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1949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一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本书选取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做出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力的１４位著名知识分子，通过他们这一年的日记、书信和回忆等，真实记录了55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
本书选取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作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的十四位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学者梁漱溟、胡适、宋云彬、夏承焘、浦江清，金融家陈光甫，科学家竺可桢，作家沈从文、胡风、包天笑，出版家张元济，报人徐铸成和诗人革命家柳亚子，作家兼文化工作领导人夏衍，通过他们在1949年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真实地记录了五十五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一一呈现在今天读者面前。十四位人物之后还有两篇专文，同样通过私人记录，分别再现了1949年一批知识分子名人应召北上和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
经过作者辛勤搜罗、精心耙梳出来的这些带有非凡生命个体的体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风卷残云的大潮和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与人心所向，看到面临大变革大动荡所引发的欢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以及艰难的选择与深邃思虑……这是一部可读可信、可圈可点的鲜活之书，也是新世纪学人深入时间隧道，透视历史本来面貌的一次之旅。

傅国涌，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曾在中学任教。1999年开始写作，以历史随笔为主，在《书屋》《随笔》《读书》等10余家报刊发表100多万字。文章曾多次被转载，并入选《大学人文读本》、《2002中国年度最佳随笔》《2003中国年度最佳随笔》、《2002年中国随笔年选》、《2003年中国随笔年选》、《2002年杂文精选》、《2003年杂文精选》等。著有《金庸传》、《走近叶公超》、《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等。

前言
张元济：“及身己见太平来”
“当前困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
“难于应召”的理由有五条之多
陈云登门造访才定计应召
老“商务”遇到新问题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
为学者傅湘困境陈情
向毛泽东当面进言，应令下情上达
“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
为私事耗用公款，“断不能从命”
包天笑：“我不煮豆总思家”
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
翻天覆地，风雨飘摇
巨变之际民生维艰
动荡中不忘读书
“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
陈光甫的彷徨
金融巨子、社会闻人——两不宫争夺的对象
策划进退、煞费苦心
对共产党心存疑虑，但相信“当非轻狂之徒”
对曾经支持过的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
不当李宗仁首选的和谈代表
主要出于个人考虑，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响
在香港默默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
“以所能换所需方可存在”
为什么滞留香港，不愿北上？
一桩银行业务惊动几位重要人物
柳亚子的“牢骚”
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孙有光的破解还有疑问和漏洞
认为自己在民革中受排挤而产生不满
“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
是诗人，不是政治家
宋去彬好言相劝
“无事忙”贾宝玉
政协会议期间还向夏衍抱怨
竺可桢的选择
“根株浮沧海”：胡适的哀伤
梁漱溟在动静之间
宋云彬不失书生本色
夏承焘：“花事今年看斩新”
夏衍：从“不习惯”到“习惯 ”
胡风：“时间开始了”
沈从文的“疯”
浦江清：“西山爽气朝来异”
徐铸成：“祖国的变化真大”
知北游
日记中的开国盛典
 

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194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注定要承载历史变革中的兴衰荣辱，在胡风笔下，饱满的激情洋溢在《时间开始了》的组诗中，对于新政权的领袖，他写出了这样的句子：毛泽东/一个新生的赤子/一个初恋的少女/一个呼觅的难主/一个开荒的始祖……对于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盛大场面，他兴奋地描述道：海！/欢呼的海！/歌唱的海！/舞蹈的海！/闪耀的海！/从一切方向流来的海！/向一切方向流去的海！/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从过去流来的海/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向未来流去的海！而在杨刚、子冈、浦熙修、李普等人笔下，大时
代的宏大气势澎湃而来，胜利的喜悦、欢腾的情绪飞扬着，仿佛一曲慷慨激昂的交响乐，震撼着每一个听众的心灵。
在这些历史的背后，每个人却生存在自己的际遇里，它游离于我们今天熟悉的视线之外，却真实无疑地发生着。《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就是宏大叙事背后的个人写真，它栩栩如生地将张元济、柳亚子、胡适、梁漱溟、胡风、沈从文等人定格，交叉显示出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同个人的复杂心态，为读者展示出一幅立体的图景。张元济，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五位第一号人物”的政协委员，在83岁高龄时从上海赴京出席政协会议，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往来时耿耿以国力民生为念，以自挽联“及身已见太平来”吐露自己的心态。身在台湾的包天笑先生这一年记下的日记则是台湾物价猛涨、通货膨胀的全过程，在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是民众生活的苦难，他用“其实中国人天天过愚人节”这样的话感叹国民党统治的时代。
发生在特殊时期的悲喜剧在这一年交相上演，令人目不暇接。在旧政权灭亡、新政权诞生的更替之际，知识分子的心态更为复杂。大部分知识分子跃跃欲试，希望能在新的政权下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以施展平生所学，柳亚子踌躇满志、情绪亢奋，而“不失书生本色”的宋云彬也为政协代表的名额忐忑不安，“深恐有人先得我鹿”。至于作家沈从文却由于自觉先前开罪过左翼文化旗手郭沫若，在1949年到来时而惴惴不安。此前，他从郭沫若1948年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斥反动文艺》中预感到了某种气息。三四月份，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的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其精神已近崩溃。而后，他被停止北大教职，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指点解说，抄写说明”。在这些生动的细节下，知识分子们在变化面前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他们既不甘被边缘化或成为新形势下的旁观者，又夹杂着见证历史、慨叹千秋兴亡的情绪，同时也夹杂着希冀和企盼。
在1949年，选择留下的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的热爱，无一不是怀抱着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这种真挚的感情，使得他们个人与国家之家始终保持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他们更期望，中国从此能走向富强，人民从此能过上好日子。有许多人并不奢求政治地位，也并不汲汲于名利，他们只求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朴素的愿望，伴随着他们在现实面前的犹豫、彷徨、欣喜、狂热……构成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在盛大场面后展示出的另一种历史轨迹。寻着它，我们将感受到另一种经验，它隐匿在无声的世界，等待着我们的体悟和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