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出版社 编辑  梁萍

“总协调人”这个职务不需填在表格上，也不印在名片上，更不享受薪酬待遇。是领导组织编辑部的会议时，郑重安排给我的一项任务。听着确实很高大上，但说得直白点，就是个超级章鱼，得发挥出手多、手长的优势：领导们安排的工作要认真执行，同事们的工作节奏要适时兼顾，工作范围包括宏观和微观，写报告、填表格、打电话、发邮件、寄快件……不能辜负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不能放弃每一个细节。我呀，就忙得团团转了。

进入“总协调人+责编”的角色

《中国玉器通史》共12卷，由南京博物院民族民俗研究所的陆建芳研究员担任主编，组织国内文博界玉器考古与鉴定方面的一流学者参与写作。出版社与主编有三个“一网打尽”的学术定位（已有考古发掘资料必须搜罗完全、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必须全部查阅、有关研究论文和新动态必须全部掌握），因此，本项目不仅具备学术原创性，有填补空白的出版意义，而且对喜欢玉、研究玉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权威参考工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其实，海天出版社已经在2012年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社内专门安排人文社科编辑部的同志们负责编辑书稿。本套书是社里的重点出版项目，受到社内高度重视，配备了强大的出版编辑队伍，由副总编辑挂帅，统领5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编辑参与该项目。还从源头上把关，先后制定了《审稿中的统一性问题》《体例格式及要求》《分工、工作流程及其他》等几份章程，让编辑们在接手之初就严格、认真地按规矩编辑书稿，全面提高套书质量。我就是在这时候进入这个队伍里的。作为一名来社里工作8年的“老”编辑，并不是第一次编辑图书，但确实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所以也算是名符其实的“新”编辑了。至2011年8月，已经有6卷书稿来到出版社，我这个总协调人就要发挥作用了。不但要落实书稿的进度，和制版公司、各卷责编、各卷作者对接，确定各卷的步调，还要进入责编的角色。一上手，就面对的是有文博专业背景的书稿。在这一学术领域，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行，但还是立刻被作者们配的精美图片吸引住了。对照看着别人手里的《新石器时代北方卷》书稿，不禁感叹道：“还是经过精雕细琢的漂亮玉石养眼，要么说人类是一种视觉性极强的动物呢！”

责编工作是本职

在这套书中，我按来稿顺序先后独立责编了《清代卷》《夏商卷》和《宋辽金元卷》，一番苦战下来，自然也有一些收获，对玉器的玉色、造型、纹饰、工艺等方面都有了直观的认识。因为作者们都是国内文博界的一流学者，对玉器方面的研究有相当深入的见解，所以书稿本身的结构和论述方式没有太大的问题。三稿审读之后，越发觉得自己对稿件的处理能力得到逐步提升，对稿件的认知和辨别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事后再细想想，在不同阶段和作者的交流内容、交流心得、交流结果都有明显变化，这也是最大的收获。

2013年在审读完《清代卷》书稿后，带着编辑上的问题先和辽宁省博物馆周晓晶研究员进行了一次正式地交流。嘴里操着作者熟悉的北方话，套着老乡的身份将对话的局面正式打开。我们在电话、邮件和QQ里进行了多次沟通，因为是初涉这一研究领域，只能对一些具体问题做细致的讨论，还不能对稿件整体有纵向、横向的梳理。言语中，可以感觉到周晓晶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学者，没什么架子，就那么直来直去地回答我的问题，也不嫌我提的问题多影响她的智商。所以，我也带着对相关学科的一点粗浅认识，放开手脚地请教着：介绍器形时，有时用撇口，有时用侈口，有时用敞口，要不要统一或做特别说明？稿内介绍乾隆时期的制作青玉仿古召夫鼎的时间相差一年，到底是丙申年还是乙未年完成的？乾隆时期，仿《西清古鉴》里的铜熊尊制作的是青玉熊尊还是白玉熊尊？“敬天勤民”玺是青玉玺还是白玉玺？结合介绍的其余二十四宝，“敕正万邦之宝”缺具体的说明文字，是否能否查证补全？末署“乾隆岁次戊申仲春中瀚御题”并镌阳文“古稀天子”和阴文“犹日孜孜”二印的玉器是否是刻诗文青玉碗？碧玉龙纹托杯器形是承袭明代还是汉代的双耳杯？黑舍里墓的殉葬玉器里是否有下文介绍的白玉鹤纹小壶？有“乾隆年制”款及千字文序号的“黄字四号”玉器是甘黄玉斧佩还是黄玉鹰兽纹斧?等等。事实证明，我的提问也是卓有成效的，周晓晶不但耐心解答了我的疑问，还承诺对不能立刻回复的问题再去图书馆里查阅一下资料，几天内再予以回复。几天后，我们又如约联系，她认真地回答了我所有的疑问，可以感觉到我认真的审读工作没有白费心力，我的付出不但得到作者的认同，而且提高了自己的专业素质，这个过程也缩短了我们的精神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讲，编辑对提升书稿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审读过《夏商卷》之后，能感觉到书稿的内容是上乘的，重新厘清了目前国内可采集到的出土玉器相关信息，框架和资料都十分翔实，特别是详尽的图录和注释内容，填补了国内外出版物的空白。作者喻燕姣是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可接触到大量文献研究资料。第二章和第五章部分内容涉及甲骨文和金文记载的玉器种类、制作方法、用玉制度方面的内容，有百余处甲骨文和金文都是原文件的扫描图片，十分模糊，制版也不清晰，所以与作者商量之后决定参考《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字释林》《金文编》等权威工具书，重新描画后扫描植入书稿。责编审读完全卷后也认为，因为夏商周时期的断代工程在研究方法、测年数据、青铜铭文的解读上一直存在争议，特别对新砦期遗存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所以本卷只能遵从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对应的观点，认为夏代玉器指夏王朝时期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至少有两大族群，分别以二里头和东下冯遗址为代表。就书稿的内容讲，责编认为作者主要整理了其国内（大陆、香港、台湾）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囿于手边的资料，似还应涉及艾兰等美国等学者。另外，各卷作者之前的研究结果也缺乏横向联系。如，《夏商卷》第26页上提到邵望平、高广仁认为“以玉比德”出现在东周以后，与《清代卷（下）附卷》作者曾卫胜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春秋时孔子、庄子等人的七德、九德、十一德就从不同方面开始阐述“以玉比德”了。并且，曾稿的综述也没有提到邵望平、高广仁的观点，未进行辨析。也就这个问题，让作者在稿内又做了一点更详细的说明，使各卷内容更和谐、能呼应。认真审读后，带着责编的体会再和这一卷作者进行交流时，不会觉得夏商玉器的书稿十分艰涩，也因为有了《清代卷》的审读经验，和作者进行的第二番交流也较为顺利。

最后审读《宋辽金元卷》更觉得自己的业务能力有了大幅度的跨越。这一卷是本套书来稿时间最晚且结构最复杂的。本来，主编陆建芳已经就体例的统一开过会，但本卷的主要作者安徽省文物局的张宏明在2013年突患脑梗，所以辽代和金代部分就另安排给广东省博物馆的吴沫承担，张宏明本已完成宋代部分的文字内容，而配图工作因身体恢复较慢也拖了下来。元代部分本由主编安排内蒙古博物院的于宝东撰写，也因他本人工作任务重，完成初稿后无力重新修改、补充新材料，又拜托内蒙古博物院的张彤完成该部分的补充工作。综观本卷，分四个部分，共四位作者，两男两女，表面上和谐完美，但书稿局面有点像未济卦，六爻都不得其位。责编如同九二阳爻处静位，不能随便运用力量，需要以静制动，看准目标再动手编辑书稿，总管全局，不宜盲目地劈荆斩棘。作者和书稿内容如同六五阴爻与编辑正相对，九二的行动关涉到六五，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九二的力量才能往积极的方面发展，即卦辞中的“拽其轮”。九二处于坎险之中，要掌握书稿的动态平衡，处乱不惊，将有限的力量发挥到最需的地方，才能化不利为有利因素。只有这样做，才能有卦辞里“贞吉”二字的效果。

将宋辽金元部分合为一卷也有历史原因，这一时期是有点像魏晋南北朝的格局，呈犬牙交错的状态。玉器制品本身也受各权力主体力量消长的影响，南北换位，成为出使、会盟时互赠的贡品；北宋辽、辽金、南宋金元战争之后，汉地的各类匠工和战利品（含贵金属和玉器）会被虏到北地，因而许多中原玉器（从工艺和造型判断）会出土于辽、金的高级贵族墓葬中。学界也曾就此类玉器的归属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若墓葬未经盗扰，可视同时出土的批量器物为标准器，作为同类研究的依据（玉器属辽金）；有的学者认为：要具体明辨玉器的来源，以此断定器物的归属（玉器属宋）。本卷基本认同后一种说法，但对一些器物的时代定名只能模糊，如北宋、宋辽、辽早中期、金后期等。需要说明的是，学界的认知在不同时期也有差异。如白玉海棠花形环，因为出土于北地，过去曾定为辽金时期，认为是环带。宋代玉带有镶嵌玉带板和玉束带两类，结合更多的出土物和传世品分析，此环应是宋代玉束带上的带环。浙江金华郭门村郑刚中墓中就出土了形态与之完全相同的海棠形青玉质环，故两者的制作年代应当相近，同为南宋时期的作品。孔雀形簪出土于北京市房山长峪沟金代石椁墓，可从制作工艺、雕刻手法、造型特点等断定为北宋之物。宋玉器常仿唐宋时期的金银器，在食具、妆具等多有体现，也是断定时代的重要依据，如青玉双股钗就是仿制金钗、银钗的形制，虽出土于金代石椁墓，又在钗中仅此一见，但因有金银器作标准器，而定为北宋之物。

不同作者对同一件器物的判断不一致时，只能选择暂成定论的意见，即使是学术推测也只能等待权威资料的公布再做认定了。比如白玉双龙饰件虽被断代为宋代，但金代部分的作者根据饰件整体呈左右镜像，轮廓近椭圆形，龙的形象和多数宋代玉龙的形象不同，龙的角、肢体和爪的表现较为模糊，龙身光素无纹这些因素推断此佩饰可能为金朝境内制作的玉器。又比照黑龙江阿城出土的金代缕空龙纹佩饰和黑龙江哈尔滨新香坊5号金墓出土的云龙吞珠纹鎏金铜饰上的龙形象，这三者的形象十分相近。责编也在此有一个想法，如果此白玉双龙饰件为金代的玉制品，即为一件玉逍遥。据《金史》和《大金国志》的记载，玉逍遥是金朝女性高级贵族头巾上的饰物，当时的女性贵族是否可以使用龙纹的玉逍遥？或者金朝的男性贵族（包括王）是否会使用玉逍遥这种女性饰物？都只是一点推测，只能提出存疑罢了，也认为金代作者的观点至少在此处说不能自圆其说。且本卷的观点要自成体例，前后观点要一致，所以只能隐去“这件白玉双龙饰件可能为金朝境内制作的玉器”的结论，保留陈述的内容。

审读书稿的工作固然艰辛，但苦中有乐，苦中有甜。回想起来，收获不是突然降临的，点点滴滴地滋润着那段一个人埋头审读的时光。时间都去哪儿了，虽未新增双鬓白发，但只有身为当事人的我最是清楚。

协调工作要称职

在协调工作唱配角，又不能忽视的情况下，我风风火火的工作是这样展开的：前后迎来国家基金办和省新闻出版处的两次检查，填报省级重大项目储存入库的申请，申请市级文化产业创意基金，做《中国玉器通史》印前审定会议的准备……

印象犹为深刻的是印前审定会的举行。社里邀请套书各卷的作者来深圳对套书的细节问题做最后的确认工作，解决下印厂之前的一些具体问题。对外，要一一确定与会名单，又做了订票、订房的工作；对内，要起草报告，申请经费，拟发言稿，制定会议日程和会议议程等。当然要以本部门的同事为中心组成员，协调大家做接送作者、订餐、安排住宿、会议细节等工作。一番协调之后，我具体做的是蹲守在酒店大堂的二阶段迎接工作。那天，适逢华东地区航空大面积管制，作者们登机的时间一拖再拖，最后蹲守到晚上10点多，才迎到最后一批到达的作者，把他们安顿好再回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第二天上午和下午，我们在社里的会议室会面，又就样书的具体细节做了一一说明和补充，为提升图书的质量再做一次把关。

9月，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如约完成了《中国玉器通史》，这是我们今年一起攻下的重要堡垒。如果要在心里刻一方石碑，上面记载着我在出版社这几年发生的大事，这套书必然是上面醒目的一个条目。并深知，这次演练对我未来工作的重大意义，也明白未来要走的这条编辑之路仍会风雨交加，喜忧参半，而我也要用“无怨无悔”这四个字来坚定我的决心和恒心，接好前辈们传递来的薪火，助出版行业前行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