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陈昕专栏】《中国超越》是张维为教授走访百国后，围绕中国模式所作思考和研究的第三部著作，它与《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一起构成了张维为的“中国模式研究三部曲”。《中国超越》秉承《中国触动》和《中国震撼》的整体逻辑，阐述中国模式与中国崛起的内涵、路径和前景。三部著作构成了一个丝丝相扣、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反映的是作者对中国模式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

《中国超越》是张维为教授走访百国后，围绕中国模式所作思考和研究的第三部著作，它与《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一起构成了张维为的“中国模式研究三部曲”。《中国超越》秉承《中国触动》和《中国震撼》的整体逻辑，阐述中国模式与中国崛起的内涵、路径和前景。三部著作构成了一个丝丝相扣、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反映的是作者对中国模式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中国触动》是访遍百国后对中国模式在感性层面的认识，《中国震撼》构建了文明型国家的框架来试图解释中国模式成功的内在原因及其给人们带来的震撼，而《中国超越》则通过对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全面比较，总结出中国模式的成功之道和基本特征。

关于“中国模式”，目前在学术界存在颇多争议。有的认为中国的改革属于转型国家改革的一种，它只在区别“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方面有“模式”的意义；有的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动态的过程，彼岸究竟是什么模式现在并没有人知道，谈何中国模式；还有的人公然认为中国的改革最终会过渡到西方模式去。但在所有质疑中国模式的议论和慎言中国模式的呼声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能够真正否定中国模式存在的理论解释。

张维为是中国模式的坚定支持者，这些年来一直从事着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在他看来，“中国模式”在狭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在广义的层面，则是这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指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超越》这本书中，作者就此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叙述。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就越大。从《中国触动》到《中国震撼》，再到《中国超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张维为对中国模式的解释渐成体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以至曾有人夸张地说《中国震撼》震撼了中国。就《中国超越》而言，我以为张维为在下述三个方面的努力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是提出了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特别是对美国模式超越的观点。作者指出，这种超越开始表现为经济总量、百姓资产、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上的超越，认为在这些领域，中国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了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还有一些方面，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也有可能超越美国。对于不少人来说，超越西方，特别是超越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作者通过认真的比较分析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书中用“板块解读法”、“购买力平价”、“家庭净资产”等方法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在经济总量、百姓资产上对西方的超越。尤其在“家庭净资产”方面，不仅进行了中美两国在家庭资产总额上的比较，还进行了家庭净资产平均，以及中位家庭净资产比较，因此有较强的说服力。书中在论述这些超越和质疑西方话语对中国发展的诟病时，都是从观察事实出发而不是诉诸情感的，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国内外权威数据来说明观点，这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值得肯定的是，在论述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的超越时，作者并没有陷入那种自我陶醉式的心态，他很清楚，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是五百年前从西方国家开始的，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进步也主要是由西方国家完成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现在仍然大大地高于我们，这是需要我们继续追赶的。例如，书中指出：“我们说中国的增长不仅是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增长，并不是说我们一切都做得很好，恰恰相反，在世界产业链上，我们总体上还处于中、低端。”这样的提醒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模式充满自信时依然保持着一份清醒。

二是论述了为什么说中国的制度建设超越了西方。作者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书中展开了中美两国三种力量关系的比较分析。美国模式中，目前这三种力量之间严重失衡，资本力量独大，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已被资本力量所驾驭，“钱主”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民主”。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如此美国这三种力量结构性失衡的情况还会加剧，面临的问题将更加严重。而在中国，这三种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政治力量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制于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因此，中国模式尽管还在完善之中，但确实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中国梦的前景比美国梦更光明。不仅如此，作者还从理论上将中国的制度安排概括为“一国四方”，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有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代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包括在决策领域实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西方文化元素，三者有机结合形成的新制度推动了中国的崛起。书中还总结了中国超越西方的四条思路和经验，即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如果加上作者在《中国震撼》中关于中国模式“四超四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八大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八大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模式及制度的研究已自成体系，形成一家之说。当然，本书所说的制度超越是就三种力量关系的比较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的一些制度安排，如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城市管理制度等等；也不意味着在制度建设上我们已经全面超越西方国家，事实上在价值观形成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我们是任重而道远。

三是着手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作为一个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起国家，我们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恐怕是缺乏话语权的问题了。没有话语是无法真正崛起的，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即便是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成是错的。为此，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从四个方面在质疑西方话语的同时论述了中国话语超越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具体的政治话语观点和概念，如“良政还是劣政”范式应该代替西方主张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于天”，治国要把“民心”和“民意”结合起来，并确保“民心”治国的主导地位；“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高于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等等。作者在建构中国话语时是花了大功夫的，不少论述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论辩性，也很有说服力。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早已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我们切不可被西方话语所忽悠，所左右。对此，书中提醒到：“我们有些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不靠谱的，它只会导致对中国未来一个接一个的误判。”中国的话语必须建立在自己的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和实践中，本书关于中国话语的构建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解决各种问题的实践展开的，这是正确的方法。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全盘否定西方话语，而是试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一套可以与西方世界沟通的中国标准的话语体系，它不仅用来说明中国模式，也可以用来质疑西方模式和讨论世界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西方有的媒体和学者不时引用作者的一套话语来分析中国和西方的各种问题，作者也在与西方学者的切磋和论辩中不断完善他关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当然，从根本上动摇西方政治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建立一套本土的、学术的、国际化的政治话语叙述，并以中国人的眼光，用中国人的话语对西方和世界事务进行剖析和评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本书的研究开了好头。

《中国超越》告诉我们，“中国模式”客观存在，有自己的逻辑，有重要的意义，理直气壮地研究中国模式有助于我们树立文化自信，更好地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