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书讯】“新民说文化沙龙·中国法律与社会变迁”活动于4月17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举办，这次活动邀请了梁治平、王人博、高全喜、周濂四位嘉宾就中国法律发展与社会变迁进行了交流。同时，也发布了梁治平先生《法辨：法律文化论集》、《清代习惯法》、《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三本书的新版。

（嘉宾合影：（左起）周濂、梁治平、高全喜、王人博）

2015年4月17日，王人博在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举办的文化沙龙“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变迁”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重读梁书有一种重回青春的感觉，那些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字如风，吹绿了中国法学。有些篇章即便放在现在，也是美文，如《海瑞与柯克》……那些文字给了我一种感觉：这里边，没有左右之争，只有智愚之别。”

 “梁”，即梁治平。他的《法辨》，成为无数法学院学子的枕边之书，每每读之，如沐春风。在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这本再版的《法辨》以及《清代习惯法》、《礼教与法律》三书，伴随着梁治平、王人博、高全喜、周濂以及众位学子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学术报告厅的欢声笑语，始于此地。

在这场由梁治平亲自破题的“富有学术小传统性质的‘褒扬—批评’”的学术沙龙中，《法辨》（该书于2014年被评为1978-2014影响中国十大法治图书）被反复提及。第一次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梁治平才三十出头，当他再次以自谦的神态谈及此书再版的时候，“用文化阐释法律，用法律阐释文化”，“梁氏风格”（高全喜语）已然成气。

（梁治平先生在谈论他的《法辨》及另外两本书）

高全喜认为，梁的研究包含着一种打通中西，超越古今，与现代和传统相交汇，融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历史学于一炉（方法论），致力于一个文明演进的法治之道的追思，加上其文字的隽永和论述的审慎，这就是法学界的梁氏风格。诸位读者若已然读过梁治平的《法律后面的故事》《新波斯人信札》《清代习惯法》及《礼教与法律》等作品，其文字的隽永、严谨的慎思与丰盈的想象力之间的平衡当伸手可及，亦清晰可见。

王人博与梁治平曾有着同学之谊，谈及《法辨》，更准确地说法应该是忆起《法辨》，在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学生宿舍内的气息便呈现出布朗运动式的想象画面。这本法学院学子人手一本的枕边之书是记忆的实体负荷。比如，《海瑞与柯克》的意理之美，文韵之美，即使重读，也依旧令人感怀。比如，与书同名的《“法”辨》辨析了中国从三代的“刑”到战国时期的“法”，再到秦以后的“律”，这些概念的变迁，以及跟希腊、罗马传统的法和法律的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之类论述，不为体系、概念所缚，不为显耀而著。诸如此类，这些“出力不讨好的活计”，即是学问，即为建树。

周濂则直奔主题，以《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一书为例，就清末礼法之争与嘉宾和读者做了分享，比如礼教派与法理派的争论的本质是什么，能不能用“建构理性”、“自生自发秩序”来刻画法理派和理教派之争，以及百年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奇妙且诡异的转换等。

（聚精会神做笔记的观众）

（现场观众向嘉宾提问）

据悉，《法辨：法律文化论集》、《清代习惯法》、《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5月出版。 

（《法辨：法律文化论集》书影）

《法辨：法律文化论集》：梁治平的代表性文集，追随法儒孟德斯，而力图推陈出新，以“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原则，开创了比较法律文化研究的先河，奠定了比较法律文化研究的基础，是为法学理论的一部经典之作。这次再版，是2002年版后的第一次修订版，除了对文字有少量订正，还删去了旧版中的一篇文章，并对书名作了相应调整。

（《清代习惯法》书影）

《清代习惯法》: 梁治平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第一手材料，接续《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的“大传统”研究成果，把思路延伸到了“小传统”的层面上，对清代习惯法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探究。无论是从材料上,还是从内容上,该书都堪称法律史研究中的典范。

（《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书影）

《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回顾清末的法律移植时代的变迁，又从清末反观当下的法律文化。先简述《大清钦定刑律》立法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论争；然后叙述论争的主要内容，并论争双方的基本观点；后将就当日论争涉及的若干问题分别加以讨论；最后，把这一事件置于更大的历史视界中观察与分析，求取其历史的、社会的意义，以为今日之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