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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新闻出版报记者孙海悦对我做的访谈,谈的是自己如何走上编辑道路。
李昕 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对、编辑、理论编辑组组长、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1996年后担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和总编辑。2005年回京后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任副总编辑、副总经理,2010年任总编辑。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到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再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李昕一辈子没有脱离编辑岗位。他说:“如果我编的书能够起到普及知识、传播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这是令我特别满足的事情。”
1982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时,身为班长和党员的李昕成绩优异,有很多种职业选择的机会。他没有留校任教或做公务员,而是“主动选择做出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
“做编辑最重要的不是学问,也不是才华,而是眼光。”大学毕业前,出于对自身才、学、识的评估,李昕认为,在才和学方面并不突出的自己,最大的优势在于“识”,也就是看问题比较有眼光、会判断,因而他觉得做编辑适合个人发展,并把做编辑当作自己一生的发展方向。这一做,就是32年。
当年,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年轻人要先做校对。做校对10个月后,李昕被分配到人事处,原来社里有意培养他做政工干部。在向人事处长表明自己做编辑的态度无果后,李昕有一天在食堂坐到时任总编辑屠岸的饭桌旁,坚定地表明了自己“这辈子就想当编辑”的决心,希望社里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哪怕是两三年的时间。“一言为定!”领导开明地放手一试,成就了今天的“editorli”(“李编辑”,李昕电子邮箱的用户名)。
“做编辑一定要守住一条:勤查资料、勤查字典,书稿不要出硬伤。”武汉大学中文系老教授陆耀东的一番话让李昕“一记记了一辈子”,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他的编辑观。
一次开会时,李昕以自己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举例说,自己在资料室找到了当时市面上已有的四五种现代文学史版本,“厚厚一大摞”,并把他们的优劣和特点进行比较。这得到了屠岸的肯定:“这种做法是对路的,做编辑就要这么做。”一年后,李昕就成了理论组组长,3年后成了编辑部副主任。
工作的第3年,李昕编辑了王蒙的文学评论集《创作是一种燃烧》。由于书稿内容大多是讲演和谈话,李昕对其中口语化的部分作了技术性处理。他把改好的稿子送到王蒙家,两人谈话间王蒙挑出了一处关于“的、地、得”的使用错误,令李昕一下“弄了个大红脸”。本来对书稿编辑质量很有信心的他发觉,只要一不小心就可能出错。此后,李昕对细节格外重视。
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副社长退休,社领导有意让当时任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的李昕接任,主管发行和经营。但是,李昕拒绝了这一安排,仍然选择继续做编辑。
曾经有很多人问李昕:如何做一个好编辑?对此,李昕的答案是:应该把编辑作为一种人生理想,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他认为,做编辑要付出很多代价,选择编辑就意味着放弃了很多其他可能成功的机会,“这是需要权衡的”。
做编辑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李昕认为,年轻人做职业选择,通常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能不能使你学到东西;第二,是否符合你的兴趣;第三,能否发挥你的创造性;第四,能否使你有成就感。“编辑是终生学习的职业。”李昕表示,通过做编辑,可以及时学到专业知识、掌握多种技能。“年轻人要迅速成长、成才,能有这样丰富自己、全面锻炼自己的岗位是不可多得的。”在他看来,编辑每天可以读自己喜欢的书,编辑工作能给爱书人带来很多乐趣,它非常富有创造性,每个选题策划都有编辑的创造性成果体现其中。“恐怕没有什么职业比编辑更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更容易实现自我价值了。”
数字时代,我们还需要编辑吗?在李昕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编辑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数字出版也要和传统出版一样,经过严格的编辑、加工和规范,包含编辑、设计和制作过程中的创意。社会对编辑人才的需求不但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加。“正因为如此,青年人把做编辑作为一生的事业来选择,应该不会后悔。”李昕如是说。(孙海悦)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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