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张国功专栏】上午去送别出九十高龄的老出版人喻建章先生。在出版界十余年，有幸与喻先生结成忘年之交。在为他编辑完回忆录《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后，我曾经写过两篇编读感想的文字。找出来重发在下面，作为一种纪念。我想自己能说的，好像大多在这里面了。时代的列车轰轰向前，老人在远行，我们唯有目送而已。感怀，不仅是对于远行的长者，我想更多的是说给自己听。

喻建章（图片来自网络）

不记得什么时候认识老出版人喻建章先生了。予生也晚，等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江西出版界时，喻先生已经退休了。但他还兼任着江西出版科研小组负责人。这本是个亦虚亦实、可闲可忙的职务,换了别人，大可“居而不为”的。偏偏先生是位热心人，在他身上明显有着旧年出版人敬业、热心、务实的特点，根本闲不下来，也因此，在那些年把江西的出版科研搞得颇有声色,甚至在全国出版界都成了一大特色。记忆中，在老出版大院里偶尔碰到，他总是说看到我写的某篇文章了；或者要我记得提交出版研讨会论文；或者借给我一些近现代出版史史料；还承他向我单位领导热心说项，派我参加闽浙赣鄂四省出版理论研讨会……前年，他突然找到我，要我担任他的出版回忆录《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江西教育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虽然说平时杂事缠身，但我一向对出版史有着些许兴趣；对前辈与长者，也愿意做个用心的倾听者，就愉快地答应了。谁想一忙，拖了很久才勉力完成这项任务。有时喻先生顺道来我办公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印象中他此前不是这样的。——岁月流逝，身边不经意的变化，也是我们常常感慨万端的历史啊。

今天静夜里再次翻开《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墨香袭人，再无当初编校时的战战兢兢，而字里行间的无穷启示，却令人浮想无已。

一、 从学徒到资深出版人：合格的出版人是如何成长的

近年，国内高校先后开办了编辑出版专业。与此同时，也不时听到对编辑出版专业教授效果、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方式与学生出路的异议。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今天，合格（“优秀”先不提也罢）的出版人到底能不能通过现代学院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出来，仍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至少，我们有理由对其进行反思。细读包括《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在内的一些老出版人的回忆录，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探索提供一份历史的镜鉴。

喻先生生于1925年。在那个国困民穷的时代，先生幼年遭遇丧父之痛。在母亲出于对文化人朴素的尊祟情感的坚持下，更兼得机缘促成（南昌的姑父获悉中华书局要招收几名练习生），“七七事变”后十日，先生通过面试，成了中华书局南昌分局的一名学徒。此后终其一生，先生历经八年战火中的播撒书香、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出版事业的大发展这一长达七十年的出版过程。其出版生涯时间之长，不仅在江西一地，即使全国出版界，亦可谓不多见。从当年的学徒到资深的出版人，喻先生成长、追求的经历，是20世纪中国出版人的缩影。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放眼旧年出版界，老一辈出版人当中，拥有“学徒”经历者比比皆是,如在五金店学徒的王云五、在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的沈知方、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学徒的范用、在宁波银楼学徒的沈昌文、到亚东图书馆当学徒的王子野、到芜湖科学图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当学徒的汪原放、写过《从学徒到总经理》的生活书店总经理邵公文、在商务印刷厂当学徒的王仰晨与汪家熔，在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当练习生的汪厚枢、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当练习生的出版家潘国彦，等等。现当代出版界多有由学徒而成长为著名出版家者，固然与现代教育体系仍没有建立有关。但关键问题在于：学徒何以能成为出版家？学徒的经历到底给注重实践的出版业带来了什么？

常说出版是传承文化的伟业，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出版首先是一大堆文化细节，是一种建立在技术性与事务性基础上的文化建设。学徒的经历，首先训练了做一个出版人所必需的心细、负责、诚恳、务实、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喻先生做学徒伊始，“营业部主任交给我四件事：一、每天用毛笔小楷抄一遍‘学生须知’，内中有不少待人接物的仪礼规定，使我渐渐入脑。二、给了我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目录，让我学习图书分类法。中华书局采取的是杜定友十类图书分类法。每天要到仓库领一批新书，补充到门市分类书架中去。三、给我一把鸡毛帚，要勤掸玻璃柜台上的灰尘，保持店面整洁。四、保管一听‘大前门’香烟，遇上来访的顾客，将其引进会客室，并倒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小事，其中也有学问”。在与先生编校往来过程中，我注意到先生对资料保存的细致用心、持之以恒、巨细不遗。再如先生写给我的便函，多为背面已经写过的旧纸，这多有旧年出版人“敬惜字纸”的古风。在张元济、叶圣陶等知名出版家的多种日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习惯。学徒对于出版人职业精神的训练，其他人也多有同感。潘国彦先生“1951年进入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当练习生，给期刊刻贴头蜡版，工作量大，时间要求很严，而且不能出错，一旦刻错字就意味着前功尽弃。虽然这工作既苦又累，手指头经常皮开肉绽，但也给潘国彦带来了受用一生的好处：一是锻炼出写稿子的高速度，二是养成了他视错别字如仇的态度”。记者问沈昌文先生，过去老出版人的传统大多要从学徒做起，很多国际出版巨子也是这样起家的，但现在年轻一代出版人几乎都是大学毕业就坐到办公室里，这算不算一种传统的消失？沈公说倒不觉得，有的传统应该消失；但具体到个人的经验，他说：“我的学徒生涯中，我师傅写在案头上八个字‘和气生财，勤笔勉思’，我总是站在柜台边就记住了这句格言。我曾经否定过这些，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和气当然好，所以我提升很快，但我要在斗争中站稳立场才有今天。可从整个来讲，尤其我年纪大了，老想起60年前做学徒时候给我的这个教育，觉得很有意思。”

学徒经历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培育“读书种子”的过程。在中华这个“学做事，更学做人”、哺育了现代中国无数文化人的机构里，只读过四年书（三年私塾、一年学堂）的喻先生开始了自己一边工作一边自学的经历。“经理给我一份本店的〈学生须知〉要每天用正楷抄写几页，作为专修课，既练了字，又学了店规。还给了我一本厚厚的中华书局出版图书目录，学杜威十类图书分类法，天天到库房搬来新书，要懂得分类材能进店堂书架中去。”书目一向被传统学界视为问学之门径。把玩与熟悉书目，对于出版人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当年商务印书馆“交际博士”黄警顽通过第一届学徒考试进馆后，在上海图书学校培训时，主要学习《书目内容》、《书目提要》等必备知识。方厚枢先生回忆做练习生时，“曾花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将门市部陈列的近万种图书有重点地浏览一遍，并熟读总馆编印的大量书目和业务资料，借助于馆中丰富的辞典、工具书当老师，重点阅读了一大批图书，等于上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我的业务能力和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弥补了过去失学时期的损失”。除了具体的图书知识，更重要的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在对图书的把玩习染过程中，可塑性极强的年少学徒，充分养成了自己对书卷由衷的热爱之情。喻先生在回忆录中说，除了学会打珠算、包书，在仓库里开箱搬书给了少年的他莫大的乐趣：“一般书香扑鼻，特别见到喜爱的、奇特的新书，我总会翻开粗阅一遍定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我有兴趣的就会留下一本搁置一旁，待有空仔细阅读。”在库房里自由翻阅，使他对中华版图书的内容了然于胸。“因为有了这点底子，后来派我去埠推销、宣传业务、我还能得心应手。出版发行业有句行话叫‘了解读者，了解书’这在平日就要有这种学习功夫，临时抱佛脚是做不好的。”（沈昌文先生在新出的回忆录《知道》中，亦曾快乐地回忆在三联的资料室里随意乱翻书的无上乐趣。）中华书局关心职工的学习，这和当时一般企业不太一样，例如曾从工业专科学校请来英语教师教全店职工英文，在每天开始营业前关起门来教一个小时。抗战期间，喻先生在大后方驻守书库和驻厂监印，仍潜心自学。在山城遂川，孤灯一盏，他读完了中华版《饮冰宝合集》、《红楼梦索隐》以及范长江著《塞上行》、《中国的西北角》等书。在中华随时读书的熏染，养成了喻先生终身学习的习惯，以至于他说：“我的‘学历’，就是我自小到老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经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因为对图书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些学徒出身的出版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如倪墨炎先生在《意外收到王子野先生的信》中所说，他们后来参加革命，到了延安，仍苦学不辍；“当了官，亦是儒官，不以官名行世，而以学者著称”。喻先生在“我的出版理念”一节中深有感触地总结说：“如果把出版社社长当做官来做，是难以长久的。因为出版工作是专业性工作，需要职业化，长久干下去，积累下去，才能做出一些成绩来。许多名社、老社、大社的领军人物，够得上称为编辑家、出版家的，大部分是干了一辈子的。……出版社是出书的，内中只有科学文化的内涵，并无所谓‘黄金屋’、‘颜如玉’那些官本位追求者的幻想。如果计较官阶，就不可能去追求出版职业化了，就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去认真做好出版工作了。”——在后来的出版界，并不是每个领导都能由衷地认同并践行这一理念的。为喻先生回忆录作序的新闻出版署原署长宋木文先生为此特意在序言中强调这一段“值得认真一读”，很显然，他是“心有戚戚焉”的。

当然，学徒制有着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现代史上书局多采用师傅带徒弟式的学徒制方法，但由于择用人制度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熟人圈里择人，大大局限了用人范围，从业人员素质亦多不如人意，这种方法带出来的店员，“大多一知半解，甚且连字都识不了多少，你走进这种书店去，不但那些店员不知道来怎样招待你，而且，有时你问他有没有那一类的书，他会拿出绝对相反的书来给你，你指名问他要那一本书，即使这本书就放在他面前，他也会瞠目不知所对，甚而竟至于说没有”。当商务、中华、世界等成为大书局后，乡里乡亲的用人方式只能被招考聘用等社会化行为所替代，店员的培养也由传统的学徒制进化为现代的职业培训。商务先后创办的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练习员制度；中华开办的国语商业夜校、职员训练所；生活书店专门编印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都是在学徒制基础上提升出版企业人才培养效果的方法。近年来，出版社重提老编辑以“带徒弟”的方式对新编辑进行培养，进行见习,边干边学,注重出版业务知识和能力潜移默化的学习；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应由传统的手工学徒制转变到认知学徒制。这无疑是在进行现代教育过程中借鉴了传统学徒方式经验的结果。

二、 为书籍的一生：真正的出版人是做什么的

时代大潮，裹挟着每个行业剧变不息。以出版业来说，从当年的“书荒”到今天的书多为患，从当年的意识形态化到今天的产业化，从当年的纸质文本一统天下到今天的电子图书大行其道……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剧变。而对于真正的出版人来说，自有其恒定不变者在，就是他对精神产品内容的热爱、尊重与创造，对文化的敬畏，对自己神圣职责的坚守。从喻先生这位学徒出身的出版人的一生，可以看到这一朴素的真理。

抗战之中，喻先生与同事困守在井冈山下的小县城遂川，这里与湖南的桂东等县毗邻。当时长沙、衡阳陷敌，桂东、汝成等湘省边区学校供应很困难。由于中华书局在遂川设有书库，湖南的乡民就翻越过罗霄山脉，走山区小道来到遂川。“来的人是一批挑着两个小竹篓的戴着草帽斗笠的农民，来的时候是挑着笋干、香菇、木耳等山货。抛售后，就立即到我们书库，个个拿出一张土纸写的购书单（是一个个不同学校的购书单），都详列着根据学生具体人数购买的细目单。我们本不零售，但在门市店配不齐，我对远道而来，尽量给予照顾。战时物资缺，江西靠近浙江沿海比湖南‘洋货’多，他们贩‘洋货’回去可以很赚钱，但是挑夫们宁可挑不赚钱的课本回去，舍弃洋货不办。他们回答说，‘养儿不读书，等于养个猪’。我们那里的老师们等着为学生上课啊。这就是农民的觉悟，比商人的眼光高一层。”喻先生“当时目送他们挑着课本的担子，攀登远望的身影，至今不忘。尽管日寇的飞机还在进攻我们，却坚信中国不会亡”。而向后方撤退途中，当九月开学之时，喻先生看到，“每个学生一肩背上书包，另一肩背衣包，一个接一个疾走，只听到脚步声，没有说笑。青年学子们，默默地在救亡道路上奋进，这是学校教育最缺少的资源，使我们想起《松花江上》这首著名歌曲的情景，使我联想到人生在救亡图存的环境中，除衣食之外，书也是不可缺少的，敬业精神这时深深植根内心中，鼓舞着我后来一直坚守在出版这个岗位上”。“回忆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我亲见大批青少年学子在向大后方逃难途中，一肩背个衣包，另一肩挎个书包，顽强行进。此情此景，七十年过去了，我记忆犹新。还有当时湘赣边区的农民，挑着两个竹篓，翻越罗霄山脉，跨过崇山峻岭来到遂川县替子女买课本回去，不使文化教育中断。这不就是文化不息的缩影吗！”曾与作者在山区苦撑书局经营的同事，曾经动情地写下这样的共勉之词：“困难的顶点才是光明的开始，更须意志坚决乃能成最后胜利……个人环境虽苦，正换取国家民族利益，为后人谋福利。”古代有“亡国先亡史”、文化消亡乃为真正亡国之说，而出版人在国难时艰之际，往往能迸发出对中华文心学脉的深切呵护。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商务印书馆等高校、书局西迁南渡，大批知识分子以其悲愤而坚定的脚步，坚信中华不亡，必有贞下起元之日，因而坚毅卓绝，救亡图存。大后方出版业的共赴国难、担当时艰，铸就了中国现代出版史凝重的一页。包括喻先生在内的诸多普通的出版人，都在其中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出版人最大的担当与贡献，是推出文化精品。生产文化精品，承平世道尚且不易，战乱之中更难。中华书局于战乱中出版《辞海》的努力，充分印证了现代出版人困心衡虑、孤心苦诣坚持职守的精神。中华1936年在上海出版《辞海》上册。待1937年印制下册时，抗战爆发，战火连天，内地读者无法见到全书，读者企盼之声不绝于耳，而当时中华总公司迁到陪都重庆，出书只能在内地自力更生。总公司看中江西盛产竹浆土纸，纸质优良，即派人赶到江西，委托当时江西最大的印刷厂——新记合群印刷公司承印《辞海》，以供应内地各省需求。合群厂承印过大批课本、图书，可是从未印过大部头辞书；再则只有铅印设备，而《辞海》必须采取照相制版后用胶版印刷。但公司经理朱达之雄心壮志，敢于承担该项任务。中华总公司也乐意扶植协助他，把他请到香港中华厂参观胶印生产的全过程，又派在港的彩印部主任到江西指导协助和监督合群厂运用照相制版胶印技术印刷《辞海》。“为保证印刷质量，合群厂对每张制版胶片不仅检查甚严，就是对印出产品，也一路用放大镜照光检查，一个标点符号和一个字都要绝对清晰可辨。我们江西的中华职工也调派去驻厂复查，一旦发现质量问题立即打下。为保证土纸质量，他们专门到石城、宁都造纸厂订货特供。付印前，每张纸在灯光下透视筛选。”赣版《辞海》终得在1944年出书。其印刷效果，至今仍令人赞叹。辞书被誉为一国文化之长城。战火中诞生的《辞海》，显示了中华文化不因战争而消亡的生命力，以及出版人书生报国的敬业奉献精神。

抗战、复业、私营出版业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文革”、新时期……外在的政治气候风云多变，而喻先生却一直践行着一位出版人普通而艰能可贵的信念。抗战中，先生因驻守书库，差点在敌机轰炸中遇难。历经辗转奔波、辛酸备尝，抗战胜利，“千里赣江一日还”，回到南昌，“我的第一感觉是南昌老了，被敌人践踏得遍体鳞伤，原有建筑和街道到处伤痕累累，破旧不堪。我擦干眼泪，暗暗下决心，要为南昌的重建好好做事”。全国解放，先生贴近时代，扩展经营，经销外版新书。“大跃进”中，先生为学生课本无纸可印、社会正常秩序被打乱忧心忡忡，上下奔走。文化下乡，先生随身带着一批书画，走进田间地头，征询农民的意见，使得江西后来年画、连环画的创作、出版双丰收，在全国引起关注。“文革”中，江西人民出版社被撤销，先生宁愿放弃去文教办的良机，带着一个编辑室寄身新华书店，坚持出书，为恢复出版社积聚力量。全国普遍的书荒之中，先生冲破极左阻力，不惧政治风险，出版杨佩瑾的《剑》，使江西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畅销全国。“文革”结束，先生又为恢复出版社四处奔走呼号，终于在十一年之后重新恢复。百废俱兴，先生大力引进编辑人才，落实平反政策；拓展出书思路，出版辞书与学术著作等，还别具特色，书刊并举，创办《百花洲》等十家刊物；经营方面，则解放思想，冲破株守地方化而限制全国发行的旧观念。及至退休，先生渔舟唱晚，不顾“有失身份”，只尚实干，不慕虚衔，欣然到下属的杂志社担任主编；还担任地方出版科研负责人多年，主持十三届年会，主编八册科研论文集，把江西的出版科研搞得风生水起……正如先生在寄赠样书时所附“致亲友和同道们”信函上所说：

几十年从业经验给我最深刻体会是，不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化与艰难，文化出版是不会中断的，抗战救亡中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中更是如此，就像奥运圣火永不熄灭。出版火种也深深植根于我青少年时代的心灵，直到后来从事出版职场生活之中不断发育滋长，坚持到终老。

在先生的回忆录中，亦多有其回顾与总结之言。如关于中华书局，先生认为从今天角度可供借鉴的地方有：高瞻远瞩看准发展时机；一业为主，副业支撑；量体裁衣，以出中档书为主；独具特色，不盲目攀比；发行战略重在批发。而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先生得出经营的体会是：开掘地方特色，树立竞争优势；畅销书、长销书是出版事业经营的基础；以一当十，质量第一；把读者和作者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加强经营管理；要有一支过硬的编辑出版队伍。归根到底，“我们从事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出版有质量、有文化价值的出版物，这才不辱出版工作者的崇高使命。”……看来皆为寻常之论，却来自先生一生的实践，洵为刻骨铭心的有感而发。其中不仅蕴含着职业的经验与理念，更带着一个有着七十年出版生涯的个人生命深深的印痕。

为他人作嫁一辈子的编辑出版人，往往隐身于“嫁衣”的背后，难免寂寞身后名，更何况像喻先生这样出身微寒、始终僻居江西一地，没有身居文化要津的出版人，很难说有多少文化的“话语权”。有时与他交谈，也可以感受到他对当下出版业的忧虑与困惑，甚至显得有些啰唆。在很多人看来，《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这样的旧人旧事，也很像啰唆的追怀。但这种“啰唆”之中，谁又能说没有历史的道理在呢？这固然是一卷个人的“生涯”，何尝不是一笔老出版人留下的精神财产？宋木文先生为喻先生回忆录作序说“其文有用，其人可敬”，即表达了他对喻先生文章、道德、职业追求的由衷评价。只是，今天的我们，外面的诱惑太多了，追逐的脚步太匆忙了，要确立“为书籍的一生”那样的定力太难了，似乎都没有耐心静听一位长者的唠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老出版人的身影都淡出在历史澒洞的风尘之中。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为一个在出版界谋食的后来者，每当自己今天在表现为职业忙忙碌碌而内心无处安顿的时候，遥想当年老出版人这些为志业而追求的画面，仿佛已经镌刻在历史风尘中历久而弥新的中国人文剪影，我常常许久都无法平静下来。长使前辈留遗风，这是千真万确的：在历史的接力中，精神是最为不朽的，是最有力量打动后来者的。抛书掩卷，我不太自信，即使这样显得有些朴素的历史答卷，多年以后的我们是否一定能交得出来，光风霁月，而且自信自得。

 篇末注：

1． 李子末：《一根爱思想的芦苇——记“书店老学徒工”潘国彦》，《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6月18日。

2． 参见刘净植《不良老年人沈昌文》，《北京青年报》2003年12月10日。

3． 方厚枢《历史回望纪事》，出版学术网，http://www.pubhistory.com/img/text/7/267.htm。

4． 见《倪墨炎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5． 参见吴永贵，曹琳娜：《民国时期出版企业的人员构成与管理》，《中国编辑》2006年第2期。

6． 参见刘路《从手工学徒制到认知学徒制——关于变革我国编辑出版专业培养模式的探讨》，《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6期。（刊《中国编辑》2010年第3期）  

一件老出版人的“小背心”

——《海滨诗草》读后 

张国功

暮春时节，接到老出版人喻建章先生寄来他主编的出版人诗集《海滨诗草》（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典型的布面小精装。摩挲之下,不禁生出无尽思索。

喻建章先生是典型的老出版人。虽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进入出版界时，已经退休的喻先生仍在负责江西的出版科研工作，与他时有过从，但我对他有进一步了解，缘于前几年为他编辑出版回忆录《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光从书名，就可以知道他作为出版人不同寻常的经历。喻先生生于1925年，在“七七事变”后十日通过面试，十二岁时即成为中华书局南昌分局的一名学徒工。此后终其一生，先生都在出版业中服务贡献：抗日八年，他与中华书局同仁在战火中不屈不挠，顽强播撒书香以书报国；新中国成立后，身在领导岗位上，积极参与传统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时期，奋力推动江西出版事业大发展；90年代退休后，仍渔舟唱晚，负责江西出版科研工作，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即使在今天，年近米寿的他身居家中，仍尽力关注出版业的发展动态，时有文章发表，或回忆旧事，或纵论时事。这一长达七十年的出版人生历程，不仅在江西一地，即使全国出版界，亦洵不多见。2012年恰逢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历史何其多情，得以让喻先生这位老中华得以一睹其盛。从当年的学徒到资深的出版人，喻先生成长、追求的经历，堪称20世纪中国出版人的缩影。去年底江西出版工作者协会曾专门为他召开过出版工作纪念座谈会，邀请我作为回忆录的编辑去发言。恰好有事无法脱身，只好以我编辑回忆录后的编余札记《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应命。札记曾经发表在《中国编辑》2010年第1期。分为“从学徒到资深出版人：合格的出版人是如何成长的”与“为书籍的一生：真正的出版人是做什么的”两部分，阐述了我在编辑过程中所体味到的旧年出版人的特质与风采。说是编余札记，其实从文章名，可以看出那是我对喻先生所代表的一代老出版人的回忆录的总体评价。

犹记得回忆录中有“参加全国青岛总编辑读书会”一节，回忆作者1980年参加中国版协在青岛举办的第二期全国编辑干部读书会的旧事。其中说：1980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全国各行各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出版业也不例外。国家出版局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鉴于各出版社总编辑业务繁忙，身心难免疲惫，决定于当年8月18日至9月28日，在青岛市举办一期总编辑读书会，让参与的学员们摆脱一切事务，静下心来读点书，联系实际，相互交流业务经验，同时放松身心，调整一下健康状态。设想是一举三得，实践也证明取得了预期效果。参加读书会的有四十余人，全都是出版社总编辑或编辑部负责人，学员绝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工作的中年人，大多数是全国出版部门的主要业务骨干、在出版岗位上奋战不息的老出版人。国家出版局对这期读书会很重视，特委派时任局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宋木文同志专职主持会务工作。当时学习氛浓郁。学习采取“三自”方针：自我阅读，自由讨论，自写心得。喻先生在回忆录中介绍了学员们攻读的经典，包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学而不思则惘，课余学员思想碰撞，激烈讨论，兴味盎然。当时的地方出版社仍是综合出版为主，但回忆录中提到，读书会上同仁们已经在热烈讨论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包括专业分工之大势所趋。读书之余，意兴未己，学员们以诗歌表达自己的感受，并将诗歌打印汇集成了一册油印诗集。回忆录出版后，当年的“学友”从中读到喻先生仍保存这一册诗草的消息，纷纷来信求索复印件。我曾经在编余札记中特别提到像喻先生那一代学徒出身的出版人，有着在资料保存方面细致用心、持之以恒和巨细不遗，秉承“敬惜字纸”古风的特点。去年，喻先生在旧文件中找到这册诗草，“封尘30多年，已风黄憔悴，重读之后，有如走失的婴儿重逢的喜悦”（《编后》）。在当年读书会的负责人、后来的新闻出版署长宋木文先生等人奔走之下，诗集以《海滨诗草》为名出版。正如喻建章在致宋木文信中所说，诗草“以诗的形式记下了读书和各种活动以及参加者的心情”。在今天读来，从诗艺的眼光看，选出的88首诗，并无可大加赞赏者，更非篇篇佳作，但其作为出版史料的价值，却毋庸置疑，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版工作者的愉悦心情，以及1980年代出版界的时代风貌；在出版人如何紧随时代脉搏，充电提升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启示。

开卷翻读，质朴甚至不成韵的诗草之中，刚刚走出十年动乱、万事待兴、文人豪情满怀的迎春气息，扑面而来。“新春回大地，东方旭日升。举国春意暖，兴起读书风。出版不落后，办起读书班。……聚来八方客，挤出忙中闲。同来多壮志，攻读不怕难。……四化齐尽力，出版竞繁荣。相励又相勉，携手共长征。”（裴植《读书乐》）“不是休美客，读书非有闲。未作寄生虫，下笔写万言。协会新气象，令人开心颜。”（郑公盾《赞编辑干部青岛读书会》）“精神皆舒畅，气昂八大关。放眼到将来，年老志不残。……来此读书者，指日奏凯旋。学习乐融融，读书苦中甜。夜读月穿牖，晨读日上檐。……四海读书客，忙里不偷闲。不做书蠹虫，更不尚空谈。”（刘乃崇《青岛读书会》）“六年干校反荒疏，今日到青始读书。华发红心增学识，植花艺苑好挥锄。”（刘乃崇《参加读书会》）“莫看过年半百霜染发，肩负四化，浑身劲头朝外冒，请多饮几杯山泉水吧，把浩劫留下的创伤冲掉。”（沈之庸《读书会抒怀》）“读书体会深，交流多经验。思想得武装，躬耕在出版。”（王劲《青岛吟》）……简朴至极的诗句，深深地凝聚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热情与生气。此前十年“文革”，国家千疮百孔，文化知识界压抑日久。走出劫难，有机会重展抱负，出版人自然是倍加珍惜，努力补课，以便贡献与社会。读书学习之余，学员休闲出游，登临崂山、畅游市区、远观沧海，“携手崂峰赏紫霞，弄潮浪里海天遐。同为智者兼仁者，爱到山巅与水涯”（刘乃崇《同看青岛留影》），留下了不少纪游诗作。

除了登山临水的兴奋与轻松，“万方多难此登临”，在诗草中我们还多处感受到那一代出版人秉承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传统，在刚走出民族劫难时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冲动与努力：“崂山石人老，伫立渤海滨。极目寻娇女，万古忒伤心。”（郑公盾《登崂山》）“太清宫舍有书痴，碧海苍茫寄梦思。蒲翁当年沉吟处，又见古榆发新枝。”（陈志坚《游崂山》）在青岛水族馆参观，见到裙带菜，偶感中亦带深思：“虽曰裙带菜，却无裙带风。后门常大开，裙带万事通。”（郑公盾《裙带菜》）出版人以文化立身，天生有着关怀社会历史的知识分子情怀。宋木文先生在序言《一段尊老崇贤的出版佳话》中除了介绍读书会旧事外，还特意“突破写序的常规”，从《出版工作》杂志上录下1980年7月19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举办的第一届读书会上，读书会主持者、老出版家黄洛峰的最后遗诗《江声》：“承德久旱，武烈河日涸，息于‘月色江声’湖畔，思潮起伏，即景偶成：江声久歇几时有？坐看云山似亦愁。岸柳无心空自舞，凝眸望断烟楼。”宋木文说，“老革命家、老出版家对‘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着深一层的思考和难以摆脱的忧国忧民之心，这从他的这首‘江声’感怀诗中是不难看出的。但我同时感到，他对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好形势及未来走向却是充满着热忱、信心和期待的。”从代际的角度来看，熟悉中国现当代出版史的人都知道，从革命战争年代成长的那一代出版人，多有这种心忧天下的抱负，且有丰富的出版文化实践经验，做过不同类型的领导工作，而多能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来思考历史、中国的命运。这种境界与眼光，拓展了出版人的宏阔视野，提升了出版物的凝重品格，也深深地赋予了那个时代出版领域明显的政治色彩。及至市场经济兴起，出版业在经济大潮中转型发展为产业。它经济的功能日益明显，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日益看到它成为产业而以赢利为目标带来的负面作用。在今天，出版文化建设的成绩与标准，多是出版产值的排名与增长指标。这有着时代的必然性。但在发展之中，无可讳言的是，出版业也随即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多元出版、文化消费主义之中，多了些趣味与娱乐，却少了些风骨与品格；从业者钻进了狭窄的钱眼，而少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切高远关怀。对这种畸轻畸重，那一代出版人往往有着更为辩证的把握、更为努力的坚持。刘杲先生在为俞晓群《人书情未了》所作序《经营文化的人》中说：“出版、出版，所为何来？归根到底，只能是为了文化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出版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是文化建设。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出版能够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建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当年的商务、中华之所以在近代出版史上占有显赫地位，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卓越建树吗？是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出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旦失去了文化，出版还有什么？对没有文化的出版，可以称它这个或者那个，就是不能称它出版。文化是出版的根本目的。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出版离不开文化。同时，出版还离不开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离不开市场。如今谁都知道，出版物是商品，出版业是产业，出版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出版不能不重视经济、学习经济、驾驭经济、发展经济。……但是，这一切终究不是最后目的。经济再重要，毕竟只是出版的手段。文化建设才是出版的目的。出版要实现文化建设的目的，不能没有经济的手段。出版的经济手段无论怎样强大，也不能失去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赚大钱、发大财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喻建章曾在回忆录中曾平实地表述自己的出版理念：“我们从事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出版有质量、有文化价值的出版物，这才不辱出版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对此，在《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中，我曾经由衷感叹：“时代大潮，裹挟着每个行业剧变不息。以出版业来说，从当年的‘书荒’到今天的书多为患，从当年的意识形态化到今天的产业化，从当年的纸质文本一统天下到今天的电子图书大行其道……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剧变。而对于真正的出版人来说，自有其恒定不变者在，就是对精神产品内容的热爱、尊重与创造，对文化的敬畏，对自己作为精神文明把关人神圣职责的坚守。从喻先生这位学徒出身的出版人的一生，可以看到这一亮点。”

对青岛读书会这种出版人充电学习的方式，从学徒起步、曾自嘲“我的‘学历’，就是自小到老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经历”的喻建章先生有着发自内心的高度评价：“出版是具有教育职能的工具，教育者必先受教育。采取这种‘三自’培训方式，最大的好处是能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在较短时间内，不需具备较多的辅助条件，即可取得较佳效果，并可使主管机关了解下属及本系统干部状况，增强团队凝聚力。青岛读书会的实践正体现了这一点。”宋木文在序言中，也曾引自己1980年以中国版协秘书长身份进行工作汇报时的总结说，办读书会“可以使出版干部脱产读一点书，又可以互相交流工作情况和经验，因而受到了欢迎。今后，读书会将坚持下去，并努力办得更好一些，形式也可以多样一些”。不知读书会这种看似轻松实则不易的充电形式到底坚持了多久？——对于吾等后来者来说，倏忽变幻、纷繁过眼之下，即使是近二三十年的出版界人与事，也多已经漶漫不清。我所知道的是，随着出版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出版人日益陷入经济效益、码洋、改制、上市、多元化经营等交织起的匆促的时代步履中，经常是两鬓风尘、一身疲惫，大面积遭遇职业疲劳袭击。虽然说有林林总总、花样歧出的职业培训，但多流为应景式的点缀与“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形式。整个出版业，几乎成为一座轰隆作响的工地，放不下一桌平静的书桌。出版人的学习，成了一种艰难的坚持。要让他们在“快马加鞭、只争朝夕”的忙碌中，一年腾出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全天候学习、休息与省思，几乎成了一种奢侈与旧梦！

说到出版人的读书学习，这在当下无疑是一种提高出版从业者群体素质、缓解职业疲倦、培育出版人职业归属感、提升志业荣誉与幸福度的重要事情。笔者忆起出版史上的一桩旧事。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高梦旦，有感于当时的新文化人物胡适如日中天的威名，以及商务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指保守不前、落后潮流的无形压力，“自审不适于新潮流”，曾经想请胡适南下主持商务编译所，恳切地向胡适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7月17日至9月7日，胡适深入商务进行考察。在与商务中人进行广泛接触交谈后，除了提出一些选题方案，胡适为商务拟定了一份改良的计划书，开出这么几味药方：“（一）每年派送一二人出洋留学或考察，须年少好学，外国语精通，对于学问有兴趣的——此固是一法，但范围太小，不能普及；（二）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专为编译所之用，但也许外人享用；（三）办一个试验所，内分物理、化学、心理、生物等试验室；（四）编译所员时间减少，假期增加。现在所中每人每日工作六小时，终年无假期，假期是假的，实不能容学者。同时，把图书馆迁出，把现藏书的一层改作编译所，下层为核对、缮写诸部，工作时间可稍长，但工资亦稍多。上层为分部的编译所，每部一室或数室，打破现在聚百余人于一大室之制，时间应自由，使人有修养的机会。”“这些意见他们都赞成，其实不如此，决留不住好人才。”胡适毕竟是位学人，给商务支招，还是学者本位。其实即使是商务，毕竟是在商言商的出版企业，而不是学术机构。胡适的药方，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其对出版人学习与素质提升的看重，值得今天的出版人深思。当年的商务、中华，成为吸纳大量现代学者的文化重镇，与这种重视学习的传统大有关系。参照当下的出版业，胡适之这几条，几乎全是不合时宜的事了。现在哪家出版社还乐于送人出国留学？至于假期，多有安排加班。办公环境，则早已流行大平面办公，主事者恨不得员工都在其眼皮底下全透明工作，一无自由时间，哪有修养的机会！如此看来，上世纪80年代宋木文、喻建章先生们，能够在忙碌之余腾出一个多月时间来集中学习，这在今天的出版人看来，都是一番遥不可即的远年旧梦了！

还可以提及的是，《诗草》为典型的小精装，787毫米×1092毫米，正度32开。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都曾使用这种开本做成小精装，端庄雅致，称心宜人。在近年图书开本越做越大的时尚中，上海书店、中华书局重拾民国时期人文小精装之旧颜，尤其是其“书之书”类图书曾经在读书界赢得广泛认同。喻建章先生在寻求正式出版时，曾致信宋木文打比喻说，希望将诗集印出，“给这批为人作嫁衣的老出版家做件‘小背心’穿穿如何？……”一册小而好的《海滨诗草》在手，真称得上是一件老出版人贴身贴肉的小背心，给他们以记忆，更给他们以温暖；有历史的印痕，更让人生发无尽的思索。（刊《出版科学》2012年第4期）

原文标题：送别老出版人喻建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