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在搬来上海两个月之际，我受邀参观上海宝山区的一个废品站。我本以为此行尽在掌握。毕竟，从小到大，我家都是做废金属回收生意的，而且我以为，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做的和中国上海人做的一样，只是他们的规模要大一些而已。事实上，据统计，早在2002年，废金属、纸和塑料已经成为美国向中国出口最多的物品（大豆排第一），美国的回收商因此获利数十亿美元。

但中国如何赚钱呢？在美国的时候，年少的我渐渐对介绍美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剥削工人的报道习以为常。确实，大学期间，涉世未深的美国大学生经常呼吁耐克和盖璞（GAP）这样的美国公司“改革”他们在中国的工厂，以便能够给中国工人更好的薪水和待遇。新闻媒体会提供一些证明文件，说明低成本运营的中国废品回收工厂在某种意义上和当时美国媒体笔下的耐克工厂差不多，都有类似的问题。然而，作为明尼阿波利斯市一个小型废品回收商的儿子，我无法认同，这样一个产业能够发展壮大到一定规模，以至于会出现与生产“飞人乔丹”运动鞋及iPad时遇到的类似问题？

事实上，正如我在本书中引用的证明材料所显示的那样，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中国废品循环业大规模工业化，相比珠江三角洲最常见的制鞋厂和制衣厂，这个行业为工人们提供了更好的机遇，能让他们赚到更多的钱。在那个时候，废品回收工厂工人的薪水平均要比高科技工厂工人的多20%。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工作又脏又累；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后来才领会到的，废金属工人能摸索出在纺织厂根本学不到的众多独特技能，因此拿到了较高的薪水。长时间以来，一直如此。2014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工资约是3680元（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的话）；而珠江三角洲废金属回收企业的工人可以赚到4000～5000元。那么，在中国，谁的价值更大？

在2002年10月，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在上海宝山区的一个废品回收工厂里我看到800名身着青色工作服的女性工人，她们正在用手将切碎的美国汽车碎片进行分类。这些汽车碎片是被装在数百个集装箱里运到上海的，每个集装箱重20吨，现在都堆在仓库里，而且很快就会变成制造新汽车的原材料。在本书的第十二章，我详细描述了在走进这家大分类仓库时受到的震撼。

尽管相隔15米，仓库里发出的声音依旧清晰可闻：像风雨交加的强劲台风——事实上，这种声音比我们刚才冒雨走进来时听到的雨声还要大。这声音听起来很刺耳，带着金属质感，像是模拟电视台间静电干扰的声音，但要更为缥缈。我们在装货间的门口停了下来，眼前的一切让我大吃一惊：数百名身材瘦小的人身穿青色工作服，蹲在一堆堆废金属碎片边上，安安静静地将各种金属分门别类，并装进不同的塑料箱子里，每个碎片就像一个雨点，汇聚在一起，便形成了那种刺耳的暴雨声。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被眼前的宏大规模惊得目瞪口呆。仓库足有数百米，两边堆满了深色的废金属碎片，从地面流向操作台，然后再流向地面，如此循环往复。仓库中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像条溪流一样将废金属分隔两边，身穿青色工作服的工人推着装满废金属的独轮手推车穿梭其中，有时把废金属从车上倒下来进行分类，有时把分好类的废金属装车推走。

我一边谨慎地向仓库里面走，一边俯身察看工人们在做什么。

只见她们飞快地挥舞着双手，一刻不停：抓起一块废金属，扔进一个箱子里；抓起另一块废金属，扔进另一个箱子里。这是机械性的工作，很有节奏，而且工人们很有把握，没有一丝犹豫。我站在那里，根本认不出这些废金属都是什么，而工人们却能清楚分类——这就好像是有人叫我把废金属碎片随意扔进箱子里，并且要表现得很在行。

那天，我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把眼前的场景拍了下来，后来展示给了全世界的读者。无论是在美国、欧洲各国，还是在中国，人们看到那些工人和她们“卑微”的工作，第一反应总是心生怜悯，甚至感觉害怕。对于发达国家的人来说，那些照片使人联想到一个习惯说法，即富人把他们不想要的废品“倾倒”给穷人。在中国，这些照片让人们开始反感富有且自私的西方世界的轻蔑行为。

然而，十年来我在参观发展中国家废品循环设施的过程中了解到的真相，比宝山那家工厂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对中国有利得多。确实，表面上看来是发达国家在向中国“倾倒”，但其实却是精明的中国商人买下了这些废金属，并运送到中国某些地方，在这些地方，废品得到了循环再利用，被制造成新产品，随后又被运送回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在这样一个关系链条中，受到剥削的并不是中国，反而是富有的国家没有从他们扔掉的大量废品中看到价值。中国的商人并没有向他们的工人倾倒废品，相反，他们进口价值被低估了的原材料，然后优化升级，这样中国的工厂就能获得巨大的利润。

就拿从深圳运往洛杉矶买家手中的一双耐克鞋来说吧。洛杉矶买鞋的顾客会把鞋盒扔进回收桶，随后，鞋盒将被送上南加利福尼亚港口的一艘集装箱船。鞋盒从那里被运回中国，然后进入造纸厂，经过循环再造，旧鞋盒变成了新鞋盒，并被出售给耐克这样的制鞋厂。最后，这个盒子将再一次被中国、法国甚至是美国的消费者买走。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一个有效的绿色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及其贸易伙伴都是赢家。然而，在我看来，中国得到的好处要多一些，因为从循环再利用和重新销售鞋盒的过程中赚到利润的是中国，而不是发达国家。

在许多方面，全球废品回收业就是如此运转的，一些国家扔掉的东西太多了，他们认为其毫无价值，或无法自身循环再利用，于是废品就从这些国家流向了缺少原材料的国家。这个循环和环境没有多大联系，却和制造业有着莫大的关系。的确，如果中国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这些从全世界运来的废品对他们也就没有多大用处了。如今，中国需要大量原材料制造其自身和全世界所需的物品，这使得中国也开始从发达国家购买大量的废品。事实上，据201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主要的可循环废品进口国依次是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国家。为什么是东盟？原因在于，尽管这是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组织，其制造业规模比中国小得多，但随着整个东南亚经济的繁荣发展，他们的可循环废品也流向了中国的工厂。

现如今，中国近一半的铜，超过一半的纸和将近30%的铝都来自于可循环再用的废品。总体而言，使用可循环资源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其他污染物（包括大气和水污染），用地数量也比较少（有了再生金属，就不需要挖矿），而且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护自然资源（有了再生纸就不需要砍伐森林）。节省下这些资源不只是让中国受惠，还可以惠及全世界。因为在经济方面，我们的世界对中国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尽管中国经济用掉了大量可循环资源，中国本身却没有因为这个绿色产业而得到很好的声誉。为什么呢？

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官员或机构并没有大力发展国家的回收产业。中国之所以形成了全球化的回收产业，是因为制造业的企业家有需要。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相比从偏远的西部地区开矿挖掘原材料，企业家在浙江和广东这样的地方进口废金属的成本要低得多。确实，只是近十年来，中国政府才开始关注回收产业，与该行业的高级专家和企业家建立联系。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都提出要对这个产业提供强力的政策支持，包括在财政上支持技术升级，我将在本书后面几章里讨论这一点。

这个产业遭到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终日从他人扔掉的垃圾中赚钱的工人和企业家往往受人轻视。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我的一个中国好朋友告诉我，父母警告他，他必须好好学习，不然就只能去捡垃圾。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听到其他中国朋友说起类似的话。然而，在我看来，这是在忽视这些工人（正如本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拥有高超的技能）带给中国的巨大经济和环境利益。但是，即便公众不明真相，回收企业却心如明镜，所以会付给工人较高的薪水，而在制造iPad、汽车和名牌服装公司里打工的工人却赚不到这么多。

作为这一行业从业者的儿子，我深深为中国废品回收业数百万劳动大军取得的成就而骄傲。我的曾祖父从俄国移民到美国，几乎身无分文，从合肥到上海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同样拮据。与从合肥来的务工人员一样，曾祖父也不会说当地的方言，也不能接受教育。所以他做了他唯一能做的工作：从街道上捡垃圾，然后卖给别人循环再用。七十年之后，先辈的辛勤工作，让我可以去读在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在一家美国最好的新闻机构里找到了工作，还写出了你现在正在阅读的这本畅销书。我在上海街头曾碰到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推着一辆手推车，上面装满了旧纸箱，但在我眼里，他并不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在我看来，他是我在废品回收业中的手足，有一天，他的儿子或孙子很可能会成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

不管是在小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在大型工厂里的分类线上，中国废品回收业的工人都表现出了不凡的智慧，我在上海住了十一年，几乎时时都能见识到这份智慧，并且对此赞叹不已。对于在中国受到忽视有时候甚至是被中伤的回收产业，我希望中国的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能和我一样欣赏这一行，甚至为这一行而骄傲。毫无疑问，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但即便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全球化的废品回收业对中国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如果没有全球化的回收产业，中国和全世界都将变得更脏、更差。

亚当·明特（Adam Minter），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废品经销商家庭，2002年开始进行一系列关于中国新兴的废品回收业的开创性调查报告，受到国际传媒界的认可，2004年获得斯蒂芬·巴尔写作奖。从那时起，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华尔街日报》以及英国《金融时报》《卫报》等国际媒体经常邀请他采访和撰稿。2008年他受邀到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做了对全球废品回收贸易的评论性演讲。目前，他受雇于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彭博社。

（本文编辑 刘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