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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11日 来源:中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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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新闻出版行业面临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传统行业如何应对新媒体的冲击。对于一个智力密集型产业来说,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人才问题,即:有没有适应新媒体技术发展的新型传媒人才?作为传媒人力资源结构中的核心类型,新型编辑人才近年来格外受到重视。这一情况反映在编辑出版教育,则是业界对传统编辑出版人才教育的颇多微词[1]。现有的专业教育尚不能很好地满足行业发展的要求。成熟的行业应该有相应成熟的专业教育体系。在传媒市场多样化、技术加速更新、行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社会文化产品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仅仅凭借零星的培训或个人努力是无法满足需求的。新型传媒业需要新型编辑教育。这种教育可以由专业教育机构进行,也可以是自我教育;可以是岗位教育,也可以是集中脱产培训。在种种教育方式中,专业化程度最高的无疑是专门教育机构的专业教育。
无论是何种养成方式,理想的编辑人才培养模式都必然指向一个“理想的编辑”。而这一“理想的编辑”则源于用人者、培养者的想象。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个人,对于“理想编辑”的要求不尽相同。但是,通过对编辑基本概念的简单分析,可明确编辑之所以为编辑的标准。按照戴文葆先生的表述,编辑是“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者”[2]。从这里可以看出,编辑应该掌握“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也就是说,要精通传播技术。编辑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虽则需要对这些工作对象有足够的认识、分析能力,但是工作过程离不开传播技术,把这些信息产品展示于社会公众,也就是要利用传播技术,使之广为传播。而且,按照新的传播理念,传播的精确程度、丰富程度、广泛程度、及时程度等,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平。简言之,理想的编辑,应该是精通信息技术、能够有效掌握信息内容的人才。
下面,本文将根据技术手段与信息内容的关系,把编辑培养划分为四种模式;与此同时,由于数字媒介技术使得媒介融合成为可能,而受众(用户)市场又处于不断细分的态势,所以在这一对关系中审视编辑人才培养,也非常必要。
一、传播技术与信息内容的维度
以技术手段与信息内容为坐标轴,可以把编辑人才培养划分为如下几种主要模式。
相比较而言,图1中A区重信息内容而轻技术手段,是传统的编辑人才培养模式。它是基于传统印刷媒介技术的一种专业教育模式,编辑培养主要面向传统的书、报、刊等媒体。由于印刷媒介技术发展成熟、稳定,且技术手段的专业性很强,所以在印刷媒介机构内部,内容编辑、技术编辑以及排版印刷环节总是被相对严格地区分开来,形成不同的若干工种。这样一来,编辑的培养基本上以信息内容为主,而不必过问技术环节,充其量只作简单了解即可。开展此类编辑人才教育的,往往是文史类院校。有学者就指出:“我国早期的编辑出版专业大多是设在中文系下面,用培养文稿编辑的标准培养学生。”[3]从有关研究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律,如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相关专业设置[4]。传统出版机构的在职编辑培训,也注重信息内容而非技术手段,如有的出版社推行的社内社外结合的“双导师”培养新编辑模式,强调社内导师教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工作流程、书稿加工的规范标准、职业道德和业务素养,等等;社外导师主要帮助新编辑了解教育思想和教学改革的动态,了解图书内容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的情况,等等[5]。
图1中D区所代表的模式,侧重技术手段而轻信息内容,对应的是采用了新传播技术的媒体。这是目前一些理工类院校相关专业的培养模式。学员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优势技能,而文字编辑、信息传播所涉及的特定专业的信息内容方面的课程相对少一些。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偏重这一类型,相关课程如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编程技术、摄影与摄像技术等,都体现出这一特征。北京印刷学院、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原上海新闻出版高等专科学校)也是技术优势明显、强调技术能力培养的院校。上海理工大学相关专业的课程资源中包含了不少技术类型的课程,如数据库技术与应用、数字出版实务、网络编辑实务、视频编辑处理与后期合成、电子期刊制作、多媒体出版物编辑、计算机辅助编辑,等等。
图1中B、C区比较特殊。C为业余非专业自我养成模式,在技术手段、信息内容方面的专业性都不够。编辑往往是无师自通的爱好者,而在某一内容领域有特长。而另外一端B区,则为目前业界以及专业教育界普遍看好的理想模式。也就是说,培养兼具技术能力和信息内容处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然而,这种理想模式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学制、师资、课时的制约,具体到某一个院系,教学只能侧重某些方面。只不过教育界仍在朝着理想的方向努力。例如,有研究者就提出这样的培养模式:以教授学生文本解析与文本建构为龙头,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品质和传媒经营能力为重点;以强化培养学生电子出版物操作技能为一翼,在校期间,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计算机编辑技术、多媒体和新媒体应用技术,以及平面媒体电子排版、三维动画创意技术;以强化学生现代出版业经营与管理能力培养为另一翼,在校期间,要求学生具备策划图书选题的能力、市场营销的能力、对书业前景的预测能力等。三者以文本解析与文本建构为龙头,两翼技能并驾齐驱,综合发展,共同培养学生在数字传媒时代应具有的能力和知识。与此相关的课程教学计划的匹配也是文、理、艺相互融合的2+2通识教育模式[6]。
媒介的发展,技术因素非常关键,一种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往往意味着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但又不必全面接受“技术决定论”。协调好编辑专业教育中技术发展与信息内容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拓展思路,确立更为合理的教育模式。理想的模式,是各方普遍认同的一种模式,但是要成为统一的模式,还缺乏现实条件。这是因为:媒体工作的不同岗位,对编辑能力的要求各有不同;不同的院校,根据自身客观条件,更应发展不同的编辑教育,培养不同的编辑人才,对应不同的媒介岗位需求;甚至同一个教育机构,也可根据培养对象的具体情况,培养出个性不同的编辑人才。
二、媒介融合与受众(用户)细分的维度
前述编辑定义中,既有“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的表述,又包含了“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的内容。如今,以数字媒体技术为代表的新的“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已经促成了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不同的传播符号系统可以通过数字化渠道同时采集、制作并一同展现于用户端,印刷传播业、电子与网络出版业、广播电视业、音像制品业等各个传媒行业领域不再壁垒森严,不同的传媒机构也通过合作、并购等方式建立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新型格局。与这种“融合”趋势同时发展的,是由社会文化发展所推动的受众(用户)市场的不断细分,需求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以媒介融合程度及受众(用户)细分程度为坐标轴,把编辑人才的培养模式划分为如下几种:
图2中的A模式,以受众(用户)市场细分为指向,强调编辑的专门性,对应的是专业性强的媒体,相应的也就对应了特定的一部分受众(用户)的特定需求,要求的编辑人才应具有很强的某一特定专业的素养。形成此类专门化编辑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是一些专业性强的院校。例如:某些外语类院校重视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新闻编辑专业的学生有很强的外语能力;一些理学氛围浓厚的院系,依托学校理学综合实力,培养科技新闻编辑人才或科技专业刊物编辑人才;一些师范院校的编辑专业,侧重于儿童书刊编辑的培养;等等。
图2中另一端的D模式,则强调编辑学识广博,具备多种基本技术能力,对不同的内容领域、不同的媒介类型都有一定的了解。这样的编辑对应的是面对大众市场的大众消费类媒体,擅长不同媒介领域的相互交融。桂晓风同志曾明确指出:“当今编辑工作早已远远越出图书出版范围,正在报刊、广播、音像、电子出版乃至影视、戏剧、展览、网络传播、移动终端等更多领域越来越广泛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立足大出版、着眼大编辑,是整合和提升当代编辑工作的必然途径。”[7]应该说,“大编辑”概念的提出,与媒介融合的大趋势是一致的。媒介技术因数字技术发展而融合,媒介内容也往往紧密交融。“大编辑”的理念,必然影响具体的编辑业务发展以及编辑人才教育模式的转变。培养专才的同时,为新闻出版业界提供知识广博,既了解多种专业内容领域,又熟知不同媒介技术、不同业务环节的通才,也越来越得到专业教育界的重视。但是,这一通才培养模式对学员综合素质要求很高,也非常依赖培养单位的综合学科优势。如果不具备这些优势,那么所谓“通才”也就容易流于“万金油”,什么都懂一些,但都不精通。在一些特定的编辑活动中,仍旧需要单项专才型编辑,例如一些专业性要求高的学术出版物、行业网站等。如果说通才培养是趋势,也是在当前我国传媒缺乏复合型人才的现实背景下,才具有突出的意义。
目前,少数重点研究型大学的编辑人才培养,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强调复合型编辑人才的培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即立足于传播学学科体系,强化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悉有关编辑出版方面的政策法规,能在书刊、音像、电子出版等媒体、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策划、管理以及科研和教学等工作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总共140学分里,全校公共必修课程32学分,社科大类平台课程16学分(其中非本院系课程不低于8学分),全院必修及选修课程超过44学分(课程覆盖了各主要传媒类型),另有本科素质教育通选课程12学分,而本专业必修课仅为28学分。这样的学分构成,比较充分地体现出了广博、复合的特点[8]。该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也自觉地遵循了与大编辑理念相一致的“大出版”学科发展思路[9]。但是更多院校的编辑专业,只能有所侧重。而且,由于举办这一专业的班底往往以文史哲专业为主,所以编辑人才培养也更多地朝向了文学编辑、文字编辑。这也是一些专门型强的编辑岗位更多地吸收了其他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原因。此外,从人才需求来看,由于媒体类型的差异、岗位要求的差异,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要求复合型编辑人才。编辑活动分布于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期刊、图书等多个行业,因行业规范、体制不同,也会造成编辑教育反差强烈。不同的教育模式无法定于一统。所以,这里就产生了关于广博通才型编辑人才教育的诸多问题:打破行业界限,还是立足行业?如何更好地解决信息内容提供的专门性问题?如何更好地处理教育对象的差异问题和教育资源的差异问题?
目前可行的办法是广博通才模式、专门化模式都应进一步发展。“大编辑”理念下的全能人才培养模式要有边界,在开疆拓土的同时更要守土以保持特长。否则一个职业编辑无优势可言,一个编辑专业教育机构无优势可言。专门化编辑教育模式要有扩展,在坚守阵地的同时也要兼容并包,寻求增量,否则一个职业编辑将缺乏发展空间,尤其是不能适应管理协调的工作岗位,而一个编辑专业教育机构也将很难应对多变的实践发展。此外,广博通才型模式适合培养经营管理型人才,适合领域宽泛的综合性媒介集团。专门化模式适合培养业务型、学术型、执行力强的人员,适合定位细化的较小型专业媒体,等等。不同模式的编辑专业教育已经初步形成。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结合现实发展的模式,才有可能性,也才具有生命力。
图2中的B是理想状态,但这一模式在现实中是无法形成的,因为专与博、深与广是难以调和的矛盾体。具体的专业教育机构及学员只能以此标准为参照,专才可适当拓展能力,通才可以适当在某一具体领域强化、深化。但是,与B相对的C模式,则普遍存在。非专业媒体的业余编辑,因为其编辑活动是非赢利性的,所以他们往往不会主动去做细分市场的研究,但是客观上,他们的以兴趣为取向的业余编辑活动却形成了一个个细分市场。他们往往不会自觉地朝着“全才”目标提高自己,但是由于他们主持的个性化媒体体现的是人的生活、工作、学习的立体图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全”的特征。很多个人网页,特别是人人网、Facebook的个人主页,都在全面、立体、多角度地自我展示。
三、非专业维度
图1和图2的C区,是一直以来被排除在专业教育之外的一种模式,是编辑人才自我养成模式。这种模式培养的编辑人才,基本上属于无师自通,而且编辑活动也基本上是非职业性的。目前,新媒介领域已经有大批此类编辑成长起来。非科班出身的编辑,如果供职于职业机构的话,经过培训都会不同程度地按照职业规范开展编辑活动。但是从事非职业编辑活动的非专业编辑,则完全是自己摸索开展编辑活动。博客、播客用户、个人网页用户、业余兴趣论坛的版主,都属于这种类型。随着新的互动传播技术的应用,崛起了一批特殊的新型编辑。他们数量巨大、身份多样、编辑活动的意图和方式也五花八门,但是又有一些共同特点:(1)非科班出身的教育背景;(2)非职业化的工作状态(往往是个人活动或小群体活动);(3)非赢利性的工作目的,等等。这种编辑自我养成模式带来的影响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结合更为紧密;编辑身份的大众化及其神秘感的消失、权威性的削弱;体制约束力的下降——因而存在创新潜力。与此对照,应对以往的编辑职业身份进一步地反思。传统的编辑职业定位锁定了人才养成模式,人们对编辑的职业身份往往有这样那样的刻板印象,而新型的业余编辑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首先,人们印象中的职业编辑往往以案头工作为主,而业余网络编辑往往是出色的活动家。虽然传统编辑也强调社会活动,但文字工作牵扯了很多精力。业余网络编辑的活动则更为多样化,他们往往是话题的发起者、讨论的组织者、规范的执行者、资料的汇集者、纠纷的协调者……相对而言,他们对文字内容加工不多。其次,职业编辑以文字编辑为主,而新媒体的非职业编辑则要面对多种符号形态。第三,职业编辑被看作文化传播者、大众启蒙者、精英把关人,而这种身份地位,却越来越受到“草根”观念的冲击,社会扁平化冲击了职业编辑的社会地位。第四,职业编辑往往被视为严肃的“意义”、“价值”的追求者,而作为网民的业余编辑则毫不掩饰对娱乐的热衷、个性的张扬。第五,职业编辑往往被看作精神产品的神秘幕后人、操纵者,但业余编辑则人人皆可担当,“编辑”的职业门槛已然降低。
然而,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需要专业媒体,自然也需要职业编辑。传统媒体从举办到发展壮大,有特定的规则。而新媒体的成长则差异巨大。大多数非专业媒体默默无闻,或者只能存在短短的一段时期,影响力微乎其微。但是也有少数非专业媒体能够成为行业翘楚。如图3所示,创新是他们共同的成长法则。“新媒体成长法则”往往可以使非专业新媒体发展成为专业媒体。在互联网发展史上,一些新的传媒形态、新的信息服务模式,最初都是业余爱好者“玩”出来的。只是在网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风险投资,才有越来越多的职业化团队发展赢利性的专业媒体。即便如此,大量存在的非专业媒体仍可作为整个传媒行业的后备军、生力军。他们数量巨大,较少受体制约束,总会有一些创新能力强的发展成为新的行业领导。这里面,技术创新起到关键作用,无论谷歌还是腾讯,无论是雅虎还是youtube,都验证了这一点。可以说,在教育领域,传统的一些编辑专业教育机构还在感叹与技术脱节的时候,非专业的新媒体用户早就积极地运用新媒体技术,甚至成长为准专业人士直至行业领袖。数字媒体人机界面友好,操作互动性强,使得非专业人士可以方便地掌握新媒体技术。
如图4所示,因数字技术的发展、互动媒体的勃兴,涌现出了大量非职业编辑。“职业编辑”,意味着更高的要求、更多更明确的责任,意味着对技术手段更为精熟的掌握以及对信息内容的高超处理水平。在新媒体时代,职业编辑与业余编辑之间的差距,并非鸿沟。通过必要的教育,非职业编辑可以成为职业编辑队伍的后备力量。专业媒体在慨叹优秀人才不足的同时,应该把眼光投向这个庞大的非职业群体。教育机构应总结、归纳非职业编辑的成长规律,使之成为培养职业编辑的重要参考。把握这些规律,进行大众传媒素养教育,将惠泽广大网络用户。在他们中间,很可能会有职业编辑成长起来。在他们中间,会有自主创业,将自己的非专业媒体发展成为行业先锋;也会有加入现有专业媒介机构的优秀人才,用他们鲜活的创造力推动行业发展。
编辑人才培养模式,绝不仅限于上述几种。而且,“多重关系”也绝不限于上述两种关系。编辑专业教育,还要考虑到行业需求与学科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做到既满足行业发展需要,同时尊重学科发展规律,以学科发展促进适度超前的编辑专业教育,从而主动引领(而不只是被动满足)行业发展。此外,培养模式的成熟稳定与动态发展的关系、本土优势与国际视野的关系、产业成长与社会责任的关系、编辑主体的个性与信息产品的公众性的关系等,都与编辑专业教育紧密相关。这些,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究。(作者杨鹏单位: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注释:
[1]范忆. 编辑出版教育的尴尬与出路. 出版广角,2006(12).
[2]戴文葆.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编辑词条.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36.
[3]许欢,肖东发. 关于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论争与调查分析. 中国出版,2004(10).
[4]张晓新,张彬. 中外高校编辑出版类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5]杨丹. 实行双导师制培养新编辑——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人才培养模式的新探索. 中国编辑,2008(1).
[6]南长森. 数字传媒语境下编辑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模式. 出版发行研究,2007(7).
[7]桂晓风.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 中国编辑,2008(3).
[8]北京大学教务处. 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手册,2009:666-670. http://dean.pku.edu.cn/jxbgs/jxbgs_main.htm.
[9]肖东发,李武. 基于“大出版”视角培养出版人才: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案例分析. 中国出版,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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