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在编辑他的文集时，我发现，其实许先生是一位非常讲道理的人，遇事心平气和，见不到半点火气；但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他却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丝毫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

有人说，如今的时代，是没有天才的时代，是大师远去的时代，是令人悲观的时代！但是，仰望寥寥星空，我却想到一位“跨时代”的老人，他

伟大的学术成就，既属于那个时代，更属于这个时代。他身上笼罩着天才与大师的光环，依然给那暗淡的天空，涂上一抹亮色。他就是许渊冲先生！

一、天才的存在

许先生今年九十四岁了。他毕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互译工作，已经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作一百二十多部。一九九四年，他的中译英《中国不朽诗三百首》在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这是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人的译作，并得到“绝妙好译”的评价，顾毓琇先生赞扬此书“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一九九九年，他的中译法《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法国出版，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称作“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他的英文回忆录《追忆似水年华》在美国出版，被纽约时报评为“融诗情哲理于往事”的杰出著作；他将《西厢记》译成英文，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誉为“在艺术性和吸引力方面，可以和莎翁《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他英译的《楚辞》，被美国学者寇志明先生誉为“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钱锺书先生读到他中译英《毛泽东诗词》，称赞他：“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叶嘉莹教授称赞他的中译英诗词“音韵皆美，情味悠长”；杨振宁先生称赞他译笔灵动，笔锋所指，经常出人意料：“他几乎每天一个灵感，我多年才有一个。”二〇一〇年，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给许先生“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今年八月二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二十届世界翻译大会上，国际翻译联合会颁发给许先生二〇一四年“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使之成为这个奖项自一九九九年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

当然，有人会说，归根结底，许先生的存在，还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余绪。这也没错，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许先生并没有停止他奋进的脚步，他更是一位新时代的英雄！二〇〇三年，许光锐先生在评价西南联大的优秀学生时说，那时培养的人才，物理系的代表是杨振宁，数学系是王浩，中文系是汪曾祺，外文系原来是查良铮（穆旦），可惜他死得太早，现在许渊冲超过了他。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校友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

二、永驻的青春 

回想起我与许先生交往，也属偶然。那是在三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许家拜访。进门时我想，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曾经有过那么多辉煌的成就，现在应该在安度晚年了吧！但是我错了，他竟然精力旺盛，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经常写作到深夜一点；他每天还会骑着自行车，在北大校园内转上几圈；他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依然头脑清楚，谈起话来声音洪亮，条理清楚；他还在全力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目睹此情此景，我确实被许先生的状态惊呆了，忍不住赞叹这位时代英雄、民族人瑞，赞叹上天造物之完美！我当即与许先生夫妇商量，要为老人家做一些事情。

首先我动了为许先生出版全集的念头，但那时，虽然许先生已至耄耋之年，他的创作状态，丝毫没有下滑的迹象，而且在学术思考上、在艺术创造上，还在一步步爬升，逐渐走上登峰造极的理想境界。于是我们商定，先出版《许渊冲文集》，为此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预计出版二十余卷。不久我们申报成功，获得一百多万元资助。没想到进入工作后不久，我们就发现，许先生创作文字量巨大，光是译文部分，就已经达到一千多万字，构成二十七卷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打着“文集”的旗号，先出版“译文集”；如果有能力，再接着申请资助，接续文集的出版工作，将许先生其他著作纳入其中。没想到今年许先生荣获国际大奖后，多家出版单位围了上去，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们的计划恐怕很难进行了。

另外我们还与许先生商定，出版两本小书，一是《经典英译古代诗歌1000首》十册，此书面向两类读者，一是面向外国人，再一是面向国内许多幼儿园、学校，他们知道许先生的翻译靠得住，因此书销得很好，已经再版。再一是《丰子恺诗画，许渊冲英译》，丰子恺诗配画意境优美，其中许多诗词，许先生都已经译成英文了；这次又请许先生将未译部分补齐，构成一本绝美的小书。

三、高傲的智者 

回忆去许家组稿的情景，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还有他的夫人照君女士。她对人温和亲切，一直跑前跑后，边倒茶，边找书，边为许先生大声“解说”。她不断地述说着，许先生老了，耳朵背了，但身体还好。但她还说，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他的时间不会很多了，你们有什么需求，赶快让他做吧，能多做一些事情出来，就是给人们留下的财富。听到这里，我的内心中一阵酸楚，几乎落下泪来。 

照君女士也谈到许先生的个性，说他把学术研究看得比生命还重，但在与人交往上，却单纯得像一个孩子。昭君半开玩笑地说：“他经常会因为学术问题与人发生争吵，把人都得罪遍了。”是啊，许先生的名片上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有人会觉得他有些狂妄，不是谦谦君子。在编辑他的文集时，我发现，其实许先生是一位非常讲道理的人，遇事心平气和，见不到半点火气；但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他却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丝毫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 

许先生很尊重傅雷先生的作品和翻译理论，但是他认为傅雷的思想还需要发展，况且傅译并非无懈可击。比如《高老头》，傅译第五页中写道：“你可以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有一个教士出现。”许先生在法国见过这种晴雨表，表的上方有一个小顶蓬，天晴时折起，下雨时顶蓬自动伸出。顶蓬的法文是capucine，教士的法文是capucin，只有一个字母不同，可能是巴尔扎克笔误，也可能是印刷错误，傅译却错上加错了。还有《高老头》最后一页上，傅译：“他（欧金）的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王杜姆广场和安伐里特宫的穹窿之间。”许译：“他的眼睛贪婪地注视着汪汤广场上拿破仑的胜利标柱，一直望到残废军人院这位英雄的死亡之宫。”两相对照，傅译漏掉了拿破仑墓地的描写，因此读者也就无法理解，欧金为何有那样的目光了。再如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有人说译文胜过原文，有人说声音不能浩荡，许译《约翰·克里斯托夫》写道：“江流滚滚，声震屋后。”他认为自己的翻译，更符合王尔德的观点：“语言是思想的父母，不是思想的产儿。”他是在表现语言创造的意义。因此许光锐先生说，许译已经超越了傅译，或者说，傅译是文学翻译的第一次飞跃，许译是文学翻译的第二次飞跃。 

还有，许先生多次与杨振宁先生讨论翻译的科学风格与艺术风格问题，杨先生翻译杜甫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许先生认为翻译十分准确，但属于科学风格，比如他将“文章”直译出来，但杜甫没写过多少文章，所以应该译为“poem”，这就是艺术风格了。另外，许先生在重译《红与黑》时，将此前的几种译本加以比较，批评其中两个译本句法不地道，一句话中出现两三个“的”字，不像是一个作家写出来的句子。他还引用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话：一个句子中连用三个“的”字，就不是好句子。 

这就是许先生的风格，坦率而讲道理。有时，他确实会表现出一种霸气。他说中英互译很难，是英法互译难度的十倍，中国人只能将这个最难的翻译承担下来；他说中国人不应该自卑，应该把翻译提高到创作的地位，建立中国学派的译论；他说中文的优点不在严谨，而在诗性，所以在翻译文学方面，一定会胜过西方一筹；他说《楚辞》是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是最强音，而散体翻译却把它变成山峦或大合唱了，只有他有韵有调的翻译，才能表现它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他说重译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它可以使我们的翻译水平，在竞赛中得到提高，所以直到现在，他还在重译《莎士比亚全集》，并且自信他的译本，一定会超过朱生豪或梁实秋的。就这样，许先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直到耄耋之年，他还发出那么震撼人心的豪言壮语：“试看明日之译坛，竟是谁家之天下！”（光明日报2014年10月3日，发表时有改动，此为原文）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14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