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与创遣。中国文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样法,同时也蕴含着她的情感、智慧和民族精神,数千年来,历风雨而不衰,遭浩劫而弥坚,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已提供了不竭的生命源泉,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是我们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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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提出了“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所谓“五时”是说佛的说法分先后五时,第一时讲《华严》,第二时讲小乘教,第三时讲一般大乘,如《大集》、《宝积》等,第四时讲《般若》,第五时讲《法华》、《涅槃》。天台宗认为《法华经》描绘的是佛教的最高境界,因此奉之为最高经典。所谓“八教”,又可分为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和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都是强调佛对不同水平的听众,运用不同的传道方法。天台宗为了抬高《法华经》和本宗的地位,判定《法华经》为“圆教”中的“纯圆”和“独妙”,而把其他各种经典都说成是有缺陷的,反映了天台宗人的宗派主义观点。
三论宗吉藏的判教主张是,佛的所有言教一律平等,并无高下的区别,但可以把佛说分为两类:从法讲,有菩萨藏和声闻三藏;从人讲,有大乘和小乘。大乘中又分为三类,一是《华严》,二是《般若》,三是《法华》和《涅槃》,这都是对不同对象的说法,但各种说法又无不归于究竟。吉藏还提出判教式的“四重二谛”论,把《毗昙》、《成实》、《摄论》各派,一律贬为低级的,而把他自己的所谓“言忘虑绝”的解释,说成是最高的。但吉藏的主张和一般只从抬高自宗地位出发的判教还不完全相同,他把《涅槃》放在《法华》之上,表示不完全同意天台宗的判教学说。
唯识宗的判教,主要是依据《解深密经》的三时说,认为佛的一代教化是:初说苦、集、灭、道“四谛”,次说无自性(空),最后说三自性(有)。此说和印度佛教历史的演变基本吻合。
华严宗在吸取前人判教学说的基础上,加以重新组织,由法藏提出“五教十宗”的判教体系。所谓“五教”,是指小、始、终、顿、圆,也就是小乘、三乘(始、终、顿)和一乘(圆教)。法藏把天台宗人吹捧为“纯圆独妙”的《法华经》,降于“终教”地位,而把他们所尊奉的《华严经》,摆在最高的“一乘别圆”的“圆教”地位;同时又取天台宗“化仪四教”中的顿,变天台宗的“四教”而为华严宗的“五教”。法藏的弟子慧苑,认为法藏的“五教”,只不过是在天台的“四教”之外又加了一个“顿教”,意义不大,因而撰《刊定记》,表示对于“五教”判释的异议。澄观维护“五教”之说,斥责慧苑的意见为“异说”,慧苑因而也就被摈斥于正统的华严宗人之外。“五教”是从“约法”分类的;从“约义”分类,又有“十宗”,即我法俱有宗、法有我无宗、法无去来宗、现通假实宗、俗妄真实宗、诸法但名宗、一切皆空宗、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绝宗、圆明俱德宗(指一乘圆教)。法藏“十宗”说具体把印度大小乘诸派分在“五教”之内,他“判教”的目的,和天台宗一样,并不只是为了对全部佛教再来进行一次“诠叙”和分类,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抬高本宗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