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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王云五年仅二十五岁,做事却颇为老到,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严先生,以资历及年龄言,相去均有如云泥,但我却能不卑不亢,最后结果,不仅使严何两任顺利交接,且与严先生成为忘年之交。”
严复
王云五
上世纪初年,严复译书名扬天下,且与商务印书馆渊源颇深。早在一八九七年,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因为参与变法,被逐出公门,经李鸿章举荐,来到上海南洋公学,出任译书院院长,他就出版过严复译亚当·斯密《原富》。一九〇二年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翌年接替蔡元培,出任编译所所长,张先生重点推出严复先生八部著作,有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肆言》(即《社会学研究》)、穆勒《论自由》和《逻辑学系》、甄克思《社会学史》、孟德斯鸠《论法》、杰方斯《形式逻辑》。当时这些书非常畅销,一九一九年《群学肆言》印到十次,一九二一年《天演论》印到二十次。
以上故事,知之者甚多。我近读《王云五年谱初编》,发现张元济后继者王云五,也与严复多有交往。那是在一九一二年一月,王云五二十五岁时,应同乡孙中山之邀,到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出任秘书。工作不到半个月,又接到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亲笔来信,邀请王云五去教育部“相助为理”。在孙中山安排下,王云五半天在总统府做秘书,半天去教育部工作。此后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在北京出任大总统。王云五也离开总统府,随教育部北迁,被蔡元培任命为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在此期间,王云五曾经参与将京师大学堂改组为北京大学的工作。而京师大学堂原任监督是严复,改组后,要让何燏时接替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为人老气横秋,何燏时又是他手下的工科学长,即工学院院长,处理这样的交接之事,大家都有些为难。因此推给王云五去做。那时王云五年仅二十五岁,做事却颇为老到,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严先生,以资历及年龄言,相去均有如云泥,但我却能不卑不亢,最后结果,不仅使严何两任顺利交接,且与严先生成为忘年之交。”
说是忘年之交,有一事为证。那是在一九一六年,即王云五与严复交往后不久,有一位名叫卫西琴(Dr. Alfred Westharp)的外国人,找王云五翻译文章《新教育议》。问其缘由,竟是严复推荐,王云五为此而感叹:“我初时颇不解,后来才知道,他和我在办公事上接洽多次后,对我颇为重视。不知怎样,间接上他竟获悉我的一切背景;老辈之关心后进,有如是者。”
王云五译好卫西琴的文章,并作译者序言。他在后来的《自撰年谱》手稿中写道:“卫西琴博士,奥人,专攻音乐,对教育亦甚饶兴趣。民元始来我国研究东方文化,其第一篇著作为中国教育议,慕我国前辈学者严又陵先生(复)著译盛名,卑礼厚酬丐请汉译。越二、三年,又著中国新教育议,仍请严先生续译,以高龄体弱婉却,而荐余自代。余与严先生素不认识,民元余任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长,奉派偕同司第三科长留英硕士杨焕之君(曾诰)同诣严先生,自前清监督之京师大学商谈交接事。严先生老气横秋,次日杨焕之不敢续往,余单人匹马坦然前往洽谈。尤于不卑不亢之态度下,颇获严先生赏识,认为孺子可教。至是因病不克续译。后竟荐余代之,老辈提携后进,热诚可佩。余受托不敢怠忽,脱稿后并以请教于严先生,承认为不负推荐,真使余受宠若惊。”
(本文原载于:深圳商报201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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