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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1月08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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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学术出版撇开OA不谈,本身即面临多方面的困境。成本的高昂、销量的不理想、数字内容的挤压,在重重围堵之下,出版商想找到一条突围之路,并非易事。
2013年夏天,哈佛大学出版社请图书设计师为它们垒球队的校内赛季设计一款T恤。T恤正面印上r > g,意为资本收益率(即r)大于收益增长率(g)——这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中心论点,本书由哈佛大学内尔纳普出版社于2014年4月出版。本书问世后登上《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精装书畅销排行榜,并在榜上停留长达22个月之久,被译成30种语言在全国范围内销售,仅英语版的纸质书就售出了50万册,这是该出版社近102年的历史上销售得最快的图书。
《21世纪资本论(布面精装) 》
点击图书封面可在三大网店购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法)托马斯·皮凯蒂 著
译者: 巴曙松 等
出版时间:2014年09月
不过,像《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的成功似乎很难复制。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伊恩·马尔科姆拍板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该书在2013年登上法国的畅销书排行榜,但在美国却只卖出了四五万册纸质书。“我们深知这是一门重要的科目,这也是一本很重要的书,而且书中有独一无二的数据,”哈佛大学出版社主管威廉姆·斯勒这样解释道。“不过这也是一本由法国经济学家所写的厚达700页的著作,所以我们对它在美国的销售表现也没有抱太高的指望。”话虽如此,哈佛大学出版社还是将这本书列为2014年的重头,并委任哈佛欧洲研究中心的同事阿特·戈尔达梅对本书进行翻译。
2014年3月2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分析了这本书,并宣称其为“年度——实质是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后,《21世纪资本论》一书迎来它的分水岭时刻。作者皮凯蒂和其著作迅速占领各类纸媒和电视屏幕。“它抓住了时代精神”,谈及本书所引起的广泛的公众兴趣,斯勒这样评说到。一度哈佛大学出版社不得不在英国和印度印刷出版本书,以追上需求量。
即使是以大众图书的标准来衡量, 《21世纪资本论》也算得上是一枚重磅炸弹。不过若是这本书真的拿给大众出版商来做,那出来的成果又会是另一番样子了。“学术出版社会保留90页的图表和100页的尾注”,哈佛大学资深出版人莉萨·莱波因特如是评价道,她一手策划了该书的超成功推广。“手上能握有这样一本书真是太棒了!不过我们也深知,像皮凯蒂作品这样能卖出50万册的,我们能找出一大摞同样的好书,都值得我们做深入的分析。”
《21世纪资本论》是一个例外。撇开它的畅销不谈,商业出版世界中数字发行对纸质书的影响已波及学术图书和学术期刊,并正在改变教学、研究以及教授雇用等结构。历史悠久的传统在数字大势下显得不堪一击,岌岌可危。哈佛图书馆副馆长及文理学院拉森图书馆馆员莎拉·托马斯说:“该如何进行学术发展的有效沟通,我们仿若仍身处一片荒蛮中。”
想一想学术出版社的处境。“很难预测哪本学术图书能一飞冲天成为大热,”普福尔茨海默大学教授及校图书馆馆员罗伯特·达顿如是说到。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董事,目前出任哈佛大学出版社董事会董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那会儿,我们可以做出预估,推算出学校图书馆采购某本新书800册,这个数字也通常靠谱。现在这一数字降到了300册,而在某些利基市场,比如拉美殖民历史,估计也就只能采购150来本。通常情况下,这类书主要通过图书馆采购这一渠道,在此路径之外的销售寥寥。如果只卖300本,连本都捞不回来。”按照斯勒的说法,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大部分图书都不太成功。有些甚至不能维持收支平衡。得靠偶尔几批销量黑马冲一冲,才能为继。”
在北美地区,美国大学出版协会共有105家成员,根据其中70家的报表来看,只有9家的年销售量能超过600万美元,大部分的年收益都低于150万美元。
电子出版无疑能够降低成本并扩大市场范围:哈佛大学出版正在扩大其电子产品,最近更是推出了勒布经典图书馆和艾米莉·迪金森档案馆,这些作品曾于2013年推出,是由霍顿图书馆以及哈佛图书馆合作出版的。
话虽如此,哈佛大学图书馆90%的收益还是来自于纸质图书的售卖。“不会全都只靠电子书的,也不总是电子书独占鳌头,”斯勒说到。“实体书继续保有其地位,它们的存在是大有来头的。”达顿甚至还建议到:“电子版和印刷版应该并驾齐驱而不该互相敌对。”有了数字版本的读者可能也会想买纸质版的“以方便注释,并且可以把它放在书架上相关图书旁边。”很多人就是喜欢纸张阅读,对屏幕阅读就是没那么感冒。
“质量是我们的基准,”斯勒解释道。“忽略质量,你可能能赚很多钱,可是如果你出版的是垃圾,那就是未尽职责。”每一本学术图书里都有一个辽阔的世界,是对知识信息的探索。“大部分书其实就像一片片马赛克,一本本书拼出一个伟大的世界,而这世界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一窥全貌。”
因此,重塑学术出版物不仅对图书出版商而言非常重要,它同样也是学术进步的重要一环。当下,图书馆对专著的采购量日趋减少,像专论专刊之类的存在空间正在被挤压得越来越小,这也对学术工作市场造成了影响。通常来说,专论专刊往往是一位年轻学者的首本书,由其博士学位论文发展而来。“专论的地位一直岌岌可危,”斯勒说到,“期刊,特别是科学期刊挤占了太多本该花在人文和社科专著上的图书馆预算。随着印刷纸本数量的下降,书的单价就上去了,这样销量就更少了。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斯勒形象地讲述了出版与学术职位间的微妙关系。“假设你写了一篇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论文,我是一名组稿编辑,而最近已经有三本关于乔伊斯的图书了,市场空间挤得满满的,于是我就‘残忍’拒绝了你的稿子。可是这个消息传到你的教职评定委员会那儿,他们的反应只会是‘他们居然拒绝了研究乔伊斯的稿子!’这类事情在出版商身上时有发生。或许你的论文导师引导你进入的是一个已经论著无数、新空间不大的领域。这该算是谁的错?或许资历更深的导师会引导你研究更好的主题。这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它和职位的连接又很紧密。未来教职评定与论文/专著出版绑定可能会逐渐减小,转而拥抱数字媒体。”
(本文编辑 晨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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