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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王振羽专栏】即使制度是不完美的,即使人不总是诚实的,即使有某种无序和大量的意见不一,但它还是好过以下状态:人们被迫在自己一生中腐化和堕落。以赛亚柏林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赫尔德是一个先兆,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信天翁。
面对历史事件、人物,站在相对超然客观的角度,进行认真详实的梳理,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说,实在是太过艰难了。当年李泽厚的“三论”之所以一纸风行,除了文笔典雅之外,更在于他那种高屋建瓴从纷乱复杂的事件、人物中大致拓展出一个较为明晰的脉络出来的功夫,虽然在今天看来所谓的启蒙与救亡的双主题变奏肤浅简单,但在当时还是给人以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惠特曼面对林肯极尽赞美之词称之为“我们的船长”,而大陆也有人对一些政治人物试图做出客观的解读,却往往贻笑大方,成为笑柄,而以赛亚柏林对邱吉尔的评价,更给人以大学者的泱泱风度不同凡响。为何国内就缺乏这样的高水平解读?即使杨天石先生解读所谓真实的蒋介石,与金冲及对蒋介石的刻意贬低,相互参照,很有意思,但从总体上看,仍旧属于或辩诬性质的或意识形态的不成系统的就历史资料引申感想先入为主之类,如果与以赛亚柏林相比,实在是“同志仍需努力”,这样的感慨,来自于以赛亚柏林在中国大陆新出版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在以赛亚·柏林眼中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分别是维柯、赫尔德、哈曼。维柯在290年前出版过他最为杰出的著作《新科学》。据有人回忆,维柯是“一个消瘦之人”,长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手里经常拿着教鞭,他的演讲“雄辩而紧张”,很能吸引学生。维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真正出色的历史学家,不对事实进行大体的描述,再根据大致的情况进行解释,而是深入事实细节当中,揭示出每个事件背后的特殊原因。在以赛亚柏林看来,有些人的生平和命运常常被当作浪漫的传奇而不被认真对待,在已知的所有例子中,维柯也许是最有代表的一个,这是一个具有独创天才的人,他生于他所处的时代之前,被迫在贫穷和疾病中挣扎,在其有生之年被误解并基本上被忽视,在其死后几乎完全被遗忘;在许多年之后,当他终于被一个惊讶的民族列入其最伟大的思想家行列,而发掘出来并为之欢呼之时,他的思想却被广泛地误传和误解了,甚至今天他所得的赞誉也比他应得的要少得多,因为他被发现得太晚了,在他死后的那个世纪,与他相似思想被其他人做了更好的表达,而他之所以被人们所铭记,却源自于他最不具价值和独创性的学说。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大陆又何尝少见啊。沈从文、汪曾祺的文字不都是如同出土文物一样才被世人所发现,而沈从文的遭遇则更是令人唏嘘扼腕,在许多人眼中徐志摩的形象基本上是一种轻浮随便的登徒子文人形象,又有多少人去关心他的政论文字他的诗心难能?萧红在年仅31岁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则说,我的文字也许无人去读,但我的所谓私事将会被人反复言说。有谁知道,在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乱世,萧红颠沛流离身怀六甲受尽蹂躏却写下了100多万字的泣血文字,《生死场》、《呼兰河传》也是多年之后才逐步被世人所认识的吧?这样的沉痛自语,这样的不甘愤懑,这样的知音难求,又岂止萧红一人哉?以赛亚柏林没有在人云亦云的狂潮中随波逐流,他以相当权威的口吻向世人宣称,维柯的著作具有引人注目的新颖性,是一个被半放弃了的“矿脉”,他的观点“非常迷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这些观点甚至在维柯的知识高产时期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针对维柯的《新科学》,以赛亚柏林也并非一味的大唱赞歌,而是相当辩证地指出他的弱点和不足:维柯的所有哲学著作,特别是《新科学》,都是真知与无稽之谈的混合物,是一堆杂七杂八的观念,其中有些明白易懂、引人入胜,而有些则散漫无形、模糊不清,大胆而新颖的思想混杂着一种僵死的经院式的残渣,在其极度丰富但又十分无序和过劳的思绪中, 一切都拥挤在一起,乱作一团。
赫尔德最为著名和最富雄心的著作是《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他在这本书中的开篇即宣称:我们的地球是众星中的一星。赫尔德认为,国家的基础是征服,国家的历史是暴力的历史,是血腥的征服史,国家是伊克西翁的车轮,号召无意义的自相残杀。凭什么为了满足一个头戴王冠的疯子的奇思怪想,或者一个启蒙哲学家的胡言乱语滋生的幻想,成千上万的人就应当忍饥挨饿?240年前,赫尔德针对专制主义这一“血盆大口”,他认为,专制主义倾向于把一切都压制得死气沉沉、整齐划一。现在对于人类来说,是只为一个巨大、僵硬、没有思想的机器生产毫无生命的齿轮更健康有利,还是激发和激活具有活力的不同能量更健康有利?即使制度是不完美的,即使人不总是诚实的,即使有某种无序和大量的意见不一,但它还是好过以下状态:人们被迫在自己一生中腐化和堕落。以赛亚柏林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赫尔德是一个先兆,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信天翁。
歌德认为,哈曼是伟大的唤醒者,也有人说哈曼是痴迷于上帝的人。哈曼出生于1730年,其生平似乎波澜不惊,也曾经孤苦伶仃,不名一文。他宣称,“要么一无所为,要么无所不为,普通中庸与我格格不入,我宁要极端”。哈曼循循善诱劝诫他人不要烦恼于物质上的得失,但当他自己的薪水被减少“五个泰铢”,他的花园面积被缩小时,他却辗转反侧难以释怀。当康德请求他说人话时,甚至当他的学生忠诚的赫尔德也承认面对他的汩汩而来的晦涩话语不知所措时,他仍旧傲慢地声称: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建造体系的蜘蛛。他给康德写信说,我看待哲学中最好的证明,就好比一位理智的女孩看待情书一般,既快乐又猜疑。哈曼这个被以赛亚柏林称作“北方的巫师”的人,柏林对他有着这样的评价: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更早地意识到了量的时代的来临,并且对其进行了猛烈的反抗。如果说试图抵制一个时代和一种文明主流的思想潮流是反动派的话,那么哈曼肯定是一个狂热而且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了。在新的体制中,哈曼从未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而且他就像许多想法大胆言辞激烈的人一样,本性怯懦、柔顺、缺乏自信、极易受伤,“他猛烈抨击这个量化的世界,他的攻击经常考虑不周,但是他通过拒绝接受他们的到来,而提出了一些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问题。
维柯确定了人文科学,说明了它何以必然与自然科学不同;反理性主义的哈曼则点燃了浪漫主义之火;而赫尔德则开创了民粹主义、表现主义和多元主义。这样的看似干巴简单的盖棺论定足以涵盖这些思想家丰富庞杂的思想吗?现在,我们至少能够明晰一点,不管多么卓越和直觉的洞见,试图通过单纯的想象才能,并基于零零碎碎的博学,来重构整个文化的主线,都是万万不够的。但“即使半错误的历史观也胜过根本没有”,这样的话,还真要细细琢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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