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做出版，我对书籍装帧有些过度追求。从“海豚书馆”起步，此后的“海豚文存”、“独立文丛”等，都采取精装设计。尤其是目前陆续推出的个人文集，更是在装帧上下了很多功夫。有人说，我是受到数字化阅读的刺激，希望在纸书的形式上有所突破，使纸书的文化功能更丰富一些，不但用于阅读，还有欣赏、珍藏、装饰等文化价值显现出来。也有人说，我是重返出版一线后，见到书业日渐成熟，形成让人无从下手的局面，所以才在图书装帧上动脑筋，以求自己的产品，能够在书海中跳出来。

上述观点都有道理，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外人没有猜到。其实做出版，我一直是追寻王云五、沈昌文的风格。王云五做书，我总结三点，一是好，内容好；二是多，品种多；三是简，装帧材料能减就减。在这里，我们重点说“简”。最出名的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创造的所谓“战时版式”，正常的书，一页排六百多字，他却排一千多字，天头地脚尽量占满。至于装帧材料，实在粗陋不堪，有些书甚至没有封面，难怪今天还有人说，王云五将中国图书的品貌，引领到最低点，至今影响不绝！对此，我们可以从当年出版的“万有文库”等书籍中，得到印证。但是，王云五却用这样的理念与实践，使商务印书馆一度占领了中国大半个市场。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眼下海豚出版社的书，为何追求起“富丽堂皇”来了呢？实言相告，近些年来，我是受到两件事情的刺激，才鼓足勇气，向眼下中国书装与材料的现状发起了挑战。

一件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尤其是董桥的书，让他们的总编辑林道群做得如此美丽，使内地书装与之比较，无不黯然失色。二〇一一年海豚出版《董桥七十》，我就请林先生亲自设计，接着又设计了许多董桥的作品，虽然加大了印装与材料成本，却迎来市场的惊呼与赞誉。由此引发，我的作者经常会说：“我的书也要像董桥那样的装帧。”我们的读者也会建议：“海豚图书走牛津的路线吧，真让人喜欢。”所以我近几年被牛津风度绑架，陆续推出的单本“致敬类图书”，正是沿着这一路径走来的，不走都不行。

再一件是去年读到复旦大学出版社新书《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其中反复谈到“书籍史”的概念，而且开列许多关于书的书目。即使我这个老出版，其中绝大部分图书，不用说读过，连听都没听过。我们知道，中国在百年以前，还在出版线装书，那是我们的传统；而现在的图书形式是西方的传统，我们拿来使用，由竖排版改为横排版，由线装改为精装与平装，除了工艺上、成本上的进步，其中包含的许多文化意义，我们吸纳来多少呢？比如毛边书即为一例。但还有更多的内容，我们知之甚少。像一部好书出版的程序，一定是先出版精装本，过一段时间再推出平装本；书籍的开本也有讲究，重要的著作，要先出版对开、四开大开本的精装书，正如十八世纪卡姆斯勋爵出版《人类历史纲要》时所说，如果初版不是用四开本，他认为是受到侮辱。休谟《随笔和论文集》初版时，不但要用四开本，而且要用一种摩洛哥山羊皮制作封面（通常的颜色为红、绿、蓝或黑色）。这样一些理念，我们应该适当地吸收过来，融汇到我们的书籍文化之中。

我上周从九十四岁高龄的大翻译家许渊冲先生那里，签下他刚刚译好的《莎士比亚悲剧集》。受上述思绪影响，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制作这样一个难得的选题。请教读者：我该怎么做呢？

(本文原载于：深圳商报2014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