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吗？

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因河畔的布劳瑙。他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Alois Hitler， 1837—1903）是奥匈帝国海关一个野心勃勃、事业有成的官员。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波泽（1860—1907）是阿洛伊斯的第三任妻子。当希特勒出生时，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已经夭折。作为唯一一个存活的男孩，希特勒深受母亲的溺爱。希特勒还有一个妹妹，名叫宝拉（1896—1960），她是为数极少与希特勒保持亲密关系的亲属之一。他父亲的前两次婚姻，还给了他同父异母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回顾阿道夫·希特勒的家谱，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家族世系，这也确实令希特勒感到难堪，尤其是在他刚当上德国总理的那几年。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关于他的犹太血统的传言。希特勒到底有没有犹太血统？这个故事的起源要追溯到他的祖母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贝（Maria Anna Schikelgruber， 1796—1847），当她于1837年生下希特勒的父亲时还没有结婚。希特勒的父亲受洗时的名字为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Alois Schikelgruber），在教会登记簿上则被打上了“非婚生子”的记号。五年后，玛利亚嫁给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Johann Georg Hiedler， 1792—1857），不过阿洛伊斯一直使用他母亲的娘家姓。1867年，他的继父敦促他改用希德勒这个姓氏，以便拓展他在奥地利海关刚刚起步的事业。这一年1月6日，约翰发表声明，认定阿洛伊斯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并称已将当地教堂的记录修改过来了。然而，当教区牧师在修改登记册时，将“非婚生子”改成“合法”，却错误地将阿洛伊斯·希德勒写成了阿洛伊斯·希特勒。当时只有三个不识字的证人在场，每个人都用“X”标记作为签名表示认可。教区牧师甚至忘了签上自己的名字，也没有标注当天的日期。

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 1900—1946）是纳粹党的顶尖律师，也是大屠杀的主要执行地——“波兰总督府”——的总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狱中回忆录《在看得见绞刑架的地方》（Im Angeschicht des Galgens）中写道，20世纪30年代早期希特勒曾要求他调查关于自己犹太血统的流言。根据弗兰克的说法，阿洛伊斯·希特勒的亲生父亲可能是以下三人中的一位：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他的兄弟约翰·内波穆克·许特勒或希德勒（Johann Nepomuk Hüttler/Hiedler， 1807—1888），以及一位富裕的格拉茨犹太人弗兰肯伯格（Frankenberger）。弗兰克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写下如下的陈述，希特勒的祖母玛利亚怀上阿洛伊斯时，曾为格拉茨的弗兰肯伯格家工作。他还说，在阿洛伊斯年满14岁之前，老弗兰肯伯格一直定期向玛利亚·席克尔格鲁贝支付儿童抚养费。

希特勒告诉弗兰克，他父亲和祖母都声称弗兰肯伯格并不是他的祖父。但是他又说，因为他的祖母及其丈夫太穷了，所以不得不“敲诈”弗兰肯伯格，让后者以为自己是阿洛伊斯的父亲，这样他才会支付赡养费。盖世太保后来对此事进行了重新调查，但并未找到新的证据，证明希特勒的祖父的确是犹太人。事实上，伊恩·克肖（Ian Kershaw）认为，1837年根本没有犹太人在格拉茨居住。到最后，我们也不能确定，究竟谁是阿洛伊斯的父亲。但“无论他是谁，都绝不可能是格拉茨犹太人”。

罗伯特·G·韦特（Robert G.Waite）在《神经错乱的神：阿道夫·希特勒》一书中写道，这位日耳曼独裁者很担心，类似指控会影响其政治生涯：

他的各种行为，都体现出忧惧的情绪。无论是在公开演讲，还是在私人谈话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血液中毒”的危险性，并展示以下这个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挥之不去的观念：“单单是血统纯净属性的丧失，就永远摧毁了心中的快乐；它使男人彻底衰落，造成的后果无论如何也无法从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灵中移除。”他感到有必要抵偿恶劣的血统。他自己无法直接承认其父的“罪行”，于是就通过声称全体日耳曼人皆与之相关，使普世性的“罪恶”成为自己的防御手段。于是，毒害日耳曼血统，成为全人类的“原罪”。他曾对一个亲密友人说：“我们所有人都在遭受血统混杂、衰败带来的痛苦。我们怎样才能净化自身并进行弥补呢？”在另一个场合，他又向另一个同僚暗示，耶稣的犹太血统是一个特别的诅咒。“在《福音书》中，当彼拉多就是否钉死耶稣一事犹豫不决之时，犹太人向这位总督大喊：‘他的血液捕获了我们，并将继续流淌在我们子孙的身体里。’我想我必须履行这个诅咒。”希特勒放弃正常生活，既不结婚，也不要孩子，就是因为他对自己脏污的血液和内心薄弱的家族历史心怀忌惮：“天才的后代生活总是很艰难。人们都期待他们能具备与其著名父母一样的能力。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而且他们全都内心薄弱。”

如果说希特勒对血统被玷污的担心源自自己家族的历史，那么所谓的家族历史，并不仅指关于他自己犹太血统的怀疑和他父亲私生子的身份，而且还事关他的母亲克拉拉·波泽。她正是阿洛伊斯·希特勒三个可能的生身父亲之一——约翰·内波穆克·许特勒或希德勒的孙女。也就是说，如果约翰·许特勒确实是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生父，那就意味着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与外祖父是同一个人。1930年以后，希特勒对自己家庭背景的担忧愈发强烈。他对45岁以下在犹太家庭当女佣的德国妇女特别敏感，并在1935年《纽伦堡血统保护法》（德文为Blutschutzgesetz，意为“保护德意志血统和荣耀的法律”）中对此类事情特别加以限制。1942年，当他获悉他母亲的老家施皮塔尔的一位行政长官发起一次签名活动，声称希特勒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他立刻下令摧毁了这座村庄。那个地方后来被改造成一个军事训练保护区。然而，希特勒试图掩盖自己出身的行动，也使他获得机会，编造新的神话，来填补围绕他那谜一般的身世而留下的众多空洞。

索比堡暴动

德国人在1942年3月开始修建索比堡灭绝营，4月就开始运营了。由弗兰茨·斯坦格担任首任指挥官。索比堡分为四个小型营区，共有20至30名党卫军人员和90至120名乌克兰警卫管理。索比堡三号营区是毒气室、集体墓穴以及犹太人奴工的营房所在地。斯坦格坚信迷惑手法与快速行动是灭绝营成功的关键。在索比堡设有三个一氧化碳窒息毒气室。第一次施放毒气的实验是在1942年4月。到5月初，索比堡已做好准备，吞噬其第一批犹太人受害者。

索比堡的毒气处决行动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从1942年5月至7月，斯坦格和他的手下杀害了9万至10万来自波兰、斯洛伐克和大德意志帝国各地的犹太人。到8月，由于通往灭绝营的铁路出了问题，再加上还需要时间修建三个新的毒气室，所以斯坦格暂时叫停了毒气处决行动。在此期间，希姆莱将斯坦格调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并以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长弗兰茨·赖希莱特纳（Franz Reichleitner，　1906—1944）取而代之。1942年10月毒气处决行动恢复，直至1943年夏天希姆莱决定将索比堡改造成一座集中营。从1942年4月至1943年9月，德国人在索比堡屠杀了25万犹太人。

在关于“大屠杀”的研究中，抵抗是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认为，大屠杀期间几乎从未发生过犹太人的抵抗事件，至少就传统意义上的“抵抗”而言；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和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却采取了很不同的，却也十分微妙的态度：他们指出所谓抵抗，不仅指武装抵抗，而应包含相当重要的“精神”抵抗——意为“面对纳粹企图使犹太人丧失人性、贬低尊严的行动，个人所进行的维护自己的人性和尊严的努力”。

约瑟夫·马斯扎雷克（Józef Marszalek）对“大屠杀”抵抗行动广度的描述最为准确：

生存的本能、幸免的愿望、使灭绝营铁丝网内发生的惨剧公之于众的愿望，使囚犯们开始反抗强加于他们的规则与秩序。此类反抗采取多种方式，有时候是最简单的自发行动，有时候则周密计划、完善组织。每一次的行动，只要目标是拯救灭绝营内同胞的生命、维护他们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它就是抵抗的形式之一。因此，抵抗包括灭绝营内囚犯的自助行动、文化生活、宗教生活、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政治活动、破坏、怠工和逃亡等等。一句话而言，根据意大利学者安德烈·德沃托(Andrea Devoto)对集中营囚犯心理问题的研究，“一切行为都是抵抗，因为一切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托马斯·托尔维·布拉特（Thomas Toivi Blatt）是索比堡的幸存者之一。他说“保留人的身份……这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颠覆性的抵抗方式。犹太人为死难同胞祈祷，并不顾极大的危险，庆祝犹太民族自己的节日”。布拉特觉得，甚至于自杀，虽然很多人视为一种“严重的罪行”，但由于此类行为剥夺了德国人决定“这个犹太人死亡的精确时间与地点的权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抗议”行动。根据约瑟夫·特鲁什津（Joseph Telushkin）拉比的说法，从传统上来讲，拉比一直试图“寻找某种理论基础”，以避免宣告某人死于自杀，因为这种行为对死者的家庭是莫大的耻辱。尽管如此，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如果一个人“被迫在可耻的状态下生存”，那么其自杀则是正当、合理的。

“大屠杀”期间曾爆发过若干次受害者在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抵抗行动。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于1943年10月14日的索比堡。其实在这座灭绝营，类似的行动从未停歇过，但当华沙隔离区犹太人暴动的消息传到索比堡之后，促使这里的领袖人物开始思考使抵抗运动更加组织化的可能性。1943年春天，佐尔基夫“犹太人委员会”前任主席利奥·菲尔德亨德勒（Leon Feldhendler）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地下秘密组织，并开始设计逃亡计划。以斯帖·拉布（Esther Raab）解释了个中原因：“你感觉你正在做些什么、正在计划些什么。你正试图做些什么。如果你能成功那当然好极了。如果不能成功，一颗子弹将射入你的后背——那也好过进毒气室。我曾向自己保证，绝对不进毒气室。”他们最初的逃亡计划，包括给看守下毒、夺取他们的武器，然后逃跑。可惜，这个计划没能成功。党卫军发现了毒药，并枪杀了5名犹太人作为报复。菲尔德亨德勒也曾设想过向营地放火，然后趁警卫灭火之机逃走。然而，1943年夏天，党卫军决定在灭绝营周边安放地雷，这就使一切逃亡计划都更加复杂了。现在，逃离索比堡的唯一安全方式，就是通过营地的正门。

1943年9月，德国人在索比堡三号营区发现了一条逃亡地道，接着就处决了150名囚犯以示惩罚。当月底，从明斯克转运来一队苏联战俘。其中一位是亚历山大·佩歇尔斯基（Alexander Pechersky，　1909—1990）中尉。这位老练的苏联红军军官很快就成为菲尔德亨德勒小组的领袖。佩歇尔斯基再次重新提出了逃亡地道的想法，不过后来又否决了这个方法，理由是洪水可能带来的麻烦。在菲尔德亨德勒的帮助下，佩歇尔斯基制订了一个新的计划，包括杀死灭绝营的主要党卫军成员、夺取营地兵工厂的武器，然后从营地正门杀出一条血路。10月11日至12日，党卫军又屠杀了一大批囚犯，这促使抵抗者决定立刻采取行动。

后来，佩歇尔斯基形容了10月11日发生的事情：“一批转运来的新囚犯刚刚到来。当这批人遵命脱光衣服之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将被带到哪里，于是纷纷开始跑、赤裸着跑。但是他们能跑到哪里呢？……所以他们跑到铁丝网那儿。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一排自动步枪射出的如雹般的子弹。很多人就地倒下而亡。其他人则被引领着，走向毒气室。”第二天，党卫军杀死了18名灭绝营内生病的犹太裔工人。佩歇尔斯基和菲尔德亨德勒的小组决定：行动的时候已到，因为他们将是下一批被处决的对象。

计划很简单。10月14日下午3点30分，一小队囚犯将杀死4名关键的党卫军士兵。30分钟后，另一些人切断营地的电话线。与此同时，其他党卫军人员将被单独邀请至营地的工作坊；囚犯将在那里杀死他们。下午4点30分，趁灭绝营的550名犹太工人排队接受点名之机，一些苏联战俘将夺取索比堡兵工厂的控制权。一旦他们获得武器，苏联战俘将加入工人的队伍，走向营区正门。逃亡者们的计划，是让大门看守以为工人们要排队出营执行某个特殊的任务。倘若党卫军士兵或者乌克兰看守切断了通过大门的逃亡路线，工人们将在铁丝网上割开一个洞，然后使用木头和砖块清理出一条穿越雷区的通道。

逃亡开始后，一开始一切都如计划者所愿。被安排杀死党卫军六级小队长瓦尔特·里巴（Walter Ryba）的切伊姆·恩格尔（Chaim Engel，生于1916年，卒年不详）对这次攻击是这样描述的：“我刺死了我们的看守（里巴）。每刺一刀，我就大喊一声‘这是为我父亲、我母亲、为所有被你杀害的犹太人’。刀子滑落了，割伤了我自己，我全身都是血。”在灭绝营的另一个地方，一个乌克兰警卫发现了一个党卫军士兵的尸体。剩余的德国人，在乌克兰警卫的胁从下，在犹太工人向营区正门行进时，向他们猛烈地开火。逃亡者纷纷开始翻越铁丝网，或者在上面开洞，然后试图开辟一条穿越雷区的小径。托马斯·布拉特（Thomas Blatt）说，共有330名犹太人成功地逃出了灭绝营，但有80人在逃亡行动的最初阶段就惨遭杀害。犹太人的起义和逃亡令德国人大感惊骇，他们启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追捕行动，并将逃亡者中的170人又抓了回去。还有90名逃亡者加入游击队，后来战死疆场或被当地波兰人所杀。62名索比堡灭绝营的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其中有9名是这次行动之前逃出来的。德国人处决了所有人——包括被抓回的逃亡者和没能成功逃出去的囚犯。这次起义和逃亡行动令希姆莱大为震惊，恼羞成怒的他下令关闭索比堡灭绝营。

追捕艾希曼

以色列人对“大屠杀”的纪念行动，体现在致力于寻找那些逃脱了战后审判的战犯，并将他们绳之于法。在这一方面，最富戏剧性的案例当属对阿道夫·艾希曼的抓捕和审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星期，“帝国中央保安局”头目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命令阿道夫·艾希曼将特雷西恩施塔德集中营内的1200名重要犹太囚犯，转移至位于奥地利西部提洛尔山中的党卫军防御多面堡内。当时身处因斯布鲁克的艾希曼，已做好接收这批犹太人的准备，却与特雷西恩施塔德方面失去了联系。后来，卡尔滕布伦纳准备前往奥尔陶斯，组织党卫军抵御盟军的进攻。于是，他命令艾希曼前来奥尔陶斯与自己会面。进入山区后，艾希曼就接到希姆莱的命令，不得向美军和英军开火。距离战争结束只剩几天时间时，一支美军巡逻队抓住了艾希曼，后者被捕时身穿纳粹空军制服。由于艾希曼没来得及彻底销毁自己左腋窝下的党卫军血型标记纹身，他只得撒谎说自己为党卫军四级小队长巴特（Bart），后来又坚称自己是党卫军三级突击中队长奥托·埃克曼（Otto Eckmann）。在另一些党卫军军官的协助下，艾希曼弄到了一个新的身份证明——这一次，他又变成了奥托·亨宁格（Otto Henninger）。1946年初，艾希曼竟然从奥博—达赫斯特滕战俘营逃跑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艾希曼一直秘密生活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而在此期间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战犯审判上，他的滔天大罪也被接二连三地提及。为了躲避搜捕，艾希曼又设法搞到了一份阿根廷签证。这一次帮助他的是以阿洛伊斯·路易吉·胡达尔(Alois Luigi Hudal， 1885—1963)为首的“鼠线”网络。这位罗马天主教会的“褐衫主教”，是教皇委托建立的“教皇援救委员会”派驻奥地利地区的负责人。有了这个签证，再加上一本红十字会的护照，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的艾希曼，得以于1950年逃到阿根廷。这位前党卫军头子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接收他的是一位名叫卡洛斯·霍斯特·福尔德纳（Carlos Horst Fuldner，生于1910年）的阿根廷裔德国人。此人曾在党卫军内服役，战后则建立了一个组织，专门帮助前党卫军军官和士兵前往阿根廷定居。福尔德纳在自己名为“卡普里”的公司里给艾希曼安排了一个职位，工作地点位于阿根廷北部偏远地区的图库曼省和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1952年，艾希曼派人将家人接到阿根廷；又过了一年，他移居至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开始经营多项生意。生意失败后，艾希曼只得去向一名前党卫军战友求助，后者为他在一个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制造厂，找到了一个焊接工的职位。在那里，他很快升职，当上部门主管。艾希曼给他的新生儿子取名为弗朗西斯科·克莱门特·艾希曼，并对自己的真实身份越来越不加隐瞒。狂妄自大行为最终将导致他的被捕。

1959年，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 1908—2005）向“摩萨德”提供了关于艾希曼在阿根廷行踪的消息。维森塔尔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战后则将全部精力投入追捕纳粹战犯，并将其绳之以法的事业中。与此同时，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 1903—1968）当上联邦德国一个调查机构的负责人。鲍尔也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并曾担任黑森州的检察总长。1960年，以色列政府派遣兹维·阿哈罗尼（Zvi Aharoni，生于1912年）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以确定里卡多·克莱门特究竟是不是真的阿道夫·艾希曼。在确定艾希曼的身份之后，摩萨德就开始计划对他实行抓捕并带至以色列受审的方案，在此期间，艾希曼一直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与联邦德国政府接洽，讨论引渡事宜。尽管联邦德国政府曾想由本国审判艾希曼，但波恩方面告知摩萨德，鉴于阿根廷政府对德国以往的引渡要求的态度，这一次也不太可能同意引渡艾希曼。以色列方面遂开始考虑对他实施暗杀，但又感到有必要令他接受审判和法律的制裁。最终的计划是，于5月10日绑架艾希曼，3天后将其偷偷送上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当时正在阿根廷访问的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 1915—2002），很可能也在同一架飞机上。然而，当埃班更改了他的旅行日程之后，以色列特工决定在5月11日对艾希曼实施抓捕，然后将他关押在一处秘密房子内，直至5月21日埃班启程，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年5月11日，在艾希曼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加里波第街6061号的住所附近，几位摩萨德特工趁他下班返家之机，绑架了他。当摩萨德特工发现他的党卫军纹身之后，艾希曼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还签署了一项声明，同意前往以色列受审：“我，签署人，阿道夫·艾希曼，在完全的自由意志下声明，由于我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我意识到再试图逃避法律裁决已徒劳无功。我声明，已做好准备前往以色列，并在那个国家、在主管法庭面前，接受审判。” 

摩萨德还询问艾希曼，关于约瑟夫·门格尔和马丁·鲍曼的行踪。艾希曼坚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1960年5月23日，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在国会宣布了艾希曼被捕和即将接受审判的消息。这个消息既令以色列民众大感振奋，也令他们再次深受创伤。一位名叫罗曼·弗里斯特（Roman Frister，生于1928年）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每日卫报》上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那天下午的气氛，我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那天下午，一则消息传播开来：当代哈曼（一位古代阿加格人的国王，试图杀死所有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头号凶手——阿道夫·艾希曼——被抓住了……我跟很多人谈到此事，他们都相信，自从“西奈战役”（即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之后，以色列人民的心灵还未被如此强烈地震撼过。

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由以色列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06局”，负责审讯艾希曼。1961年1月初，他们向以色列检察总长吉迪恩·豪斯纳（Gideon Hausner， 1915—1990）展示了若干关于艾希曼罪行的证据，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提供的战争罪行审判材料。然而，豪斯纳并不愿意遵循同盟国的战犯审判方式，即由文件档案和几位目击者来讲述被告的犯罪经历。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豪斯纳写道，艾希曼审判需要的，是“关于一场人类与民族浩劫的一份鲜活记录”。而所有大屠杀幸存者——包括其中已来到以色列定居者——都可以为豪斯纳，提供其求之若渴的“鲜活记录”。

1961年2月21日，豪斯纳对艾希曼提出十五项罪名的指控，其中包括四项反以色列民族罪名、七项反人道罪名、一项战争罪名以及三项参与敌对组织的罪名。艾希曼对十五项指控全部矢口否认、拒不认罪。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一案正式开庭。整个审判期间，这个党卫军头子一直坐在一个由防弹玻璃围成的被告席内。主持这次审判的，是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摩西·兰道大法官（Justice Moshe Landau， 1912—2006），以及另外两位同样德高望重的以色列法官——本杰明·哈勒维博士（Dr. Benjamin Halevi）和伊萨克·拉维博士（Dr. Yitzhak Raveh）。艾希曼的辩护团队，则由罗伯特·瑟法图斯（Robert Servatius， 1895—1988）领衔，此人以前也为弗里茨·绍克尔和卡尔·勃兰特进行过辩护。瑟法图斯的辩护基调，是以色列的司法机构是否具有指控和审判艾希曼的权力。他指出，应质疑法院的公正性，对艾希曼的绑架行为也缺乏合法性，而且，瑟法图斯强调，以色列是“大屠杀”之后才建国的，且艾希曼被指控的罪行，全部发生在以色列国疆域之外。这位辩护律师还称，他的被告仅仅是“大池塘里的一尾小鱼”，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1961年8月14日，兰道大法官宣布休庭。而直到当年12月11日，才再度开庭。那一天，法官宣读了漫长的判决书。在惊恐万状的被告面前，法官认定，阿道夫·艾希曼所有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后来，艾希曼又先后向以色列最高法院和以色列总统提出上诉，但皆以失败告终。1962年5月31日午夜，艾希曼被绞死在拉姆拉监狱。他的尸体旋即被火化，骨灰撒进雅法海岸附近的地中海。

围绕着对艾希曼的审判，人们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使得全世界对“大屠杀”本已倦怠的态度，又突然为之一振。在以色列国内外的很多地方，对这次审判，尤其是对艾希曼最终被处死的结局，有些人的反应令人惊异。至少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以色列法官——海姆·柯恩（Haim Cohn）——拒绝以任何方式参与审判过程，还有很多以色列人公开反对判处艾希曼死刑，理由是这会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误的赎罪感——夺取一个人的生命，作为对600万条冤魂的补偿”；这还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动，只能令全世界的观众更加确信，犹太民族就是一个复仇心重的民族”。在以色列之外，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赛珍珠（Pearl Buck）等人都曾公开抗议艾希曼的死刑，理由也是——这仅仅是一种复仇行径。

汉娜·阿伦特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过若干篇关于这次审判的文章。后来她又出版了一本名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古老罪恶的报告》（1963）的书，并再度激起公众对艾希曼本人、其审判及其罪行的讨论。阿伦特堪称一位富有造诣的政治理论家，她将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审判及他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置于复杂的纳粹德国独裁政权这一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中，她提出以色列是否有权审判艾希曼的问题，并试图获悉法庭是否公正。阿伦特还将艾希曼——她认为此人代表“古老的罪恶”——与另一类人作了比较，即“大屠杀”期间欧洲的各个犹太人社团领导阶层——正是他们为艾希曼提供了被驱逐者的名单。在进行这些研究时，阿伦特触碰到了一个极端敏感的问题，很多人因此深感冒犯。戴维·切萨拉尼就是阿伦特的激烈批判者，在其传记《成为艾希曼：对一位“办公桌凶手”人生、罪行及审判的反思》中，切萨拉尼认为阿伦特的报告充满谬误和偏见。他还写道，阿伦特对以色列国家和民众的态度“已转向种族主义”。

阿伦特也有支持者，不过其数量比批评者的数量要少得多。阿伦特将艾希曼及纳粹党人视为“进行集体屠杀行为的人类成员”。然而她坚称，那些纳粹枪口下的受难者们也是一样，他们需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艾希曼仅仅是纳粹官僚体系中的一员，所作所为都是在履行工作职责。理查德·I·科恩（Richard I.Cohen）对此评论道，阿伦特的评论“完全是建立在（‘大屠杀’ 的）力量和神话之上的，而记忆的神圣性使作者及其著作丧失了合法性，并将破裂的血管从曾经的国家中带回来了”。尽管如此，科恩还强调，当今学者应该感激阿伦特的贡献——她“对现代社会罪恶本性的理解，以及个人选择与行动自由面临的困境”。

对阿道夫·艾希曼的追捕和审判，成为以色列国家和“大屠杀”历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时刻，然而，它也仅仅是整个故事的一章而已，以色列人寻找其他纳粹战犯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息。1959年，联邦德国启动了对门格尔的引渡听证。获闻风声的门格尔逃至邻国巴拉圭，当地政府已知道德国的引渡愿望，但还是保证将给予门格尔公民权。

（本文编辑 乔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