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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时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让我想起自己近年来读书编书写书时,遇到的几段与日本人相关故事。其情节零零散散,但串起来看,却暴露出一些隐含的信息,让人深思下去,时常心惊不已。
时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让我想起自己近年来读书编书写书时,遇到的几段与日本人相关故事。其情节零零散散,但串起来看,却暴露出一些隐含的信息,让人深思下去,时常心惊不已。每每离案踱步,口中却叹息:日本这个民族啊!
说来也奇怪,我这里要说的故事,都与当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有关。比如前两年,我组织出版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民国童书”。当时我看中一套 “童话丛书”,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商务出版的,有将近一百册,孙毓修主编。我想重印这套书,但在上海图书馆中只找到三册半,即《海公主》、《睡公主》、《幸运灯》和《信陵君》。后来拜访儿童教育前辈蒋风,他说自己藏有这套书的第一册《无猫国》,是“文革”后在地摊上买到的。有一次我将此事与一位日籍华人诉说,他当即向一所日本大学图书馆查询,那里竟然有九十多册。有日本问题专家对我说,日本人做事非常认真,有长远考虑,百年以来中国出版的书,他们每本都要订购。
由此我想到,日本绘本专家松居直的著作《我的图画书论》,他出版中文版时在序言中写道:“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我一直认为,他说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绘本的高水平,一定是指当时上海商务的《幼童文库》等绘本,因为我在整理出版“民国童书”的几年间,曾经找来当时几个大出版公司的童书,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儿童书局等,将他们的童书加以比较,商务印书馆的图书质量,确实要高人一筹。
由此我又想到,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本人突然轰炸上海,其中一个重要目标,竟然是地处闸北四川路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他们将那里的办公楼、印刷厂、材料库、学校和东方图书馆统统烧毁,有三十多万册图书化为灰烬,纸灰飞出十余里地。那些书是张元济等人多年收藏,价值极大。目睹如此惨状,张先生甚至说,真后悔不该将这些书积聚起来。而一位日军司令却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唉,一方面收藏,一方面烧毁,日本人啊!
但是,由此我还想到,前几天阅读《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一书,其中有一篇蒋维乔文章《夏君瑞芳事略》,文中有一段话写道:“壬寅年冬,日本人原亮三郎、山本条太郎等,携巨资来上海,思营印刷及出版业。君念我国之印刷术及编辑上之经验,皆甚幼稚,非利用外资,兼取法其经验不可,遂与订约合资,改商务印书馆为有限公司,华股日股各半,而用人行政权,悉归本国人,并遵守我国商律。自是以来,编辑印刷,均大进步,营业亦益扩张,支店遍于全国,全佣者凡三千余人,公司资本,屡有增益,计丁酉至去岁癸丑,阅十七年,由四千增至百五十万,而是时日本人所占股额,亦仅四分之一矣。世人或以此巨大公司非全华商自办为惜,君乃亲往日本,与诸有股者谋,卒尽数购回,转而售诸国人。民国三年一月六日,议定立约,至十日登报布告股东,而君即于是夕,为暗杀党狙击于公司总发行所至门前,伤重不能言语,舁至仁济医院,遂殁,年四十三岁。”(深圳商报2015年4月3日)
(本文原载于:深圳商报2015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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