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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王志毅在两项事情上,最能表现出众之处,一是“言必信,行必果”,说到的事一定会做到,这是时下商界稀缺的品格,他却有了。再一是每逢讨论学术问题,他的学者气质就会表现出来,不逢迎,不含糊其辞。
其实王志毅在两项事情上,最能表现出众之处,一是“言必信,行必果”,说到的事一定会做到,这是时下商界稀缺的品格,他却有了。再一是每逢讨论学术问题,他的学者气质就会表现出来,不逢迎,不含糊其辞,不看他人脸色,那种直言表述的风度,就更加难得了。比如去年,我曾经写文章《出版,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动机》,品评美国人理查德·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十八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一书,其中谈到十八世纪英国出版,我援引书中观点,阐释英国出版业对欧洲文化启蒙运动的贡献与作用,所用词语赞誉过重。志毅在网上读到此文,立即留言反驳,认为这样的评价失之偏颇。后来我在读书时发现,志毅曾送给我几本“启蒙运动译丛”,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都与上述问题有关。由此可见志毅是一位认真研究问题的人,说话冷静思考,言出有据,如此坚持下去,积年有成,一定是自然的事情。
前些天志毅来信说,他的新著《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史札记》基本写好,希望我能为之写一篇序言。这真是一个好题目,因为我一直认为,目前中国有出版史,却没有书籍史。上面提到的谢尔《启蒙与出版》一书,就给出了一些让人惊讶的回答。他说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产生感到迷惑,究其原因,正是忽略了一个重要学科“书籍史”的研究。因为在作者“文本”变成“书籍”的过程中,饱含着许多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以往欧洲学者信奉笛卡尔的观点:“阅读时要忽略书籍的外观、感觉和嗅觉”,认为文本与书籍是分裂的。即使福柯在他的《作者是什么?》中,也至多承认“作者功能”是通过评论家和读者实现的,没有谈到书籍本身的作用。其实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而言,书籍出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我们的文学史、文字史、学术史和思想史中,却丝毫看不到书籍史的存在,说白了,也就是书商的存在!比如出版过程、书籍的产生、作者与书商的往来信件,里面谈版税、谈开本、谈定价、谈装帧、谈广告、谈市场……这些被传统学者们不屑一顾的内容,最多被当做历史学的花边或八卦,谢尔却从中发现了“苏格兰文人共和国”名扬天下的玄机。
阅读志毅的书稿,我看到他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试图给出一些新的阐释与研究。书稿之中,他谈论西方印刷术的历史,资料丰富;而有两个章节,专论中国宋明两代印刷术的发展,落笔之时,自然有了中西互应的尝试。另外此稿的名字也引人思考,说是“札记”,其实用的却是学术专著的笔法。尤其是“文化生意”一词的设立,恰恰点明了他学者与书商双重身份的优势。有了在两个领域的游走的经历,他才会做到知行合一、心态平和,既不为文化而轻视生意,也不为生意而亵渎文化,由此深入下去,创作中国书籍史的功力就会显现出来。
也可能是游动的人生体验,经常会给志毅带来思想波动的苦恼。他有时也会找我聊天,谈论书商生活的优劣,以及投身学界的思考。其实有才华的人总会不安分,跨界的能力常常是他才华大小的重要标志。此时志毅的才华已经早早显现,书编得好,就影响了学问;学问做得好,又影响了心境。但人生之旅,面上千奇百怪,实则大同小异。智者多思多虑,双成者是有的,如钟叔河先生;多成者也是有的,如叶圣陶先生;一事无成者更是满视野。我始终认为,人生的追求,首先是快乐,是平静地生活;其次在天赋,在路径,还在勤奋。我一直看重志毅,就在这里。
(本文编辑 乔欣)
(本文原载于:深圳商报201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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