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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文库是“丛书”的别称,我国最早使用这个词,应该在上世纪20年代,是王云五的创造。文库出版五花八门,其目的也不相同,有为了盛世修典,有为了私家珍藏,有为了文化积存。本文所言文库,却在为大众阅读服务,旨在文化启蒙。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高似孙著 宋
出版时间:1998年12月
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作者:黄裳,黄宗江
出版时间:2013年06月
文库是“丛书”的别称,我国最早使用这个词,应该在上世纪20年代,是王云五的创造。文库出版五花八门,其目的也不相同,有为了盛世修典,有为了私家珍藏,有为了文化积存。本文所言文库,却在为大众阅读服务,旨在文化启蒙。比如1927年日本的“岩波文库”,1929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1935年英国的“企鹅丛书”,196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人人文库”等等,都属于此类文库。作为追随者,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辽宁教育出版社创编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以及2010年至今海豚出版社出版“海豚书馆”,走的也是大众文库的路径。
出版大众文库有三个要点:其一是廉价。像“企鹅丛书”,它初版时,一本书六便士的定价,只相当于当时十支香烟的价格,因此它也被称为“简装书革命”。它使书本走向民众,读书不再是上层人士的特权。另外,王云五的“万有文库”走得更远,他立志用这套廉价的书,在中国办起一座座图书馆,让没有能力上学、买书的人,都能够免费走进图书馆,接受文化启蒙的洗礼。其二是启蒙。像“企鹅丛书”以简装书形式,重新翻译出版经典著作《奥德赛》,使之一跃成为畅销书;它还与电影《1984》同步上市小说《1984》,使之两天卖出近两万册;它还首先出版全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结果被告上法庭,最终以胜诉而告终,使之1960年一年卖出200多万册。同时,这一事件被称为英国进入“宽容社会”的标志。这些都是文化启蒙的实际表现,因为像《奥德赛》那样的经典著作,此前它任何一个译本的销售都没有超过3000册,只是在小范围的人群中传播,“企鹅丛书”使它走入大众的视野。其三是持久。像创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库,如英国的“企鹅丛书”,日本的“岩波文库”等,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出版,并且前些年还在举办出版70周年、80周年庆典。国外还有许多大众普及类文库和丛书,它们经常会绵延不断地出版着,即使经历一战、二战那样的社会大动荡,仍然没有切断它们生命的延续。
关于启蒙文库,我们还可以得到三点推论:其一,一个健康的、成熟的现代国家,它的文化建设中,一定会包括一套或几套大众启蒙类的文库。它们一定不是那种朝生暮死的短命丛书,而是生生不息,成为那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普及的标志。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没有这样一些文库的正常存在,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可能还在野蛮社会中挣扎,人民可能还处于某种蒙昧状态,还在某种残酷的生存环境中苦斗。其二,虽然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这样的文库十分重要,但是却很少见到它是由政府组织编修的项目。即使再好、再热爱文化、再热爱人民的政府,也很少见到官修此类文库的成功案例。因为文库的基本属性,就决定了它的启蒙性和独立性特征,它恰好与现实政治形成天然的对立统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客不知道这一点,那是无知;如果他们反对这一点,那是愚昧;如果他们认同这一点,这个国家才会走上健康的道路。其三,一个文库的组织者,首先要理解文化启蒙的内涵,更应该知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义,这是编辑启蒙文库的思想基础。我们的文库,一定不能走高大上的路径,一定不能走时事政治的路径,一定不能走政绩工程的路径,一定不能走歌功颂德的路径。当然不是说那样的都不好,像“盛世修典”一类事情,当世也有很多,那不是错,它的文化价值不言而喻。但与大众启蒙类文库比较,它们的价值取向却很不相同。
我国大众文库出版历史不足百年,时断时续,缺乏稳定的品牌。其中以王云五“万有文库”最有影响力,它在1929年出版第一辑2000种;1934年出版第二辑2000种,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化普及丛书。1930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A bend采访王云五,称赞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但最终却“二世而亡”。王云五到台湾后又编“人人丛书”,曾出书1500余册。
其实就编文库而言,我国能人并不缺乏,比如张元济、陆费逵、叶圣陶、巴金、胡愈之、陈原、范用、沈昌文 等。其中胡愈之在上世纪20年代还未到三十岁时,就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组织“东方文库”100册;30几岁时,他能够为生活书店组织各类启蒙图书,达到700多种,被邹韬奋赞誉为“我们的诸葛亮”。但是,1960年,已经官至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曾经策划一套“知识丛书”,有茅以升、竺可桢、华罗庚等56人组成的编委会,有包之静、王益、王子野、陈翰伯、陈原、金灿然、范用等出版家参与,官方有陆定一、周扬支持,计划每年出版五六百种,封面以蓝、绿、黄、红四种颜色分类。回顾起来,胡愈之的选题构想,丝毫不逊色于海内外任何一套普及文库,但最终这套文库仅出版三十几本,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都被停掉了。另外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文化复苏最大的标志之一,就是涌现出一大批像“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那样的丛书,它们都是大众文库的范儿,都具备了启蒙的意义。但是后来,又被政治风波和极端商业化风潮冲掉了。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成熟与成长,确实需要经过痛苦的历练。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4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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