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与创遣。中国文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样法，同时也蕴含着她的情感、智慧和民族精神，数千年来，历风雨而不衰，遭浩劫而弥坚，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已提供了不竭的生命源泉，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是我们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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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頠还认为，王弼等人的“贵无”学说是歪曲了老子思想。老子讲静一守本，讲无为，只是为了反对当时的浮华流弊，教人谦让，是一种道德修养，并非主张以无为本。实际上，裴頠是用儒家的君子之道来解释老子的静一守本。因此，裴頠并不否定老子，而是调和儒道思想，这也反映了他的儒玄双修。
为了证明事物的本体是有，无并不能生有，裴頠以实例进行了论证。他说：心不同于事，做事要用心，但不能由此认为，是不工作的心在做事，所以心是无为的。匠人不同器具，制造器具的是匠人，但不能认为既然制造器具的不是器具，就说匠人是不存在的。决定“有”的是其他的“有”，而不是“无”。做任何事，都不是无为所能办到的。你想钓到深水中的鱼，静卧不动就得不到；你想猎取高墙上的鸟，拱手静坐也得不到。
当然，裴頠并不认为“无”毫无意义，他认为，在承认“有”的前提下，在特定的场合，无也有一定的作用。例如，完全绝欲，即禁有是不应该的，但在不禁有的条件下，可以减少过分的享受，节省奢侈浪费。因为人只有依靠物质才能生存，不能超然于物之外。但又不能过分地崇有，过分崇有便会贪得无厌，为物所累。只有躬其力任，劳而后飧，才是做人之谛。这样，裴頠就较好地解决了有和无的矛盾统一关系。
裴頠还论证了万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世间万物的类别各异，不同类别的事物有其特点，也有其不足之处。所以，一事物必须依靠他事物的存在而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事物之间的这种互相依存关系是有规律的，有迹象可寻，这就是理，理以万有作为它的根据。引申到人类社会中，不同的理并存，不相妨害，都有它们存在的根据，便产生了贵贱之别。人们选择认为适合自己需要的去做，便是生活原则。当裴颁进行这一引申时，不自觉地受到了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使原本对事物相互依存关系的正确见解在社会领域中变成了谬误。
综上可见，裴頠在关于宇宙本原的问题上，提出了无不能生有的正确命题，坚持自生体有，有才是万物的本体。裴頠的这一崇有思想目的是匡救时弊，因此，他把哲学上的求幽探远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有为取代无为，在调和儒、玄的同时，希望能借此以维护封建制度的长远利益。而裴頠关于有与无的关系、道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等论述，则丰富了崇有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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