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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7月24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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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书摘】在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88年的小说《小世界》(Small World)中,一位教授解释了他为什么认为精英大学正在衰亡:与过去相比,今天的知识变得越来越方便携带了。人也一样……过去20年以来,有三件事情让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航空旅行、直拨电话和复印机……只要你能找到一部电话、一台复印机,加上会议经费,你就成了,你就和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学——全球校园接通了。
莫里斯·扎普(Morris Zapp)说的没错,但是他过分强调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了。他说过此话的20年后,这些技术被电子邮件、电子文献、互联网、博客、电话会议、Skype(一种即时通信软件)和智能手机所超越。而在他说此话的200年前,当年的技术——航海、印刷图书和邮政服务已经让信息和人具有了便携性。结果是一样的,一个全球校园、一个公共空间,或者就用17和18世纪的叫法:一个“文字共和国”。
任何一位21世纪的读者如果深入了解思想史,都不可能不为18世纪的“博客圈”所惊叹。每一本书刚出印厂,立即被销售一空,旋即再版印刷,接着就是被翻译成数种文字,评论的小册子和单张接踵而至,学者们通信交流,最后是又一本新书火热出炉。洛克和牛顿这样的思想家们通了上万封信。伏尔泰一个人就写了18000多封信,足足编纂了15卷书。当然,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对话的进行速度过于缓慢,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有一次交流,但它的速度已经足以引发讨论、批评、融会、提炼,并引起当权者们的关注。最著名的事例是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此文一出,即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推动了在全欧洲废除酷刑惩罚。
只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足够的供货人,思想的市场不仅会传播思想,而且会改变思想的创作。没有人能聪明到在一开始就知道什么观点最有价值。牛顿(很难说他是个谦虚的人)在1675年给科学家同行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一封信中承认:“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人类的头脑擅长将一个复杂的思想打包,并将它与其他的思想一起装配成更复杂的组合,再将这个组合打包,做成更大的装置,然后再结合更多的其他思想,层出不穷。 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稳定的源源不断的组件供给,而这必须依靠各种思想交流的网络。
一个全球校园不仅提高了思想的复杂性,也提高了思想的质量。在蜗居的隔绝中,难免会滋生各式各样怪异和有害的思想。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一个有害的观点暴露后,其他思想家的批评至少让这个观点有了枯萎和死亡的机会。在“文字共和国”中,迷信、教条和野史的寿命都不长,那些就控制犯罪和管理国家冒出来的馊主意也得意不了几时。将一个人点着火,观察他是否会被烧死,以此来判断他是否有罪,这种手法是十分愚昧的。为了一位女子与魔鬼交配并将魔鬼变成猫而处死她,同样愚蠢至极。除非你自己就是世袭的专制君主,否则你不可能认同世袭专制君主是最佳政体这样的奇谈怪论。
在洛奇1988年提到的技术名单上,只有喷气式飞机还没有被互联网所取代,这也告诉我们,有时面对面的沟通是无法被替代的。飞机让人们团聚一堂,但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人不是已经“团聚一堂”了吗?所以城市一直是思想的熔炉。大都会型的城市可以聚集足够数量的、多种多样的思想,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角落和缝隙,足供特立独行的人们寻找藏身避难之地。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也正是城市化的时代。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成为知识的骡马大市,思想家们每天都在沙龙、咖啡馆和书店聚会,对时兴的观点评头论足。
阿姆斯特丹是思想角斗的主战场。在“荷兰黄金时代”的17世纪,它是一个喧嚣的港口,向各种商品、各种思想、各种货币和各种人敞开大门。它包容了天主教、再洗礼派、各个新教教派,也包容了祖先被葡萄牙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它拥有众多的出版商,禁书出版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它不仅印刷有争议的书籍,还向那些禁止这些书籍的国家出口。斯宾诺莎就是阿姆斯特丹人,他将《圣经》作为文学分析的对象,还构造了一套包罗万象的理论。在这套理论中,他完全没有给上帝留下存身之地。1656年,犹太社区将斯宾诺莎逐出,当时欧洲宗教审判的恐怖经历记忆犹新,犹太社区非常担忧是否会惹恼身边的基督教信徒。悲剧并未落到斯宾诺莎头上,但如果他住在隔绝的乡村,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他不过是收拾了自己的物品,搬到另外一个小区而已,接着,他又搬到更宽容的荷兰城市莱顿。两个城市的作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圈子都对他张开双臂。约翰·洛克在1683年被怀疑参与了反对英王查理二世的阴谋,阿姆斯特丹成了他的避风港。勒内·笛卡儿也不断地变换住址,风声一紧,他就在荷兰和瑞典两国之间来来往往。
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将自由民主的出现归因于城市的兴起。暴虐的独裁者即使被他的人民所鄙视,仍然能保住权力,这个谜被经济学家称为“社会两难困境”或者“搭便车问题”。在专制制度下,独裁者和他的打手们有强烈的动机把持权力,但单个的国民却缺乏动机去推翻他,因为虽然民主的收益惠及全民,但反抗者却要独自承担专制镇压的风险。城市像一个熔炉,将金融家、律师、作家、出版人,还有人脉资源丰富的商人带到一起,他们可以在酒吧或在行会会所共谋挑战现政权的大计,彼此分工合作,共担风险。 古希腊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美国革命时期的波士顿和费城、低地国家的各个城市都是孕育民主的城市典型,今天的城市化和民主化也总是并肩同行。
政治暴君和宗教暴君从来都知道信息的流动和人的流动所具有的颠覆力量,所以他们一向压制言论、写作和结社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国家要通过权利法案保护这些通道。在城市和人们的读写能力兴盛之前,自由的思想很难形成和聚合,所以可以说,人道主义革命出现的部分原因是17世纪和18世纪城市的兴起。
当然,将人和思想汇聚在一起,不能决定这些思想会怎样演化。“文字共和国”和大都市的兴盛也不能单独解释为什么在18世纪出现了人道主义伦理观,而不是为酷刑、奴隶制、专制主义和战争寻找更合理的解释。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两个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当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由自由和理性的力量组成的社区协商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务,在逻辑的一致性和世界各方反馈的制约下,他们的共识必然指向一定的方向。在思想的王国中,一个思想蕴含着其他的思想,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外生的力量。一旦一个思想家的社团进入这个王国,无论他们所处的实际环境如何,他们的思想都将被推向特定的方向。我认为,道德发现的过程是人道主义革命最重要的动因。
在人类历史的相当短的时间内,许多暴力制度就走到了尽头,因为批判这些制度的理论早已经过长期的酝酿,是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涌现的哲学思想的继续。许多思想家,比如霍布斯、斯宾诺莎、笛卡儿、洛克、大卫·休谟、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康德、贝卡里亚、斯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麦迪逊、杰斐逊、汉密尔顿和约翰·穆勒,共同构造了一种世界观,即我们所说的启蒙人文主义(有时也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这个词已经具有了其他含义)。下面是对启蒙人文主义哲学的简要概述,虽然粗糙,但总算是对这些启蒙时代思想家的观点给出一个连贯的总结。
启蒙人文主义的起点是怀疑主义。 人类历史上的愚昧,以及我们自己容易被错觉和谬误所迷惑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不分男女)是会犯错误的。所以,人需要有理由才能去相信某件事情。信仰、启示、传统、教条、权威、主观确定性带来的陶醉——都会带来错误,不应该作为知识的来源。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确信的吗?笛卡儿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我们自己的意识。我正在思索什么是我能够知道的——这个事实让我知道我是有意识的,而且我能够知道我的意识是由几种不同的经验构成的。它们包括对外部世界和其他人的感知,各种欢愉和痛苦——有感官的(比如食物、舒适、性),还有精神的(比如爱、知识和对美的欣赏)。
我们也相信理性。我们提出问题,评估可能的答案,并试图说服其他人承认这些答案的价值,这就是推理,而推理就是默认了理性的有效性。我们也相信谨慎使用理性得到的所有结论,比如数学原理和逻辑学。
虽然我们不能对自然世界进行任何逻辑证明,但是我们天然地有权相信某些有关自然世界的信念。我们所谓的科学,就是运用理性和观察对自然世界进行试探性的归纳。科学在解释和改变世界方面的成功毋庸赘言,科学的进步表明我们有可能去认识世界,虽然我们的认识永远是或然的,而且是随时准备被修正的。因此,科学是我们应该如何获取知识的一个范式——这里所说的科学,不是指科学的具体方法或者体系,而是指科学的价值观,即寻求对世界的解释,客观地衡量各种答案,承认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试探性和不确定性。
理性的不可或缺,并不意味着个人永远是有理性的,或者永远不被激情和幻象所动摇。这仅仅是说,人有理性的能力,如果一群人愿意去完善理性的能力,公开和公平地运用这种能力,从长远看,他们就能够在合作中通过理性得到更坚实的结果。林肯曾经注意到,你可以在某些时间内愚弄所有的人,你也可以永远地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地愚弄所有人。
在我们对世界的信念中,最有把握的一条是其他人和我们一样是有意识的。其他人也是由同样的材料构成的,也追求同样的目标,引起我们自己痛苦和欢乐的事情,也同样会引起其他人痛苦和欢乐。
根据同样的推理,我们可以推断,那些在表面上与我们有许多差异的人——性别、种族、文化,在最根本的层面和我们是一样的。人类对特定事物的基本反应是一致的,这种超越一切文化的共性具有深刻的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存在普世的人性。它包括我们共同的欢愉和痛苦,共同的推理方式,共同的对愚昧缺乏抵抗力(尤其是对复仇的渴望)。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人性也是可以被研究的。我们在决定如何组织我们生活的时候,应该将人性的因素考虑在内——一旦科学对我们的本能提出疑问,我们就要对本能有所保留。
人类心理共性还有另一重含义,无论人和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一般而言,他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以我们共同认可的事实为起点,使用我们共同接受的逻辑和取证标准,我可以诉求于你的理性,并试图说服你。
这种“理性的普世性”的具体化之一,就是界定什么是道德。如果我恳求你去做一件会影响到我的事情——请不要踩着我的脚,或者不要为了好玩而捅我一刀,或者下水去救我的孩子——如果我想要你认真对待我的恳求,我就不能用一种将我的利益置于你的利益之上的方式来提出吁请(比如,我要保留踩你的脚、捅你一刀,或者看着你的孩子淹死的权利)。我必须申明我的立场,这个立场迫使我以同样的原则对待你。我不能表现出仅仅因为我是我,我的利益就是特殊的,而你的就不是;我也不能要求你承认,我现在所占着的位置是宇宙间一片独特的地盘,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恰好站在这里。
你和我应该就道德达成一致的理解,不仅是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有逻辑一致的对话,还因为只有相互无私,我们才能同时追求共同利益。比起你和我各自囤积剩余、任其腐烂,看着对方的孩子掉在水里却见死不救,两个人没完没了地寻衅斗殴,如果我们能够分享剩余,互相救对方的孩子,不再掐住对方的喉咙,我们的处境当然会更好。当然,如果我稍微自私了一点点,多吃多占了一点点,你多少憨厚了一点点,我的处境也许会比你的处境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想,这样做。所以,如果我们两人都尝试占对方的一点儿便宜,我们两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糟。如果任何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你和我三方能够理性地进行讨论,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我们期望达到的状态是我们双方都做到无私。
所以,道德并不是一套由充满复仇精神的神任意制定再写在纸上的规则,也不是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部落的习俗,它是人们视角的可相互替置性和世界给予正和博弈的机会共同产生的结果。世界各大宗教都发现了道德的这个基础,虽然对这一金科玉律各有自己的版本,而从斯宾诺莎的“永恒观”、康德的“绝对命令”、霍布斯和卢梭的“社会契约”、洛克和杰斐逊的“人皆生而平等乃不证自明的真理”中也可以看到道德的这一基础。
存在普世人性,这已然是一个事实性知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上,这已经是道德的原则。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推导出应该怎样处理我们的事务。政府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人们的自私、自欺和对他人的自私和自欺的恐惧将导致持续不断的冲突。如果每个人都同意放弃暴力,并授权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进行管理,那么人们的生活会更好。但既然这个第三方也是由人——而不是天使——组成的,他们的权力必须受到其他人的监督,迫使他们按照被管治者的意愿进行管治。政府不得使用暴力对付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其手段不得超过防止更大暴力的最低需要。政府应该创造条件,允许人民在自愿合作和交换中繁荣昌盛。
这一推理也可以被称作人文主义,因为它承认的价值是人的实现,而且是唯一的人皆具有不可被否认的价值。我感受欢乐和痛苦,并追求能够实现欢乐或解除痛苦的目标,所以,我没有理由否认其他众生拥有同样的权利。
如果这些话你听起来已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那么,你是启蒙时代的孩子,已经受过人文主义哲学的浸润。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的事实,这绝不是一件平庸和乏味的事情。我认为,启蒙人文主义,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都为18世纪和19世纪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第一批自由民主政体的设计,特别是美国《独立宣言》中“不证自明的真理”明确地体现了启蒙人文主义的哲学。之后,它被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并与各个文化中萌发的人道主义理念相融合。
(本文编辑:王倩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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