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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搞书展、搞读书月、搞讲座、搞图书馆、搞阅读运动等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我思来想去,竟然觉得,真正的全民阅读,最应该落脚于“藏书”二字之上!而且在这里,我更强调私人藏书。
近些年,有人提出要为全民阅读立法,一时引起许多议论之声。听闻此事,我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提议有效与否、合理与否且当别论,关键是出发点很好,即使是政府的一种号召、一种呼吁、一种态度也好,它能给社会带来些许有益的提示,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深一步思考,阅读风尚的提倡与培育,究竟应该起步于何处呢?人们的观点很多,诸如搞书展、搞读书月、搞讲座、搞图书馆、搞阅读运动等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我思来想去,竟然觉得,真正的全民阅读,最应该落脚于“藏书”二字之上!而且在这里,我更强调私人藏书。
首先,读书与藏书,是一对互为充要条件的命题。不读书,何以藏书?不藏书,何以读书?此君爱读书,家中却一本书都没有;此君爱藏书,却从来不读书!显然,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检查一个地区大众阅读的水平,首先要看该处拥有藏书者的比重,这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硬道理。
其次,我重点谈私人藏书,旨在说明两个道理,一是就大众阅读的特质而言,我们丝毫不能低估私人藏书的重要性。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阅读是个人的事情,它是一种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与情趣;同时私人藏书亦然,它们之间互为里表,相辅相成。因此由个人的行为,推而遍及社会,才是正途;不可以颠倒关系,使个人的阅读与私藏,受到社会因素的过分左右。二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以往的社会观念中,存在着对于私人藏书的轻视,甚至敌视。究其根源,一定有旧时代对于个人藏书的不信任,认为私藏就有隐秘“坏书”的可能性,就有反社会的基因存在云云。所以长期以来,私藏往往会与“禁书”联系起来,所谓“雪夜闭门读禁书”,正是对民间私藏状态的一种描述。其实“坏”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道德因素,有政治因素,有个人好恶等等,而好书与坏书的界定,往往表现着一个社会的宽容与进步程度。我记得“读书无禁区”的呼吁,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端的情况应该有所改善。
其三,我国私人藏书历史悠久,对中国文化绵延不绝,香火不断,贡献巨大。以秦代焚书坑儒为例,无论始皇帝如何政治正确,此事对文化的伤害却是不争的事实。汉代兴起之后,重新发现散落典籍的故事最多,其目标都在民间私藏之上。正如《汉书·艺文志》写道:“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刘歆《七略》也写道:“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则有太 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北周诗人庾信曾经撰文,对汉武帝聚书之事大加称赞:“献书路广,藏书府开。秦儒出谷,汉简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来。坐观风俗,不出兰台。”你想,若无民间藏书献书,达到“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自秦代以降,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呢?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结合此段民间私藏的贡献,实在有让人感慨之处。
最后,我想说一说中国近百年来,两位最让我敬佩的私藏大家,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承继中国私藏图书的传统,而且将其所藏之书化为天下公器。他们一位是张元济,张先生是出版家,参与发展商务印书馆,并且在馆中建立涵芬楼,后改称为东方图书馆,其中存书最多。正如王云五所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设藏书处,命名为涵芬楼,收藏善本及一般参考图书,旁及外文图书达数十万册;不仅为私家藏书之冠,即方诸彼时规模最大之公立图书馆,亦无逊色。”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人轰炸上海,他们的目标直指商务印书馆,造成总厂全毁,东方图书馆几十万书籍片纸无存,焚书的纸灰弥漫在空中,持久不散。被人们称为自火烧圆明园以后,最令人痛心的文化惨剧。一位日军司令写道:“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从反面可见仇敌对中国文化的看重。但几年之后,张元济、胡适、王云五等人集聚各方力量,又将东方图书馆恢复起来,藏书又达到三十余万种。
另一位私藏大家是王云五,他一生的业绩,重点也在出版,曾经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和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自学成才,早年即有藏书嗜好。除了上述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他个人也喜好藏书。一九二一年,王云五三十几岁时,胡适去他家中拜访,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两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一九四九年,王云五离开大陆之前,个人藏书达八万多册,其中中文木版书四万余册,中文铅印影印书三万数千册,西文书约七千册。到台湾后,王云五旧习不改,又开始个人藏书,并且建有三个书斋:外书斋、内书斋和疏散书斋。到一九七〇年代初,王云五在二十余年间,又藏书达到三四万册,他成立“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自己捐一百万元新台币,买了一所房子,成立云五图书馆,将个人藏书全部放置其中,向社会开放。此时,王云五已经八十五岁了。一九七七年,王云五九十岁时,还在登报声明,亲朋好友所送寿礼一律不收,只收赠书,放在云五图书馆中,供读者阅读。当时有许多名人响应,连时任三军大学校长的蒋纬国,都送上自己的十二本著作。前不久我去台湾,拜见王云五后人,他们说,目前王云五留下私人藏书,有十余万册,存放在台湾佛光大学图书馆,向读者开放。
文章及此,我的话题由阅读而私藏,由私藏而谈古说今,一唱三叹,越说越远。回到近处,细细思想,我目光所及,身边的师友、同事、同人、作者……私藏图书的人,不知不觉中,愈发多了起来:香港之董桥、林道群;北京之谢其章、韦力、祝勇;上海之陆灏、陈子善、江晓原;深圳之胡洪侠;台湾之吴兴文……我们这个国家,号称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我却曾经悲观地写过一篇文章《历史在糟粕处断裂》,专论旧时代对于文化的摧残。现在看到身边的人,私藏图书的热情日渐兴起,心中总算燃起一点希望,同时也流出一些恐惧:但愿我们的族群,像秦火那样,像“文革”那样,扼杀文化的厄运,永远不要再来!
附言:近些年有人提出“盛世修典”,主体讲的是官修、官藏。其实历朝历代,图书的官修、官藏一直是社会主流,并且正面的贡献也不小,比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均有功于后世。但是副作用也很大,因为官修典籍,一定要与当朝政治结合起来,所谓政治正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都会有相应的时代标准。即使秦始皇焚书,也并非一概烧毁,他也有一个筛选标准。正如《史记·李斯传》中写道:“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最严重的事件是清代《四库全书》,它在留下文化贡献的同时,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毁书事件。有记载称,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不利于大清政府的书籍,总数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十五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另外编纂者还擅自更改典籍内容,不但明人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还殃及两宋。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道:“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所以鲁迅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本文原载于:辽宁日报2015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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