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

不平常的追悼(代序) 卢跃刚
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
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
——我的认识、检查
谈谈小麦的播种量问题
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
关于公购粮任务包干、办食堂应坚持自愿和取消
供给制等问题的建议
北街生产队大办“千猪场”的教训
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
——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
致县委信
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
评“单式记账法”
目前农村工作问题十谈
附录一 各级组织和领导给杨伟名等人的复信
附录二 各级党委就处理杨伟名等人信件过程的有关文件
附录三 有关回忆和研究文章
与杨伟名同在 王世俊
户县三个党员来信的处理经过与反思 雷敬轩 王一士
历史的误伤
——一位农民党员的非凡遭遇 全德普
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 雷 颐
天公何辜 鄢烈山
杨伟名：三十年前的先觉与死命 刘学斤
杨伟名的精神遗产 柴子文
《一叶知秋》四十年祭 刘华珍
后 记

书摘
“走后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人都明白，就不再说了。走后门这回事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大家都还记得，是从1958年开始露头。从这以后，逐年显著，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了。
因为“走后门”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前次在工商企业中还大力地反过一次。从这以后，走后门的事，比起以前少了些，不过采取这种反的办法要收到绝对地堵塞后门的效果是不可能的。至于如何彻底消灭走后门的问题，下面好来说它。
近来自行车标价六百余元，大量出售，顾者虽亦不少，而排队争购之局，已见敛迹。何以至此?缘自用者购之，欲之渔利者却步使然。
“高价”自行车的出售情况，给我们提示走后门这件事的根源，以及消灭走后门的根本办法，这就是：(1)牌价与黑市价格差距过远，暴利过大，把这与目前群众觉悟水平结合起来，有如“风流少女”与“贪花浪子”，欲求不玷污，是不可能的；(2)凡出售给农村的一切工业产品，皆以高价出售，农产品及原料收购以高价付之，统购派购的农产品任务，以满足农业以外靠工资吃饭(设目前工资不变)的各行业人口的生活需要为度。
这样一来，黑市不存在了，走后门的路彻底根断了，投机倒把的事情随着相应减少，以至消失。至于因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参差，而进行贩卖从中渔利者，我们应从积极方面把它看成是促进物资交流的正当行为，不能与走后门式的投机倒把相提并论。

据说毛泽东主席把“农业社”（后改为队）每年制定的“三包方案”称之为“烦琐的哲学”，也正因为这部哲学过于烦琐，现在已决定不再采用它了。然而放眼看来，我们工作的各项措施和方法，可称之为烦琐哲学的，倒不仅限于三包方案。这里试举一两件小事谈起。
今年二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18斤，所辖生产队9个，每队平均2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具体手续如下：(1)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9斤。(2)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3)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4)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5)供销社按每斤蛋奖
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9斤，并叮咛发给各队。(6)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队找补价款。(7)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一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8)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9)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用作账务处理。(10)完成任务过程
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以上收购18斤鸡蛋的手续，看来是够烦琐的了!而目前这种烦琐并不限于我队，也不仅限于鸡蛋收购一项。
另外，在“计划供应”中，有过这样一回事：供销社给我大队配套了带碱煮青颜料6包计6市斤。全大队286户，每户平均二分多些，如何分配呢?十分作难，谁家需要就给谁家吧，其实谁家都需要。既想不出妥当办法，又不敢叫群众知道，怕闹出纠纷，只好暗里一户一包分配给认为“需要”的个别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又无法合理)。
关于鸡蛋收购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购蛋的一位同志说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便，而且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购?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
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还不仅止此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出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要者购之。以上所举仅一二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下秋虫唧唧，秋色满眼，一年一度的秋播，转眼就要到来，在忙里偷闲中，想就小麦播种量问题淡谈我个人几点肤浅认识和意见：
关于小麦播种量问题，几年来有“合理密植”之说，要问每亩下种多少才算“合理”，一般答复为：“因地制宜”，“看情况”，“不能一律”，这想来都是很对的，只是在执行当中存在有“偏重”现象。这“偏重”观点的产生，我的认识是，有些同志将“合理密植”这一概
念理解成“在原来播种量的基础上总得有所增加”，觉得这样才算是“合理”的密植，如果维持原来的播种量不动，好像就成为“不合理”的“稀植”了。我觉得“合理密植”既不是一定要把原来的播种量提高到某种程度，也不是提出“合理密植”就意味着原来的播种量都是“不合理”的“稀植”，小麦密植合理尺度必须在广大群众多年来的经验中寻求。
再者，叫农民高谈农业科学的理论知识，目前尚有困难，但掌握小麦密植的合理尺度，倒是有把握的，就我所知：合作化以前的“单干老农”，在多年的播种经验中学会了按照“茬口”的不同、地质的瘠肥、时间的早晚、地墒的饱欠等不同的情况，适当调整播种量，并能按照各个地块土质的性能播种适当的品种，何况目前生产队、小队级的基层领导同志经过多年的切身体验和学习，在小麦“合理密植”这个问题上还能掌握不了吗?我的意见是：在今年小麦播种期间，把“因地制宜”的权利，下放到生产队、小队级的基层领导中去，让他们的经验就地开花。
近年小麦播种期间有上级领导同志亲自监督着下种的情况，一般都是怕稀了，怕种密了的事实尚没有听见过，我想无论是生产队的支部书记、队长还是社员，他们在一些别的问题或许容易有些认识狭隘，本位、自私，只顾眼前、不管将来，但在小麦播种这个问题上他应该不会为了眼前多吃个蒸馍，而不顾来年的收成，只要我们相信基层领导同志和群众对“小麦密植”的合理尺度能够掌握得了，上级领导同志的“亲自监督”也就不必要了。
再者：在小麦播种量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提法和做法，就是在肥沃的土地上，播种量应加应减的问题，就我所知：各地的习惯做法，“豌豆茬”地肥播种量较低，“靠茬”较高，“回茬”更高，但另一方面却有“地肥加种”之说，从农业常识判断，小麦地肥分蘖多，少下种可使植枝粗硬不易倒伏，透光通风，穗大粒肥，如地肥反而加种，分蘖依旧，枝过多而细软，易倒伏、光闭风塞，影响结实。那么到底怎样才好呢?这里用毛主席的话说：“真理只有一个，究竟谁是真理，不凭主观的意识，要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由此看来，正如上边说的：小麦密植的合理尺度要在广大群众历年的
播种经验中寻求。
总的说来，以上所涉及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对“合理密植”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一是小麦地肥应加种减种问题，就这两个问题所谈的认识和意见是否符合实际存在着的情况，这是我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不过，在小麦即将播种以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让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共同讨论，及早地做出正确的结论，以期有助于来年小麦更大丰收的获得，这倒是我内心的真诚期望。

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已作定案，并已付诸实施。这个改变，应看做是当前一切改变的重点。要能让这个“重点改变”收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充分估计到由于这个“重点改变”而引起的各方面情况的变化。而及时地予以相应的全面配合。关于“全面配合”所涉的问题当自不在少，在这里只就一类物资川的“开放”问题，提出个人的肤浅见解。
这里所说的“开放”，系指开放“一类物资”——粮、棉、油等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后的自由贸易。在目前新的形势下，这个“开放”是万分必要的!这是因为：
①以生产队为单位，公购粮(棉、油等也可包干)任务包干，粮食部分或大部分按劳分配的办法实行后，队队暨户户之间粮食(棉、油等在内)特有的参差、余缺现象的普遍存在和日益显著将是自然而然的，让“余者”出售，“缺者”购回，各自满足需要，想来总是合理的、应该的。
②我们的当前政策，既是“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棉、油等在内)后其余部分任其自行处理”，就不能同时又规定：“剩余部分只能出售给国家，不能到自由市场交易”。因为这样和“包干”的精神是矛盾的。可以设想，这是一方面允许“自行处理”，同时另一方面又限制“自行处理”；一方面购粮任务是“包干”了，但另一方面又好像没有“包干”。
③在目前粮食、棉、油等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要求农民把粮食的所谓“剩余部分”自愿地出售给国家，是完全不可能的，而“自由出售”又为国家统购统销政策所不许，难道就把这些所谓“剩余部分”的物资置之死地么?显然这样是十分谬误而危害匪浅的。
④即便说，国家能够把农村粮食的“剩余部分”购回来，但农村的供应应由国家负责(以上所云，“剩余部分”从农村整体来看，不是真正有了“剩余”)，如果通过国家收购部门收购回来，又卖出去，这样多个手续，平衡农村粮食、棉、油的余缺，远不如直接由农村自行“平衡余缺”，因为前者手续繁多，问题复杂，效果低微；后者在“满足”各自需要方面能做到恰到好处。
⑤我们国家的粮、棉、油等消费计划，是本着“三兼顾”的方针(国家、集体、个人)妥当安排的，并且这个“兼顾”还有个轻重顺序的排列，这就是“先国家，后集体，再社员”。我们知道：国家的公购粮、棉、油等任务是根据需要(还要结合可能)而来，当各项任务完成时，就意味着国家的需要已得到满足，进而要考虑的，自然就是农村粮食、棉、油是否已得到满足的事了。要想知道农村的粮、棉、油等是否得到满足，这从自由市场与国家牌价之间的高低情况是会明显地看出来，当农村“自由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牌价时，就是没有得到满足，并且“高”的程度与“不满足”的程度成正比。当两者之间价格平衡时，就说明已经得到满足，当低于国家牌价时，就说明非但需要已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并且还有了剩余，这是把农村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的“真正剩余”。以上所云：“队、队，户、户，参差余缺”的剩余就不是农村整体的“真正剩余”。我们国家要收购农村“真正剩余”的部分，是应该的，同时也是可能的(农民会自愿出售)。要是属于“参差余缺”部分，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以的(农民不会自愿)。
⑥自从“农村集市贸易”开放以来，国家与自由市场两种相差很远的不同价格同时存在。这样不但其间不存在什么问题，并且效果很好，两种价格“井水不犯河水”。看来，只有开放“一类物资”的“自由市场”才会有更加良好的效果!
⑦按目前我们确定的粮食等分配办法，除了“五保户”需要全“保”外，还要照顾“困难户”。按“困难户”只能指“多子女户、烈军属等”，凡属国家、集体有工资待遇的干部、工人、军官等住在农村的家属不应包括在内，因为(1)干部家属的散居情况不是平衡的，一般城镇过多；(2)如果当作“困难户”照顾，而“照顾”实际也就是负担，既是“负担”，就应该是“合理”负担；(3)干部、工人是为国家服务的，不应由小集体承担“照顾”任务。如果真的由生产队承担此项“照顾”任务，除非将照顾的粮、棉、菜等给生产队抵交国家任务。另外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还是“一类物资”的市场开放，这样散居农村的家属人口，可以本着各自需要，自由地取诸市场。如果认为市场价太高，干部工资少买不起，就还是暂时采取以上“由本生产队负责供应，但所供应数量，可以给该队抵作公粮或购粮的办法”。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及时妥当处理，将来散居在农村的干部等“家属人口”的粮、棉、油的供应将会发生“靠脱”现象。
⑧在目前口粮标准过低的情况下，我们一再强调要“千方百计”安排好群众生活，其实这个“千方百计”何如外放粮食(棉油在内) 自由市场“一计”。按照当前情况缺粮者国家不予供应，只好购诸“黑市”，而“黑市”的情况是：一愁无钱；二愁买不；三愁被“没收”。为了买一半斗粮，寻情钻眼，担惊受怕，往返跋涉，影响生产。如果粮食自由市场开放了，这种局面将会立即消失，代之而起的，只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活跃气象，也绝不会像有些同志所谈的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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