，你散步也好，看电影也好，自杀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而且也不该干涉。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必有其他评价，只有自由与不自由，是它中间唯一可有的评价。
然而_一切问题，却就从此起。惟其人类要求人生目的选择之尽量的自由，所以人生目的便该尽量地增多，尽量地加富。目的愈增多，愈加富，则选择愈广大，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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